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

王龙溪，字汝中，名畿，号龙溪，（1498年－1583年），明朝哲学家。浙*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是明朝中晚期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对阳明学有重要发展，并深远影响日本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其进一步吸纳了道家、佛家的思想方法与成果。

中文名称：王畿

性别：男

所属年代：明

字号：汝中

出生时间：1498

去世时间：1583

出生地：山阴（今浙江绍兴）

1、人物简介

王畿（jī，1498年—1583年），中国明代思想家，字汝中，号龙溪，学者称龙溪先生，浙*阴（今绍兴）人。师事王守仁，为王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明阳明学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龙溪全集》二十卷。年轻时豪迈不羁。

嘉靖二年（1523年），因试礼部进士不第，返乡受业于王守仁。

王畿集

嘉靖五年（1526年），中会试后，不求仕进，回乡与钱德洪共同协助王守仁指导后学。

嘉靖八年（1529年），赴京殿试，途中闻王守仁卒，奔广信料理丧事，服心丧三年。

嘉靖十一年（1532年），中进士，任南京职方主事，后升任南京武选郎中。不久因其学术思想为当时首辅夏言所不容而被黜。此后他往来各地讲学，在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等地均有讲舍，历时40余年，潜心传播王学，为王学主要传人之一。

所到之处，听者云集，年过80仍周游不倦。认为良知是当下现成，不假功夫修正。知识与良知有别，知识不是良知，但在良知的作用下可以变为良知。其思想以“四无”为核心，修正王守仁的四句教。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主张从先天心体上立根，自称这是先天之学。认为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不为旦昼梏亡，便是致知，而不注重“致良知”的功夫；强调*自在的处世态度。黄宗羲认为其学说近于释老，使王守仁之学渐失其传。其著述和谈话，后人收辑为《王龙溪先生全集》22卷。

2、人物生平

王畿早年家贫，年轻的时候为了谋生，他在码头做挑夫，经常天不亮就到码头挑鱼，有时也挑粪。王畿挑完粪之后，就把藏在粪桶下的书拿出来读，有时挑完鱼也是如此，读起书来如痴如醉。有一天天还没亮，王畿就起床到码头挑鱼，快到码头时，王畿看到还没有事干，于是就在如今蚶江镇东垵村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这时东垵村有很多人看到远处一团红光，走近一看原来是正在酣睡中的王畿。其中一位老人认为王畿非等闲之辈，日后肯定会飞黄腾达，于是有心将女儿许配给王畿。

婚后，经济有所改善，王畿就去赶考，果然中了解元。当报喜的人来到王畿家时，王畿的夫人还在舂米，听到报喜的人员报完喜后，王畿的夫人仍不紧不慢地说：“中举人，中举人，我也要把小米打完。”（因为不舂完米，午饭就没有着落。）王夫人说的这句话此后在塘头村广为流传，成了一句十分流行的俗语。

王畿后来又中了进士，历任教授、国子监博士，学名远扬，问业者众，讲筵满座。王畿在做浙江督学期间，曾经提携了一位学生施邦耀（一作邦曜）。有史料记载：“初视浙学时，拔邦曜第一。邦曜贫不能婚，畿为备聘，拜雁于官署。是秋邦曜遂登弟，以申甲殉节，为一代完人。朝野服其藻鉴。”施邦耀因为家贫拿不出结婚用的聘礼，于是民间有了“王畿巧助施邦耀”的传说。

王畿故居

王畿到任不久，杭州城有个退职回乡的李阁老来拜访。原来，李阁老早前把他的千金小姐许配给同朝为官的施大人的公子施邦耀。如今施大人已去世，施邦耀遭了火灾，穷得连家也没有。李阁老要悔亲退婚，特地求知府大人王畿帮帮忙，还送来五十两银子，要让王大人“买茶”。

王畿收下五十两银子，也收下了李阁老的状词。第二天，他召见了施邦耀，一经交谈，见施邦耀不但少年英俊，而且谈吐文雅，举止稳重，满肚子的学问。王畿问他：“李阁老要退亲，你意见如何？”施邦耀说：“我家贫如洗，实在不敢委屈李小姐。李小姐如要退婚，我自然悉听尊便。但李阁老嫌贫爱富，实令人气愤。”听了施邦耀的话，王畿对他十分敬重。

当天下午，王畿又去拜访李阁老。他趁李小姐来敬茶时，问她是不是愿意退亲。李小姐含羞地说：“自古女子从一而终，岂可轻易退亲。再说，李公子勤奋好学，自有出头日子。”听了李小姐的话，王畿心中有了主意。

隔天，王畿升堂审判退婚案。王畿将李阁老送他的五十两银子转赠施邦耀，限令其勤奋攻读，三年后赴试，如能高中，才准完婚，否则，听任李家退婚。

这个判断，明显袒护了施邦耀，但也没有得罪李阁老。

施邦耀知道知府大人有意帮助他，有了五十两银子，吃穿不愁了。他发奋刻苦攻读，三年后，果然高中状元，同李小姐完婚。

明朝末年，已经是右副都御史的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表达了深深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他解带自缢，幸被家人救下，苏醒后又服砒霜而死，为明末殉节名臣。扶掖施邦耀成为王畿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件事，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3、人物思想

他认为，“良知”原是当下现成，先天自足的本体，它不须学习思虑，亦无须修正损益，便自然可以得到。他说：“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任此一点虚明，不为旦书梏亡，便是致知。”（《王龙溪语录·龙华会记》）

他认为“致良知”是未悟者的事，对于已悟者来说，根本不须致良知。由此，他在治学与修养方法上，主张一任自然，反对戒慎恐惧，认为“君子之学，贵于自然”（《心泉说》）。

王畿故居

“大学当以自然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谨恐惧，未尝致纤毫之力，有所恐惧便不得其正”（《答季彭山龙镜书》）。

王畿认为警惕、慎独、恐惧等不仅无益于学问与修养，反而会妨碍真性流行，其结果“不惟辜负自然，亦辜负乾坤”（同上）。他还从这种“贵于自然”的自然主义进一步走向了“随其所为”的放任主义，主张保持人心活泼之体，反对任何约束。他说：“人心虚明，湛然其体，原是活泼，岂容执得定。惟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他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华阳会语》）

由于坚持这种“资于自然”的自然主义与“随其所为”的放任主义，与当时的官方思想——程朱理学相冲突，因而王畿思想为当时所不容，遭到了世人及官方的非议。他还用禅宗思想去理解王守仁的良知说，把良知说建立在虚无空幻的基础上，认为“心”是虚静的本体：“静者，心之本体。”（《答关中淮》）

“人心要虚，惟虚集道，常使胸中豁豁，无些子积滞，方是学。”（《水西会语》）

他进而认为，“良知”本体不仅虚静，而且还是无动无静、空幻不真的，“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如空中鸟迹，水中月影，若有若无,若沉若浮”（《留都会记》）。

从这种以虚无空幻为本的良知说出发，王畿不赞成“王门四句教”，认为那“纯系权法，未可执定”（《王龙溪先生全集·天泉证道纪》）。

针对王守仁的四句教，他提出了“四无”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同上）。为此他认为在心意知物四者中，“心”是根本，因此主张学问要在心体上立根，并认为这是先天之学；而诚意功夫在动意后用功，则是后天之学。要在心体上立根，就必须“以无念为宗”（《趋庭漫语付应斌》），即要使自己处于“无念”的状态中；若一落功夫，便会妨碍对心之本体的体悟，从而与禅宗慧能的“以无念为宗”的思想如出一辙。

对此，王畿不仅毫不讳言，而且认为儒学与佛学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即儒超过了佛；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吾儒之学与禅学、俗学，只在过与不及之间。”（《自讼》）对此，黄宗羲批评说：王畿所谓“一着功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近于禅；“茫无把柄，以心息相依为权法”是近于老，致使王守仁之学渐失其传（《明儒学案》卷十二）。

此外，王畿还强调知识与良知的区别，认为如果变“知识”为“良知”，则“知识”是“良知”的作用；如认“知识”为“良知”，则“知识”有害于“良知”。为王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著有《龙溪全集》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