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的局面。1997年，一些外国学者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Bonus）概念，次年开始，它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现状》中正式使用，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1、基本概念
人口红利
一国人口结构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在第一阶段已过去而第三阶段尚未来临时，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红利”。
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几十年到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人口红利”并不明显。而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也迅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
2、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动机”。然而目前，这台“发动机”已然陷入瓶颈——2015年我国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37亿降至9.11亿人，这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4年绝对值下降。
3、相关理论
人口红利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Bloom)提出，在其2002年的专著《人口红利》(TheDemographicDividend)一书中，他在封面的位置提出这一理论是“对经济影响和人口变化的新视角”。
他在书中指出，关于人口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问题一直在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间引发争论，大部分的争论者因过多地注意了人口规模和增长率，而忽视了年龄结构这一重要因素。他认为，支持人口红利的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
最早将人口红利理论引进中国并一直力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将人口红利定义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以此概念为基础，他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并提出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国家应提早做政策和制度准备。
在引进这一理论的同时，蔡昉也一直强调与布鲁姆相同的观点：应重视人口结构。这一结构基本按照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儿童比例和老年人比例来解释。“我们现在用人口红利的含义是有足够的劳动力供给、有较高的储蓄率”。
不过，由这一概念和定位思路出发的研究以及相关结论，并不为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官员所认同。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人口红利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过分夸大其作用，会对不懂理论研究的人造成一种方向性的误导。提出人口红利的目的只是为重视这一机会窗口因素，但是没有它，中国的经济依然要增长，劳动力供给依然会很充分。
不过，纵观中国目前的争论，似乎并没有跳出布鲁姆书中所描述的几种争论范畴：悲观主义者——人口增长会阻滞经济增长；乐观主义者——人口增长会促进经济增长；中立主义者——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无明显影响。
围绕人口红利，在基本认同这一提法的前提下，专家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第一次人口红利窗口何时关闭；第二次人口期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何时到来；与人口红利相比，是否更应该重视人口负债。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由于人口负债的存在，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只能作为特定阶段内的一个机会窗口，它随时会关闭。
布鲁姆认为，人口结构变迁由死亡率的下降和生育率的下降两种因素共同促就，但是它们的发生并不同步，“生育率在死亡率下降一段时期后才开始下降”。而当所有年龄阶段的人口死亡率都下降时，人口平均寿命提高。此后，会因为儿童抚养比重的降低，导致养老问题加重，总的劳动人口比例发生变化，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养老和老年保健等问题严重，并且经济增长会随之放缓。
他所描述的这种问题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看来，就是人口负债的一种表现。
“中国正在迅速地走向老龄化。”夏威夷大学人口红利专家安德鲁·梅森(AndrewMaso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也同时出现在国内诸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口中，这就意味着人口负债是必然正在发生和将会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姜全保认为，人口负债和人口红利只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有了人口红利，就有了人口负债。”中国会在2020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期。
姜全保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的明确反对者。他认为，中国第一次红利期都没有把握好，针对第二次人口红利所提出来的制度安排等等根本不现实。
他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农村，而农村的老年人，包括大批农民工的养老，很快就会击破“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至于“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现在的问题是大批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找不到工作，这不是教育水平的问题了。
“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本是我们应该在建国之后进行的事情，或者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的事情，我们已经错过了把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不赞同有第二次人口红利。”姜全保表示。
陈友华在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一文中认为，无论是人口负债还是人口红利，都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变化不同步，人口年龄结构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是支付上出现错位的结果。
他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一生都会经历少儿期、成年期与老年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将大部分属于消费人口、消费和生产人口、消费人口。“今天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以往对人口投资(生育率超出更替水平的那一部分)的一种回报，也意味着现代人对未来的一种预支或透支。”
正是由于人口负债的存在和人口红利的短暂性，针对去年以来中国沿海城市所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问题，蔡昉指出这是现有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由此，他提出应通过制度安排来开掘和把握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观点。（文章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
4、计算方法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并不一定就有所谓人口红利。实现人口红利，一个简单条件就是这些新增劳动力必须能够就业、创造财富，否则，无所谓红利可谈。因此，在计算人口红利时，一定要把不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条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剔除出去。
人口红利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5、两会热议
2016年两会上，人口红利及城镇化成为热议主题之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经济增速的影响有多大？*提出把教育年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对我国的劳动力群体有何意义？
“人口红利时间”还有多久？
2016年两会期间，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表示，“二孩”政策放开后，中国人口会有适当增长，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差不多了”。
实际上，关于人口红利的时剩余间学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红利还能延续到2030年以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2030年之前，人口红利就将消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雷晓燕首先从学理上对人口红利的概念做了梳理。“狭义的人口红利就是只看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这样一个比例。从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人口红利确实是所剩不多，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更宽地去理解人口红利。”雷晓燕说，“人口红利不仅要考虑人口的数量，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数量，还要看劳动年龄的人口质量如何。”
雷晓燕坦言，过去我们的劳动人口的质量不高，属于比较低端的劳动力。另外，原来既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就业。
关于我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雷晓燕持相对乐观态度，“我觉得人口红利如果措施得当的话，还是可以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
雷晓燕同时还提出了“升级版”新人口红利的途径，“未来我们要提高劳动力质量，即单位劳动人口创造更高的价值。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的速度。如果劳动的参与率提高了，也会延长人口红利的时间。”
提高教育年限打造高素质劳动力
雷晓燕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用教育红利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此前已经在学界达到共识。
本次两会上，*总理在做*工作报告时首次单独提出未来五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目标。纲要草案提出，今后五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2年提高到10.8年。
雷晓燕为这样的目标啧啧赞叹，“劳动人口的素质对未来的经济、人口红利的进一步发挥是非常重要的。”
雷晓燕表示，*提出把教育年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意味着对人才教育和对人力资本的改善，将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雷晓燕特别强调需要注意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职业教育的培养。
“不能仅仅盯着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还应该看到在我国城乡之间教育年限的不平衡。我国城乡的教育差异巨大，部分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常低，甚至未达到义务教育的水平。”雷晓燕坦言，“如今农村户口的人口占比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要把整体教育年限提高，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年限。”
在职业教育问题上，雷晓燕认为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专门人才，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教育程度都较低，基本没有经过职业教育的培训。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里一部分年轻群体没有基本专项技能。如果能够在职业教育方面添砖加瓦，让年轻劳动力掌握专项技能，对于产业的转换升级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雷晓燕表示。
消除城乡障碍延长我国人口红利
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尚需时日，二胎政策带来的人口平衡格局也还未显现，现价段如何运用现有劳动力破局？雷晓燕的答案是：改革劳动力要素，促进城镇化。
“要想使目前的人口红利发挥出最大效力，就必须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雷晓燕指出。
“城镇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需要设定特非常具体的目标。”雷晓燕对海外网财经说：“要真正的实现城镇化，就是要百姓愿意去，相应的就需要消除城乡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障碍。”
雷晓燕指出，当前实现城镇化最本质的是要消除户口差异。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城市人口由于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逐渐完善的医疗保险*度，大多数家庭已无后顾之忧。广大的农村人口，还未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农村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话，可能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不利于城镇化的形成”。雷晓燕严肃的说。
最让雷晓燕担心的是农村医疗滞后的问题，目前城乡医疗差异较大。城乡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相差甚远。雷晓燕坦言，能否实现城乡一体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是城乡在社保方面的差异。雷晓燕说：“事实上农村的未来养老问题更为严峻。虽然农村实行了新农保，实际参与率有限，且保障水平非常低，基本一个月仅几十块钱。农村的劳动力群体基本上是活到老、干到老，完全就靠自己的养老方式。所以，我们应尽量拉近城乡在社保、医疗方面的差距。”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异地高考等问题如今也是摆在农村劳动力群体面前的一大难题，雷晓燕指出，要提高全国劳动力人口素质，就要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
“自然形成的城镇化也会是最健康的城镇化。”雷晓燕呼吁，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延长我国人口红利。
6、消失后的机会和挑战
（内容节选自王丰教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度高峰论坛（2012）的讲演）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历史性的机会，而且不可能再造。那么，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面临怎样的基本状况？总体而言，就是经济增长放缓与刚性支出上升同时出现的局面。
机会方面。就是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过去30年，中国除了经济腾飞之外，教育扩张也是史无前例的，2010年，20到25岁年龄的人口中有1/4接受过某种高等教育，2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3%，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历史性的机会。现在，全国的高等院校可以录取700万人，而每年出生人数只有1000多万，也就是说一半的人都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同时，40岁以上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非常低。我们说增大有效生产者的构成，不光要有健康的体魄，还要有知识的构成，让他们能够去做二三十岁年轻人做的工作。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发展是断层的，很多就业机会，要求一定的教育背景，不学几句英语，就不可能到星巴克、涉外酒店去工作，是否受过教育，思路、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短期内，仅仅推迟退休年龄，恐怕效果不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后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将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挑战方面。国家账户转移项目的研究显示，不同社会的收支情况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消费方式的转变都是不同的，这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中国和很多低收入国家一样，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费水平是不变的；而发达国家比如日本、丹麦、加拿大、美国，他们在达到老龄化以后，消费水平是不断增长的。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两个变化，一是人口不断老化，但第二个因素也不能忽略，就是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以后，人均开支也会不断加大。这两个因素叠加到一起，才是未来更加严重的挑战。
7、中国人口红利变化三阶段
历史地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保守来看，对人均产出贡献在15%以上，也有说法认为，25%的人均产出都是人口红利带来的；第二阶段是2000—2013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直至消失；第三阶段是2013年—2050年，人口红利为负。再比较中国的有效抚养比年均变化率和其他地区如中国*地区、日本、美国和法国，可以看到，从1982年到2050年，中国相对其他经济体还是有优势的，但现在这一优势正在变小，未来，甚至可能消失殆尽。如果经济增长率是5%，那么，将近1/10的经济增长率会被负的人口红利消耗掉，这也是比较保守的计算。实际上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还大得多，会有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