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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

科普小知识2022-03-01 20: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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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gèn)(1483~1541),明朝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生于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二十年十二月八日(1541年1月2日),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思想家王阳明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

中文名:王艮

民族:汉族

逝世日期:1541

出生日期:1483

生活朝代:明朝

主要成就:哲学家

1、人物简介

王艮(1483—1540)初名银,后改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明代哲学家。生于今东台市安丰镇,7岁就读乡塾,11岁因贫辍学,随父兄烧盐。19岁起,多次到山东经商,曾一度习医。后转而治学,成为泰州学派的创立者。

王在山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义。在10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认为“道”不是神秘的东西,“道”应解决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有衣穿有饭吃才是真理。38岁时去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对他甚为称许。在从学中,一度受王阳明主观主义“良知”学说影响,但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因而“时时不满其师说”。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嘉靖十八年(1539),57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次年冬,病重弥留时,他对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他希望泰州学派能延续下去。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2、人物生平

明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的一天,天气已经相当炎热,正是煮盐晒盐的最佳季节,在泰州安丰场的一个贫苦的盐丁家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王艮,父亲给他取名银,希望他能够发家致富,给贫寒的家里带来财运。

有必要在这里对盐丁作个交代。盐丁是对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者的统称,因为从海水中炼盐,往往要设亭立灶进行煎熬,盐丁又被称为灶丁、亭子或亭丁。盐丁的家庭叫作灶户或亭户,从唐代以来就有了,由*划定,在盐场设灶煮盐,有时也把一部分囚徒补充进来。这是一个地位低下、倍受歧视的阶层。盐丁从十五岁起至六十岁止,每年要向*交纳一定数额的盐课。盐丁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他们不但“拮手裸体,劳筋苦骨”,而且由于长年的烟熏火灼,许多人的眼睛都失明了。王艮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王艮

王艮七岁入私塾读书,学的是儒家典籍《大学章句》,因为家境贫寒,十一岁就辍学成了一个盐丁。四年的启蒙教育,对于一个童稚未脱的孩子来说,很难说能学到多少东西,就是记下了儒家经典中的只言片语,恐怕也难以消化得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似懂非懂的《大学章句》,不知不觉中在王艮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崇尚儒学的种子。转眼八年过去了,盐丁生活的艰辛、人身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特别向往*自在的生活。也许是父亲不忍心儿子重复自己的生活,十九岁那年,王艮奉父命外出经商。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心中埋藏已久的种子马上破土而发。王艮“以山东阙里所在,径趋山东”,“阙里”是春秋时孔子住地,在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经商之暇,王艮特地到孔庙拜谒。我们很难想象王艮初到孔庙时的那种激动和崇敬,不过,那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慨然豪叹,越过五百多年的茫茫时空,似乎仍然在耳边回响。王艮选择到山东经商,显然是为了续接八年前的那段儒学情缘,情感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

有人说王艮的经商活动,其实就是贩卖私盐。究竟是否如此,已经不再重要,也无从确证了。王艮的经商活动,大致持续了十年左右,由于他经营得法,家境也日益富裕起来。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王艮是一个有才智、有抱负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终身为陶朱公,而是要当新孔圣。“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那声豪叹,其实已经为他的一生定下了基调。正德二年(1507),二十五岁的王艮再次拜谒了孔庙,“奋然有任道之志”。在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后期,对孔子的尊崇是十分隆重的,面对孔庙那古柏参天的肃穆氛围与拜谒者的虔诚态度,都会令人对孔子千古不朽的盛名产生仰羡之情,就像当年刘邦与项羽见了秦始皇的赫赫威势那样,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效法之志。只不过作为一般人来说,这种想法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弭于无形。而王艮却没有,他认真起来了,回去后即“日咏《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人之志”。他完全靠着先天的颖慧,孜孜地四处求教,静静地体悟思考,从而慢慢地达到了哲人的境界。

王艮二十九岁时,做了一个非凡的梦,梦境中天坠落下来了,地上无数的人奔号求救,只见他王艮先生奋然上前,高举双臂,一手托着天穹,一手把乱了次序的日月星辰重新排列归位,众人在他面前欢歌起舞,纷纷拜谢,大梦醒来,王艮不免又惊又喜,大汗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感油然而生。他感到这个梦对他太重要了,于是极其慎重地记下了做梦的时间:“正德六年间,体仁三月半。”从这以后,我们已经看不到盐丁王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头戴五常冠,身穿深衣大带,手执笏板,“言尧之言,行尧之行”的当代奇人。真不知道穿着这身奇奇怪怪的行头走在泰州大街之上,会招来多少异样的目光,引起多少人窃窃私语,他们真的会相信这是一位得道高人吗?

也许说他“得道”确实还早,凭他现有的水平,让他去钻研《四书》、《五经》,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确实也难为他了。但王艮自有办法。没有老师,他就“逢人质义”,以路人为师;章句难解,他就闭门体悟,“信口谈解”。恰如一张白纸,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王艮知识素养的限制,正好使他免于自古以来陈词滥调的影响,他的每一点见解,都是打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清新而嘹亮,恰似一曲天籁之音。更可贵的是,王艮总是把“精思”与“躬行”结合起来。学了《孝经》,就力践孝道,替父亲外出服劳役;学了家礼,就撤去家中佛像,改祀四代祖先;学了《礼经》,就马上制作并戴上代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冠”,穿上仅袖口周长就有二尺四寸的又宽又大的“深衣”;立下了“以先觉为己任”的志向,就立即在家乡教授平民百姓,启迪“后知”。

这些平常人看来狂怪荒诞的行为,多少有点虚张声势,但王艮是认真的,你看他执著地向前走着,毫无作秀之嫌。

当王艮偏处泰州一隅,游走于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圣人梦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位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阳明先生,其学说已经风行江南,直到有一天有人听了他讲的《论语》首章以后,说他与阳明先生的观点十分相似,惊讶之余,他才决定去会一会这位与自己同姓的阳明先生。谁知这一会,竟然给他会来了一位“名师”,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3、人物思想

在思想禁锢、个性萎缩的时代,王艮的思想具有思想革新和个性解放的积极意义。

王艮说:“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鸢飞鱼跃,春分桃李,河川奔流,皆是自然。同样,人的生命欲望、生命冲动也是自然所赋予,人应该过一种合乎自然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就像自然界的春华秋实一样。王艮显然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而然的,并无善恶之先天规定性,与之相应,人的七情六欲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由此引起了他对“天理”、“人欲”问题的重新思考,他说: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天理”、“人欲”是宋明理学中最基本的观念。“天理”一般是指忠、孝、信、仁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总称;“人欲”一般是人的物质欲望和生理生活的需求,即所谓“饮食男女”之事。在宋明理学那里,“人欲”必须服从于“天理”,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就应无条件地“存理灭欲”。

王艮以“天理”为“天然自有之理”,实际上等于“认欲为理”,把人的物质欲望和生理需求看成是“天理”的一部分。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和“人欲”在王艮这里泯灭了界线,得到了统一,而干扰、破坏这种“天然自有之理”实现的因素则成了王艮心中真正的“人欲”。

王艮把“天然自有之理”称作“天理良知”。当王艮把自己的学说一以贯之到实践中的时候,便形成了在中国思想史上颇具独创性的“百姓日用之道”。

王艮“百姓日用之道”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分贵贱贤愚,而以“百姓”为本位,把是否合乎“百姓日用”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甚至作为检验是否“圣人之道”的尺度。在他看来,凡是合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思想学说,就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就是“异端”。


王艮

儒家传统思想总是把“圣人”和“百姓”区别开来、对立起来,进而把“圣人”及圣人之“道”加以神化。王艮不然,他的“百姓日用之道”则是力图填平圣、愚之间的鸿沟,把百姓日常生活提升到了“道”的精神层次,而把传统神圣化的“道”拉下神坛,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王艮提出的“即事是学、即事是道”时,强调了“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这种要求摆脱贫困,争取人身生存权利的观点,是王艮“百姓日用之道”及其社会理想的基本出发点。

他宣称,“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最大限度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在“淮南格物说”里,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既然身、天下、国、家同为“一物”,也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进而提出了“尊身立本”的思想。他以身为天下国家的“格式”,以身为本,以天下国家为末,家国天下跟着身走。他认为,个体是第一位的,没有个体,也就没有天下国家;个体之身不能修,天下国家也就不治,顺理成章地阐明了自己尊身立本的思想。王艮个人主义式的“尊身立本”思想的极致,是他提出了“明哲保身论”。据《王艮年谱注》载,他四十四岁时,“同志在宦途,或以谏死,或谪逐远方。先生以为,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生?”这一以个人生命为第一位的观点似乎和儒家杀身成仁的社会责任感背道而驰,但决不能对此作简单化的理解。王艮重自身,不能与自私划等号,也并不意味着对社会责任的放弃,他是主张通过爱人、敬人、不恶人、不慢人的途径,保全自己,在此基础上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去细细地品味和体会。

4、创始学派

泰州人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创始人王艮,明代哲学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安丰)人,人称王泰州。泰州学派的影响超过了王守仁后学的各个学派,门人上自师保公卿、下逮士庶樵陶农吏,成为晚明显学。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5、人物著作

《鳅鳝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孝悌箴》以及《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格物要旨》、《勉人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名篇。

6、人物小传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1400)成为进士。廷试对策名列第一。因他相貌丑陋,而改为胡靖第一,胡靖即胡广,王艮第二,李贯第三。三人都是同乡,一同被授为修撰,朝廷并按照洪武年中成例,设文史馆让他们居住。王艮参与编修《太祖实录》及《类要》、《时政记》等书。由此许多重要著作均由他来负责整理。此外王艮还多次上书谈论时务。


王艮

燕兵逼近京城,王艮与妻子诀别时说“:食人之禄,为人而死,我不能再活下去了。”解缙、吴溥与王艮、胡靖相邻而居。京城失陷前一晚,他们都聚集在吴溥屋内。解缙陈说大义,胡靖也奋激慷慨,唯独王艮流泪不语。三人离去后,吴溥之子吴与弼年纪尚幼,他叹道:“胡叔叔能死节,是大好事。”吴溥却说:“不对,只有王叔叔会死。”语音未落,只听胡靖隔墙在喊:“外面吵闹得很,要小心看着小猪。”吴溥回头对吴与弼说道“:一只猪都舍不得,怎么舍得去死呢?”片刻之后,王艮在屋内哭泣,然后喝毒酒而死。解缙则驱马前去拜谒,成祖十分高兴。第二天,解缙推荐胡靖,胡靖应诏而至,叩头谢恩。李贯也迎附成祖。后来成祖拿出建文帝时分封群臣之事千余件,命解缙等编阅。涉及兵、农、钱、谷之事的留下,而言语冒犯者及其他一切都加以焚毁。成祖趁机从容问李贯、解缙等说:“你们应该都曾为此受封过吧?”众人未答,只有李贯叩首说道:“臣确实未曾有过。”成祖说“:你认为没有就是好吗?拿其食禄,担负其事,当国家危急之时,作为近臣却毫无建议可以吗?朕特别讨厌那些引诱建文帝破坏祖法,扰乱国政的人。”后来李贯升为中允,被牵连获罪,死于狱中。临死时叹道:“我愧对王敬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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