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中国史书所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也是公认的中国首个朝代。它是一个由诸多部落联盟构成的国家。

中文名称：夏朝

英文名称：TheXiaDynasty

简称：夏

首都：斟鄩，阳城（今登封）、安邑

主要城市：老丘、帝丘、阳城、平阳

所属洲：亚洲

货币：贝币、贝蚌、铜贝

主要民族：华、夷、戎、狄、蛮

政治*：君主制

国君姓氏：姒

国家领袖：姒启，姒太康，姒少康，姒桀

开国君主：禹(一说)、启(另一说)

末代君主：桀

1、简述

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中原世袭制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依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皆为封建王朝，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王朝。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虽然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且迄今为止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历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目前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厘清。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王位之先河。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夏朝作为中国传统历史的第一个王朝，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后人常以“华夏”自称，（实际是指华山和夏水）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2、历代君王

大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履癸（桀）

3、朝代名人

夏启

禹、启、伯益、太康、奚仲、后羿、嫦娥、寒浞、少康、杜康、桀、妹喜、关龙逢、女娇

传说之杜康造酒醉刘伶

从古都洛阳往南，过龙门，溯伊水上行数十里，在汝阳县境内，有一道清澈见底的溪流，由南而北，流入伊水，这就是“杜康河”。杜康河畔，鹅鸭成群，果林片片，一个小村庄依山傍水，那就是“杜康造酒醉刘伶”故事发生的地方——杜康仙庄。

相传，有一个善于造酒的人名叫杜康。为了造出好酒，他决心寻找天下最纯、最好的泉水。他打点行装，离开家乡。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也没有找到他满意的泉水。一天，他出龙门，沿着弯弯曲曲的伊水向南走去，只见一条小河，百回千折，越往上走，河道越窄，河水越清。他翻山越岭终于找到了小河的源头。住足远望，层峦叠翠，千峰竟秀；近前，芳草绿茵，桃红李白；湍急喧闹的小河，一过石崖，变得宁静如练。杜康奔下山坡，走到小溪边一看，只见百泉喷涌，清洌碧透，真是“千里溪山最佳处，一年寒暖酒泉香”。杜康弯下身来，一捧泉水入肚，顿感清凉甘甜，浸肺入腑，余有酒香。杜康高兴极了，就在这里搭棚架屋，酿造美酒。他筛选精粮，踩制神曲，调配奇方。酿成的酒，香喷喷，甜滋滋，味美可口。一传十，十传百，也传到了周天子那里，天子饮后，龙颜大悦，宣封杜康为“酒仙”，封杜康酿酒的村落为“杜康仙庄”。杜康美名扬天下，也惊动了天宫玉帝。玉皇大帝贪恋杜康美酒，又召选杜康到天宫当了神仙。“天上方几日，世上几千年”。有一次，王母瑶池的一个小仙童，偷喝了“蟠桃宴”的御酒，又打碎了一只琉璃杯，被王母娘娘贬到人间受罪，这就是晋代“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刘伶被贬下界来仍是“纵酒放达”，不求功名。

一天，王母屈指算来，刘伶孽数将满，但他旧习未改，便派杜康下凡，“点化”刘伶改邪归正。仲春时节，刘伶离家出外游山逛水，行非一日，来到凤凰岭下的杜康仙庄。村头酒肆一副对联上写：“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眉批：“杜康酒家”。刘伶看罢，哈哈大笑道：“山村小店，好大口气呀！”说罢进入店内，往桌边一坐，吆喝道：“店家过来说话。”只见里间走出一位白发老翁，向刘伶深深打了一躬。问道：“客人想吃酒吗？”刘伶道：“你这小小酒店，能有多少好酒？”老翁道：“敝店小本经营，贮酒一坛，并无多余。”刘伶听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说：“一坛酒竟敢开店，就是让我一个人喝了，也未必能喝个痛快。”老翁道：“客人有所不知，这酒是天下有名的杜康酒，过往客人在此吃酒，量小者敬杯一小盏，量大的，斟酒一大杯也就足了”。说着即吩咐店小二斟酒上来。刘伶听着，更觉得好笑，暗自想道：“好个不晓事的糟老头子，天下的酒馆，哪有怕人吃酒吃多了的，一定是你瞧我衣帽不整，怕我付不起酒钱，才拿这些诨话来胡弄人！”这时，小二已斟满大杯酒放在桌上。刘伶心中不快，冲着老翁说道：“主人家，你既说这是杜康酒，我倒要吃个一醉方休，快把你那一坛酒搬来，我这里银两有的是。”店主人道：“敝店本利虽微，银钱倒不看在眼里，只是怕醉坏客人，吃罪不起”。刘伶道：“这个无妨，请找来文房四宝，我与你写具一款，即是醉死，也与你无关系就是。”老翁答应，刘伶已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游春过酒店，求来酒一坛，刘伶若醉死，主人不相干”几句话。老翁唤小二把酒坛搬来。

刘伶自恃量大，端起大杯，开怀畅饮。谁知三杯酒下肚，刘伶已知酒力非凡，不敢再饮，连连称道：“好酒！好酒！”这时，酒力上涌，刘伶情知不妙，急忙起身向店家告谢。那知他刚已起身，一个趔趄把放在地上的酒坛给绊倒了，一坛好酒流洒一空。刘伶顾不上许多，也忘付酒钱，踉踉跄跄离开了酒肆，一路上恍恍惚惚，到家中便倒在床上。妻子见他醉得这般光景，急忙为他冲茶做汤，岂料刘伶这一醉非同小可，一连三日滴水不进，昏迷不语，第四天头上，便不省人事了。妻子痛哭欲绝，全家人泣不成声，左邻右舍赶来劝慰，也都叹惜不已。大家帮着草草地把刘伶装殓埋葬。转眼三年。这一天，杜康乔装打扮，肩上搭了条钱袋，来到刘伶家门。他连叩几声，刘伶的妻子走了出来，见门外站着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翁，便问老翁要找何人？杜康施了一礼，说道：“请问可是刘伶先生宅第？”刘伶的孀妻说：“正是，不知有甚事情？”杜康道：“三年前，他在我店吃酒三杯，踢翻老酒一坛，银钱未付，特来讨取。”刘伶的孀妻不听犹可，一听怒从心头起，火向胆边生，上前一把抓住杜康的衣领吼道：“好哇，真是冤家路窄，我不找你，你倒找上门来。讨什么酒钱来了。走！先跟我到衙门见官。”这时候，街坊邻里们都闻讯跑来了。杜康高声对众人说道：“世上哪有这等道理，她的丈夫喝了我的酒不给钱，还要拉我送官！”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好说歹说，刘伶的妻子才松了手，杜康把三年前刘伶到酒肆吃酒的经过给大家述说了一遍，又把刘伶写的那张纸条掏出来让大家看。这时，众口纷纭。有的说：“虽然人死，但有言在先，与人家无关啊！”有的说：“人命关天，没理也占三分哪。”刘伶的妻子更是哭闹不止。这时，杜康改了口气，说道：“众人为证，我敢担保，刘伶是醉酒，并没有死去，可以去掘墓启棺，要是他真的死了，我甘愿见官请罪”。大伙儿听他说得有理，也都想去看个究竟。

人们吵吵嚷嚷，一同来到刘伶墓地，待掘开坟墓，开棺一看，个个都惊呆了，刘伶虽死去三年，但面貌如生。只见他睁开了朦胧的睡眼，又伸开双臂，打了个长长的呵欠，一股酒气喷出来，忽地折起身连声喊道：“好厉害的酒，真真闷煞我了！”见此情景，刘伶的妻子悲喜交集，众人也是茫然不解。

正当人们要拉老翁问个明白的时候，忽见两道宝光紫气飞上半空。杜康手拉着刘伶，站立云头向众人频频点头。刘伶的妻子呼天叫地向刘伶喊道：“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往哪里去？”杜康顺手把肩上钱袋往下一丢，化作三尺白练，悠悠落下。上面写道：“欲知郎君游何方，瑶池参拜王母娘”。当大伙抬头再看时，杜康和刘伶已经不见了，只有两朵五光十色的祥云冉冉飘去。

传说之后羿与嫦娥

相传，远古时候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烤得大地直冒烟，海水枯干，老百姓眼看无法再生活下去。这件事惊动了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余的太阳。后羿立下盖世神功，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不久，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蓬蒙看到了。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气得后羿捶胸顿足哇哇大叫。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急忙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4、历史

夏族起源

据史书记载，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夏部族大约是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以后逐渐兴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献均把夏族追溯到颛顼。其中《史记·夏本纪》与《大戴礼记·帝系》称鲧为颛顼之子，但很多文献都说鲧是颛顼的玄孙（五世孙）：黄帝次子曰昌意，生颛顼，颛顼之子名鲧，鲧之子曰禹，为夏后启（即夏启）父。

这些记述表明，夏族很有可能是颛顼部落的一支后裔，是黄帝后裔颛顼高阳氏与炎帝的一支共工氏通婚形成的一个部落，夏部落一开始居住于渭水中下游，后东迁至晋南、豫西伊洛流域。

鲧禹治水

鲧禹治水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位夏氏族成员是鲧。《国语·周语》中说鲧作为夏族首领被封在崇，故称“崇伯鲧”。

鲧：公元前2037年至公元前2029年在崇伯位，他是在大河南岸中岳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之后禹继承了鲧，为“崇伯禹”。这表明夏族早期活动于崇山附近。当时河水泛滥，为了抵抗洪水不少部落形成了部落联盟，鲧被四岳推选领导治水，历时九年而最终失败。治水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不善于团结族人及其他部落。《尚书·尧典》记载，尧最初认为鲧方命圮族、毁败善类而反对鲧领导治水说明鲧在领导治水时，有不少部落对他不满。《尚书·洪范》与《国语·鲁语》中又提到“鲧障洪水”，说明鲧治水的方法主要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或许这亦是鲧治水九年失败的原因之一。鲧治水失败后，被殛死于东方黄海海滨的羽山。

禹是鲧的儿子，鲧死后，禹受命，又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

禹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

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封建世袭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由于禹治水有功和促进农业生产，夏部族*增强。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后世传颂，治水过程可能也促进了各部落族人的团结。

讨伐三苗

禹治水有功，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禹屡败三苗，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巩固了君权。《墨子·非攻》中说道禹克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这说明禹在治水与讨伐三苗胜利后，夏部族已成为部族联盟首领。

建立王朝

相传尧、舜、禹时，部落联盟内采用“禅让”的方式“选贤与能”，推举联盟的共主。如尧老时，把“王”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

舜把王位禅让给禹，禹在涂山召集部落会盟，再次征讨三苗。据《左传》记载“执玉帛者万国”参加了涂山会盟，可见夏部落的号召力。有一次在会稽（浙江绍兴）部落会盟时，防风氏首领因迟到而被禹处死。古文献中亦记载禹以诸侯部落路途的远近来分别纳贡约多少，可见夏氏族对其周边部落经济上的控制。

禹曾推举东方颇有威望的偃姓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以示对传统禅让制的尊重。然而皋陶没有等及禅让，比禹早死。禹又命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

禹死后，益（伯益，也有人认为益不是伯益，而是同一时代的两个人）按照部落联盟的传统，为禹举行丧礼，挂孝、守丧三年。三年的丧礼完毕后，益没有得到权位，而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得到了权位。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益即位后，启杀益而夺得君位“；另一说”益继位后，有些部族并没有臣服益，而拥护启，并对益的部族展开战争，最后启胜而夺得权位。之后益率领着东夷联盟讨伐启。经过几年的斗争后，启确立了他在部族联盟中的首领地位“，但其共同观点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从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这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应该说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会遭到部分反对。随后不少倾向禅让传统的部族质疑启的权位。启都郊外的有扈氏仗义起兵，率领部族联盟向启都讨伐，与启军大战于甘。战前启称他的权位是“恭行天”的，这便是之后周朝天子论的雏形。启拥有中原民众的赞同，在人数方面占有绝大优势，最终击败有扈氏，罚贬做牧奴。这次胜利代表中原地区的主流社会观念已从原始的禅让制度转向了世袭制度。

夏氏族原姓姒，但从启开始改用国名“夏”为姓。同时启不再使用伯这个称号而改用后，即“夏后启”。启能歌善舞，常常举行盛宴。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钧台，此即钧台之享，还在“天穆之野”表演歌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到启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甚至有些文献传说启曾经上天取乐舞。中国古老的乐舞文献《九辩》、《九歌》与《九招》均称启为其原作者。启统治期间，其子武观时常作乱。《韩非子·说疑》说他“害国伤民败法”，最终被诛杀。除了夏氏族内部的纠纷，为争夺部落联盟的权威，亦常常与东夷作战。

太康失国

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承后位。太康只顾游玩，不理政事，在位期间，夏部族权威削弱，东夷有穷氏部落趁机西进。东夷族有位善射的首领羿（即后羿）。羿率军从东夷属地鉏迁至夏后氏的属地穷石，与当地的夏人通婚，形成了有穷氏。羿在夏民的拥护下夺得了夏政。随之太康投奔斟鄩的斟鄩氏。

羿夺得权位后并没有称王，而是把太康之弟中康立为王。但事实上国事全由羿来治理。此举引起不少部落的不满。其中主持天象活动的和氏与羲氏公开反对。羿说他们废时乱日，派胤率兵讨伐羲和二氏，战前作誓师辞《胤征》，在战中取胜。

夺取夏朝政权的后羿

中康死后，其子相继位。随后投奔与夏同姓的斟鄩、斟灌二氏。从此，羿独承王位。羿好射猎，不善治理，得权后，他像太康一样，好狩猎而荒废国事。他废弃武罗、伯困、龙圉等忠臣，重用被伯明氏驱逐的不孝子弟寒浞。寒浞年少时因造谣惑众被伯明氏君主所逐，后被有穷氏首领羿收养，成为有穷氏的一员，得到重用。寒浞*日益强大，后来趁羿在外射猎的机会将羿及其家人杀掉，霸其权、夺其妻，生下豷、浇二子。寒浞把戈封给了他的儿子豷，把过封给了他的另一个儿子浇。浇受父命率兵先后灭掉亲夏的斟灌氏与斟鄩氏，杀了在斟鄩躲避的相。相的妻子缗当时已怀下相的儿子，她从墙洞逃走至其母亲有仍氏家里避难，不久生下遗腹子少康。

少康中兴

少康长大后，为有仍氏牧正。浇闻讯后，派人追杀有仍氏，少康无奈投奔有虞氏（舜之后裔），作了庖正。有虞氏首领虞思膝下无子，仅有二女。他将二女许配少康，赐给他田一成、众一旅，并把纶邑（商丘夏邑县）交由少康管理。少康以纶邑为根据地组织余下的夏族民众，设官分职。派女艾到浇廷中密探，准备恢复夏室。此时，躲避在有鬲氏的夏室遗臣靡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斟灌、斟鄩氏的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寒浞。复立少康为夏后。而后少康灭浇于过，又派他的儿子杼灭豷于戈。至此，控制中原三代四后近百年的东夷族有穷氏覆灭，结束了四十载的“无王”时期。夏由此复国，后世称“少康中兴”。通过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这段叙史可以看到华夏族平定中原方国部落（尤其是东夷族）的历程。建都纶邑（商丘夏邑县）。

少康之子杼（也作“予”）承后位。他了解东夷对夏室的不满，为了巩固在东方的*，他把都城从原东迁至老丘。他重视发展武器和制造兵甲。文献中常常有“杼作甲”、“杼作矛”的说法。他还派人讨伐东南沿海地区的东夷（山东南部、安徽东部、江苏一带）。传说其获取了吉祥物九尾狐。夏朝的版图在杼的统治下扩张到了东海（黄海）之滨。杼在位期间是夏朝最昌盛的时期。夏人对杼格外尊重，为杼举行过“报祭”。《国语·鲁语》说道“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认为杼全面地继承了禹的事业。

杼之子槐在位时，东夷族与华夏族开始和平共处。其中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居于淮河、泗水流域的九个部落（即九夷）通常向夏后纳贡祝贺。槐逝后，其子芒继位。芒逝后，其子泄继位。这期间东夷族与华夏族逐渐同化。泄在位期间东夷族已基本同化，于是他开始向西方发展。同时，他开始对顺从夏室的方国部落封土封号。这便是数世纪后诸侯制的起始。泄逝后，其子不降继位。他曾多次率兵征讨西方的九苑。

暴桀亡国

不降死后，让其弟扃继承了后位。扃死，其子廑继位。廑继位后不久便病死，其堂兄不降之子孔甲继位。他改变了夏礼中祭祀祖宗的传统，开始着重恭顺天帝。《史记·夏本纪》记述道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不少方国部落开始对夏室产生了不满，但华夏族与东夷族的关系仍然友好。这有可能是东夷族与华夏族的同化度较高的原因。孔甲死，其子皋继位。皋死，其子发继位。这段期间，方国部落与夏室的关系恶化，氏族内部的纠纷也激烈化。

从孔甲经皋与发，到履癸（即桀）内乱不止。

孔甲乱政后夏王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发死后，其子履癸（夏桀）继位。桀善武，《史记·律书》夸张地说他“手搏豺狼，足追四马”。桀在位期间，夏室与方国部落的关系已经破裂。给夏上贡的部落不断地减少。桀因此还常常讨伐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古文献中说桀贪色，他在击败某个部落后会从那部落中挑选出他所钟爱的女子带回宫作为妃子。《国语·晋语》提到的有施氏、《竹书纪年》提到的岷山氏、末喜氏都遭到了这种下场。其中末喜氏的妃子妺喜早已与伊尹结好，桀却在洛把她夺走，伊尹愤怒中奔投了商汤。桀的屡次征伐也惹怒了不少较有权威的部族。有缗氏（舜的后代）因不服顺桀而被灭之。活动于今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族正在夏乱这期间兴旺了起来。桀又因商不服的借口讨伐商首领汤并败之。汤被*于夏台（一作钧台），随后被释放。除了夏室对外关系的恶化外，文献中还提到了桀在廷内用人失当。

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大约在前1600年，商部族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桀。灭了亲夏部族韦、顾、昆、吾后在仓皇与桀开战。汤的*大，桀抵挡不过，一边逃一边战，最终战败于有娀氏旧址。桀逃至鸣条（一说今河南中部，或今山西安邑），汤追之，又在鸣条展开了大战。桀再次被击败，被汤放逐于历山（一作鬲山），与末喜氏同居，最后又跑到了南巢之山（今安徽巢县）并死于此处（《淮南子·修务训》稍有不同，说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

鸣条之战夏室覆灭，在方国部落的支持下汤在亳（今河南商丘）称“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夏朝，共传13世（《世本》载12世）、17王，历时472年，公元前1600年灭亡。

夏人后裔

夏灭亡后，剩余*除了主要留居中原，还有两支分别向南方、北方迁移。桀带着不少夏族民众从历山南迁至南巢，这便是南支。北支进入蒙古高原，与当地诸族融合，有人认为这便是后人所称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括地谱》更详细地解道“其（指桀）子獯粥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即北原游牧民族），中国谓之匈奴。”商汤王因帝宁之故都，封夏室的一支姒姓贵族于杞国，以奉祀宗庙祖先。《史记·陈杞世家》载夏裔在“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灭商为王之后，封大禹的后裔东楼公于杞地，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春秋末期，孔子因为崇尚夏礼，还特意去杞国访问考察。在浙江绍兴会稽山禹陵村，夏禹姒姓后代世代为禹守陵至今。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根据卜辞记载，土方是位于殷西北方的一个强大方国，是武丁以及先前商王的长期征讨的对象。武丁征服土方后，在其腹地“唐土”建设大型城邑“唐”，镇压控制土方人民，此后不再有土方叛变的记载。周初，成王封晋国始君唐叔虞于此。

5、疆域

行政区划

夏朝疆域

夏朝是部落城邦联盟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因此没有明确的疆域，夏氏族与其他部落城邦的关系很多就像是宗主国与朝贡国一样，但又有些方国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诸侯国，故仅能以*范围来表示其影响力。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当时夏的*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夏朝早期，夏族主要在山西中南部的河内地区活动，沿汾水、河水向东南方向迁途，晚期至河南中部伊、洛河流域。《国语·周语上》谓，“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河水对夏晚期都畿的重要性。

对于夏朝的行政区，世传为“九州”：

都城变迁

6、政治

官制

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原始部落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父权家长制家庭成为对它的一种摧垮力量。世袭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姓氏。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们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了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在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的。

《礼记·祭义》言，“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反映夏人对官位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夏代的职官已有明显的高低等级区别。

夏后，即夏王，是夏朝的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等，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

夏朝军队的组织形式，在启讨伐有扈氏时，于甘地誓师所作的誓词中，可略见端倪。《史记·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启在战争开始之前，召集臣属，声讨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诫将士，要忠于职守。立功者赏，违命者严惩不贷。启灭有扈氏之后，诸侯皆臣服。誓词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军队将士的称谓。

“六卿”，《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

“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御”，集解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

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后氏的主要经济来源，“夏后氏官百”中当有诸多官员专司赋役征发事务。

车战是夏代的主要战斗形式。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此种由左、右、御三人组合而成的车战形式，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

正，是夏代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见诸文献的有车正、牧正、庖正等，分别为管理车辆、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曾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为之庖正。”

夏朝设置太史令。太史令终古以谏桀无效而奔商闻名于世。

《墨子·耕柱》记载夏后启铸造陶鼎于昆吾时曾通过他的卜官，翁难乙，求问天神。《夏书》载，“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夏后向四处巡征诗歌和意见的官员称作“遒人”、“瞀”、“啬夫”应该都属于“工”级的小吏。夏后可能还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占”。

《夏书》又载，“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讲述发生日食的时候，有“瞀”官击打大鼓以示于众，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

夏朝有*。《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云；“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尚书·夏书》中有关于设官分职过程的概述，载道“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夏王还临时委任臣属执行专门的使命，犹如后世之钦差大臣。《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也。”夏朝已制定刑罚。《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所载《甘誓》，对军队的刑罚有具体阐述。“用命，赏于祖。”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引孔安国曰；“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奔北，则僇之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也。”“子则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耻累也。”

历法

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纪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夏代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较普遍。

夏代的历法，是中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已知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中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

刑法

夏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可概况为奉“天”罪罚。奉“天”罪罚的法制观表现为：一方面统治者的统治依据来自于天命；另一方面打着天的旗号实现统治。

夏王朝稳定之后，为于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逐步形成和不断扩充的。其基本内容是以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性质的习惯法为主，制定了《禹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规法典。

《唐律疏议·名例律》中有，夏刑三千条，郑玄注《周礼》说：“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可见夏朝法律数量应较多，规定应该比较细密，法制应初具规模。《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后人大多将《禹刑》作为夏朝法律的总称。夏朝已初步形成五刑，并有一些罪名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古文献记载夏时期已具备较完善的刑法制度。《尚书·吕刑》中说道“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便是指周穆王将夏朝的《赎刑》作为制定周国刑法制度——《吕刑》的重要参考。而文中提到的《赎刑》很可能与《左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的《禹刑》实为一物。然《赎刑》、《禹刑》是否为夏之刑法，具体内容如何，已无可考。《左传》中引述《夏书》中关于夏时刑法载“昏、墨、贼，杀”，指触犯昏、墨、贼这三种罪过的人要判死刑。晋国叔向称这种刑法为“皋陶之刑”。虽然死刑观念应在新石器时代早已产生，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个将死刑法律化的人物。夏后槐的“圜土”、商汤被夏桀*的“夏台”便是夏时的*，为中国史书记录最早的*。圜土是一种原始的*，在地下刨挖圆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篱笆圈围土牢。《大禹谟》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评价夏后立刑法是对民众进行治理的一种手段。除了《禹刑》外，还有《政典》。

土地

关于夏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史学家虽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肯定当时存在着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为不少同志所同意。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伍员谈到“少康中兴”，少康因过浇之逼逃奔有虞时说：“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欢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这里所说的“一成”，当是《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说的“九夫为井”，“方十里为成”的“成”。方里而井，一井就是一里，方十里为成的“成”，就是百井.

《汉书·刑法志》又说：“殷商以兵定天下矣。……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殷周之制，但从这里所说的“成方十里”、“成十为终”是区划土地的单位名称看来，使我们可以肯定《左传》中的“有田一成”的“成”，反映了夏代井田制即公社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古代文献中也多谓井田之制，“实始于禹”。

赋税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看来，夏代的部落农民可能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份地”外，还要耕种五亩“共有地”，即如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这种年纳五亩之获以为贡的实际内容，如同马克思所指出，本是“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这种“贡法”，还可以从古代文献中看出它的原始意义。《说文》云：“贡，献功也。从贝工声。”《初学记》卷二十又云：“《广雅》云：‘贡，税也，上也。’郑玄曰：‘献，进也，致也，属也，奉也，皆致物于人，尊之义也。’按《尚书》：‘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其物可以特进奉者曰贡。”这里所说的都指民间劳作献纳于上的意思，正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就说明夏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作为份地分配给公社成员，由其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土地作为公社“共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将其收获物采取贡纳的形式，缴纳给公社酋长。这与恩格斯在论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时曾经说过的“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是一样的。《尚书·禹贡》系后人所作，其中所记九州向国家贡纳的情形，虽然不能认为完全可靠，但其中说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的随乡土所宜的贡纳制在夏代业已存在，当是可能的。因此，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贡法”，并不像《孟子·滕文公上》引龙子所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所说的“贡法”，并非禹之“贡法”，前代学者早有指出，例如阎若璩引胡渭之说云：“龙子所谓莫不善者，乃战国诸侯之贡法，非夏后氏之贡法也”。甲骨文中的殷商土田与耕作。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亦有体现。《尚书》载“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说四海之内的氏族部落都归附夏后，金木水火土谷六种物质皆受到治理，明晰各处田地的优劣，将其分入三等以决定赋纳数量，使得赋纳得其正而不偏颇，赐土、赐姓，根据方国部落与夏后氏关系之密切疏远定出封建的先后次序。《禹贡》一篇又列出九州赋纳物品的具体情况，将物品数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分作甸、侯、绥、要、荒“五服”。

甸服：距离夏都城五百里以内的方国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区。百里之内者赋纳带秸秆的谷物；再往外百里者赋纳禾穗；三百里外者赋纳带稃的谷物；四百里外者赋纳粗米；五百里外者赋纳精米。

侯服：距离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间的方国部落是夏后氏的氏族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后大，五百里至六百里为采地（即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为男爵小国；八至千里地为侯伯大国。

绥服：距离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为夏后*所及的边缘区域。其三百里内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发挥武威卫戍。

要服：距离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为夏后必须通过结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响的区域。三百里内通过同盟和平相处，二百里外为夏民的流放地。

荒服：距离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处为异族疆域，与夏后氏只有间接的沟通。三百里内的是各少数民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九等和五服的描述是周人对夏朝赋纳经济的看法，非必夏代实况。如铁、镂不大可能是夏代所见物品，夏时期的诸侯爵位也无法考证。但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看法，如夏后根据道途远近及各地生产情况来缴纳不同的产物，应当为夏代实况。

论述夏朝的赋纳制度，《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意在夏人的“贡”、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彻”制度实际都是在缴纳民户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夏商周三代的田赋制度一脉相承，顾炎武更据此认为“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周朝的什一法是将一家民户在数年之间的收成总和平均后取出一个中庸常数作为缴纳数量，以夏朝的生产力和政权辐射力看，还没有能力履行这种实物地租制度。孟子记载的“贡”字，意味着民众与贵族间没有太大的强制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这种民众自主性质的赋贡制度符合夏时期落后的生产力与夏后氏尚不完备的政权机构的情景，也接近于原始氏族部落的*经济秩序。夏朝末期，夏后氏与方国部落的关系恶化，夏后桀四处讨伐，他提升田赋数额以充军费，从而加重人民负担，激化不满情绪，使之最终离弃夏后投奔商汤。征夏之际，汤曾誓言于众，“‘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指诉桀的主要罪状。桀在什一“贡”赋之外征役民兵，而后民众不满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转看殷商的“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农业生产义务外另有以兵役为主的徭役责任，其结果是助法体系下的商族的可动员兵力大于夏后兵力。

7、军事

夏朝的军队，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发明的专职征战的工具。夏以前，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征战由部落内部的青壮年男子负担，夏建立后，中原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共同体，并出现了国家机构，因此专职战斗的队伍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禹征三苗，称他所统领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启征有扈氏，严厉告诫所属的军队要严格听从他的指挥。足见当时已有强大的军队。《甘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

夏朝统治者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建立了一支奴隶主军队，于是原始形态的兵制也随之产生。夏朝军队由夏王掌握。在确立启的统治地位的甘之战中（甘在今陕西户县西），启要求全体参战者要严格执行命令，对勇敢作战、执行命令的人给予奖励，反之则予以惩罚。据《尚书·甘誓》记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可见，夏朝的军队已经有严格的纪律。由于夏朝处在阶级社会早期，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因而夏朝的军队数量不多。例如，夏五世国王少康逃亡到有虞氏时，住在纶（今河南虞城东南），只有500部属。后来，少康联合斟寻氏和斟灌氏两个部落，推翻了窃据夏朝的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军队以步兵为主，但车兵已开始出现。《甘誓》中“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不正，汝不恭恭”的记载，证实了车兵的存在。左是车左，执弓主射；右为车右，执戈矛主刺杀；御者居中。一辆战车，三个乘员，与后来商朝车兵编制一样。另外，《司马法》中将夏代战车称为钩车。夏朝军队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木石制造的戈、矛、斧、殳和弓箭，也有少量的青铜兵器。夏朝时还没有常备军，只有贵族组成的平时卫队，作为夏王的警卫。如果发生战争，夏王就临时征集奴隶主组成军队进行战斗。

8、经济

农业

大禹

在夏代，农业文明有较大的发展。《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其实水利技术的应用是黄河流域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慢慢积累开发出来的，并非大禹一人所为。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就有了酿酒的习惯，到了生产力更强的夏代，酿好酒、饮好酒变成了一种权力和财力的象征。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时期的酒均为度数不高的粮食酒，并不浓烈。《礼记·玉藻》中记载古人饮酒饮三爵后依然肃静脑明。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可能是在夏代编成的。畜牧业有一定发展，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在甘战败后，被贬为牧奴从事畜牧工作。三代庶民的主食是由各类谷物做成的粥饭。将黍、粟、稷、稻煮成稀粥、浓粥食用，社会上层则多食干饭，偶食青菜。只有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时才宰牲，礼肉置于鼎内在地下储藏。在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都有发现黍壳、稻壳的遗存。

工业

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砦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其器形有可能是青铜鬶，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畜牧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它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所以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范，所以它有点像陶器的样子，跟夏代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比较原始，它没有好多花纹，有小圆点，刻画简单的线条。

9、文化

艺术

夏代，社会上下开始形成阶级，艺术品亦随之分化。广众的下层人民使用的器物造型实用，纹饰简单，向朴素的审美方向发展。而上层贵族王亲垂青的礼器向着纹饰复杂、造型万变的方向演变。下层器皿纹饰以简单的几何图纹居多，或有牲畜纹、鱼纹等一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题材。上层礼器纹饰多见繁杂的云雷纹、眼纹、蛇纹、兽面纹等，题材多与鬼神相关。河南龙山晚期文化与二里头早期文化的陶器制造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一种黑陶杯具胎片薄如蛋壳，称作“蛋壳杯”，其灰黑的光泽远看仿佛金属制成。器表还刻有花纹镂孔。二里头出土的二、三期陶器表面多施有蓝纹、绳纹或方格纹等饰纹，又偶见指甲纹、划纹、羽毛纹、圆圈纹、镂刻等几何图案。三代只有实用器物的装饰艺术，而缺乏从纯艺术动机出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

音乐

中国早在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就有乐器出现。有关音乐在中国的起始，文献记载众说纷纭。《吕氏春秋·古乐篇》和《尚书·益稷》记载帝喾、帝舜时期便已经有多种乐器，其中一些乐器的名称古书语焉不详。《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髙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传说夏后启乘龙做客天宫，从天帝那里偷取《九歌》、《九招》、《九辨》自己享用，于是人间有了歌乐。《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大禹在东南巡视时遇到涂山氏之女，涂山氏作“候人兮猗”歌一首，这是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情歌，一说是汉代的南音之始。《周礼·大司乐》记载夏人为歌颂大禹治水的功劳，表演《大夏》，泛作祭祀山川的乐舞，直到战国时期还被鲁国当作宫廷舞乐演出。《礼记·祭统》记载“八佾以舞夏”，八人为一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组成的纵横相等的表演方队，按照周代的礼法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用如此大型的方队，可见《大夏》等级之高。夏时期的乐器以骨、木、石、革、陶制作，种类包括摇响器、响球、笛、哨、鼓、磬、钟、铃、埙、号角等。相对周边的考古文化，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乐器颇为匮乏。1960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层出土一件灰陶埙，空心，橄榄形，顶部有一小吹口，腰中部一侧有直径0.4厘米的音孔，据测试可发出音分为40和47的a♯、c二音。又发现长55.5厘米、高28.5厘米、厚4.8厘米的石磬，其造型已接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磬。

文学

夏朝传世文字

夏代人*要以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形式进行文学创作。歌谣题材多与劳动生活密切相关，而神话则用来解释自然界的一些深奥事物。然而这些口头文学没有传流于世，在考古领域发现与夏同时期的文字材料之前，是无法更深入地研究夏代文学的。这可以称作是中国文学艺术前的艺术期。周人崇尚夏朝文化，在方方面面仿效夏人作为。语言方面，周人认为夏朝的通用语言是“夏言”。上古“夏”、“雅”相通，“夏言”又称作“雅言”，是周朝社会上层人士交流使用的语言，周代的《诗经》便是以雅言写作。

技术

冶铸铜业是夏朝新兴的重要手工业。二里头一、二期文物中出现玉制礼器，说明其已经有相当文化水平。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被认为是以石器为主。《周书》记载夏桀时，昆吾氏将泥坏烧作瓦片，说明夏朝晚期的建筑已经开始使用瓦片。

先秦文献中有关于夏官奚仲造车的记载，薛国远祖奚仲被夏后任命为车正，监管造车事务。《史记·夏本纪》又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说明车早在大禹时期就出现了。《左传》记载“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说夏后把车作为赏功酬劳之物发配给下官。此外，《世本》有记载“亥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并有殷墟卜辞佐证，证明同时期的商部族亦有马车。

筏与独木舟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中期就已出现，夏人长期依靠黄河、伊水、洛水河畔居住，舟筏应当也是常见的渡河工具。夏代在中后期步入青铜时代，金属工具的出现提供了建造木板船的条件，应当说木板船在中国最晚出现于夏代。东夷族居邻黄海之滨，拥有较高的航海技术，这是河流文明的夏后氏无法攀比的领域。《论语·宪问》记载，“羿善射，奡荡舟，奡即寒浞之子浇，说他是一位善于操驾舟船的人物，而且其中的“荡”字可以说明这是一种有目的、用人力操控的航行，不再是原始的漂泊。《禹贡》道，“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记载夏人懂得利用潮汐规律作近岸航行。

天文历法

夏人可能已经掌握许多天文、历法知识。《左传·昭公十七年》引自《尚书·夏书》道，“辰不集于房”，指太阳不在房屋的上空完整出现，这便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关于日食的记载。《竹书纪年》载夏桀十五年时，“夜中星陨如雨”，又是中国最早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太平御览》引《孝经钩命诀》道，“（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记录夏初期曾发生罕见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的天文现象。夏朝晚期的三位君主，胤甲（廑）、孔甲、履癸（桀），都以天干为名，这种做法近似商朝君王的命名方式，如若实为夏时称谓而非殷周人附会的别名，则可以说明干支纪日法在夏晚期已经出现。根据《竹书纪年》，夏商更替之际，谈到了“黄色的青蛙、昏暗的调养、三个太阳、七月结霜和五谷凋零”等奇异现象，有学者认为这是记录了米诺斯火山爆发。

《论语》中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至今中国传统农历还有别名“夏历”，这些迹象可以说明夏时为农业生产需要，结合积累的天文知识编成简单的历法。“夏历”在《诗经》、《左传》、《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中都有记载，至少在周初的唐国（即晋国）境内通用。《大戴礼记》引述的一篇《夏小正》，其经文部分文句简奥，不似东周文风，最迟成书于春秋早期，是中国最早的历书，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候、星象信息做了简单的记录。《夏小正》根据月球的盈亏将一年分作十二个月，但没有五年置二闰月的迹象，亦无四季的分别。在五月记载“时有养日”，在十月记载“时有养夜”，《左传》注解“养者长也”，说明《夏小正》的五月份里有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夏至），十月份里有黑夜最长的一天（即冬至），然而华北平原的冬至应在十一月而非十月，说明这种历法尚不准确，制成年代比较原始.

远古时期生产力低下，即便在风调雨顺的季节也无法完全避免食物不足的危险，对此人民感到无能为力，设法通过超越自然的力量达到支配自然的愿望以保证丰收，因而牺牲人畜来讨好天神，试图利用祭祀活动摆脱自然世界对人类生存施加的压力。人祭在中国黄河流域最早见于上游的齐家文化，当时多为夫死妻殉，而后又发展成奴仆殉葬，认为妻妾仆人的灵魂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服务主人。二里头文化也有人祭的迹象，但规模远小于商朝数以千计的祭祀数量。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分为有圹墓和无圹墓二种。以有圹单人土墓为多数，葬人仰身直肢，陪葬现象较少。此外还有少数的无圹墓，没有随葬品，多见于灰坑附近，偶有碎陶片，甚至有的与牲畜同葬，可见葬人社会地位之低下，生前可能是罪人、战俘或奴隶。许多无圹墓葬人呈现非正常死亡的迹象。葬人身体姿态极不自然，有双手交叉举过头顶、置于胸前或反折于背后等死前被捆绑的迹象，甚至还有一些颅骨破裂，身首分离。可能是夏时期人祭、人殉的证据。除祭人、祭田，夏代还有祭房的祭祀活动。二里头遗址三期一号宫殿四周有几处祭祀坑，发现狗、猪等兽骨。还有五座墓葬点缀于庭院和廊庑区，葬人皆为非正常死亡，无随葬物品，墓穴狭窄，打破宫殿基址，无法确定是奠基祭祀还是落成祭祀。

远古人民在烘烤兽肉时发现骨头炸裂的现象，炸出的裂纹痕形万变，颇为深奥，引起古人的注意，其后在狩猎、战争等活动中取得圆满结果时，人们便开始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把它视为神灵对事物的前兆预言，作为知识积累下来，称作占卜。因其步骤复杂、知识繁奥，部落内有专司占卜的巫师，垄断卜骨的解读权。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兴盛占卜。《左传》记载夏朝有占卜官吏。二里头文化全四期都有出土牛、羊、猪肩胛卜骨。这些卜骨只在背面烧灼，不钻不凿，未刻字，较殷墟卜辞更为原始。

10、外交

三苗

“苗”与“蛮”在上古汉语中同音同意，三苗与后世的南蛮应是同源。《战国策·魏策》记载了三苗的地望，东面洞庭，西面彭蠡，北起文山，南接衡山。尧舜时期，洪水泛滥，三苗趁机在东南作乱，曾与驩兜、共工和治水失败的鲧被四岳合称为天下“四罪”，必惩之方才咸服民众。舜派禹降服苗民，未得结果。舜晚年又亲自南征，途中在苍梧之野病逝。禹继续征苗事业，作誓师词《禹誓》，与苗军展开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战，克服苗师，平定三苗。从此三苗衰微不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东夷

夷人位居中原之东，故称东夷。东夷族起初分布在河北保定易县至燕山南麓一带，在夏商时期分作四部，一支留居冀中，北支环绕渤海湾迁至辽东、朝鲜半岛，南支经山东南下到江淮地区，另有西支遍及华北平原西部山西、河南二省，最远达陕西，这一支在夏朝早期与夏后氏构成矛盾，曾在太康至杼的期间对夏后氏政权构成不小的威胁。有穷氏兴于穷桑，其后北迁至渤海之滨鬲，在那里逐渐壮大。五帝时期曾加入有虞氏的部落联盟，协同舜帝驱逐大风、十日、九婴、猰貐、凿齿、封豨、修蛇等逆盟部落，威望一度振兴。夏初，有穷氏西迁于鉏，逼近夏后氏的心脏区域。太康时，夏室中衰，有穷氏首领羿借机西进。南渡黄河，灭结封豨、夔、洛伯、河伯四个夏后属国，占据嵩山北麓、河伯故地穷石。遂后夺取夏都斟鄩，淫放太康于豫东，另立其弟中康。中康陟，子相立，羿遂代之，如此夺取了政权。八年后，羿被义子寒浞杀害。寒浞烹羿之肉强迫羿子吞食，羿子不肯便被寒浞杀害。寒浞又娶羿妻纯狐氏，生豷、浇二子。寒浞残暴昏庸，夏后少康联合有鬲氏降臣靡、有虞、有仍、斟灌、斟鄩等亲夏氏族一举灭掉了豷、浇和寒浞。有穷氏族人自此离开河洛地区，向西南迁徒。东夷族的东南支分为九族，统称“九夷”。《竹书纪年》记载，相时，“于夷来宾”，而少康复国时，只有方夷归附，其余八支继续与夏族抗争。少康子杼在位期间，大力改善军事装备，作甲作矛，屡败夷族，把夏后的*扩张到东海之滨。至杼子槐时，九夷纷纷归附夏后，往后夷夏彼此和睦。

商

商族子姓，源于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始祖契为帝喾妃有娀氏简狄所生。契为禹同期人物，居于黄河下游，曾协助大禹治水。经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五位先公，商族从冀东发展到豫北。冥任夏后水官，在治水过程中死去。冥子王亥在位时，商族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卜辞》记载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达五十头牛。为解决牲口过剩、不易畜养的问题，王亥将一部分牛羊托寄于河伯氏和有易氏。有易氏首领绵臣却得寸进尺，强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绝，绵臣便将其杀害，夺走牛羊。后来王亥之弟王恒从绵臣手中夺回了牛羊。王恒之子上甲微又联合河伯氏讨伐有易氏，杀死绵臣。商族在有易氏没落的同时强大了起来。主壬、主癸时期，商族*不断上升，他们拉拢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中原夏后氏地区。天乙汤继位后，网罗人才，在伊尹、仲虺、女鸠、女房的协同下，始征葛，又先后消灭韦、顾、昆吾等亲夏氏族，削弱夏后*，“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地发生旱灾，起兵西进，在鸣条与夏后桀展开激战，桀抵挡不过，经历山逃至南巢。汤在西亳称王，夏朝覆灭，商朝成立。

11、争议

是否存在夏王国

夏朝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实行世袭制的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依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皆为奴隶制世袭王朝，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制王朝。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由于流传下来与关夏代有关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据传宋代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隙成唐，又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败厥灵师，以少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也就是“威武的成汤，敬畏天帝，接受天命，讨伐有夏，打败其军。在小臣的辅佐之下，囊括九州之地，占有大禹之都。’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鉴于记述夏王朝与夏商更替的文献史籍没有早到西周者，所以春秋铜器叔夷钟恐怕还是无法成为“西周以来”或“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属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但文中并无“夏”的字样，禹似乎还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这篇铭文似乎并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

定位奴隶社会

根据马克思历史理论，夏、商、周三代曾被定性为奴隶社会，此观点争论较多。奴隶社会以社会下层的广大奴隶群众为主要生产角色，然而就传统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发现中国上古时期广泛实行奴隶制度的迹象。卡尔·马克思总结古希腊、古罗马和古日耳曼民族的社会历史提论，原始社会的原生形态在向文明迈进时，衍变为次生形态，奴隶或农奴制度取代原始的氏族公社，他认为原始氏族制度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古代的中国，氏族制度并没有消失，而它在很长的时期内顽强的保存着。在国家的萌芽期，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无法承载对广大区域进行有效管理的任务，从而衍变为一种氏族封建的世袭制度。又在西周时期衍变为宗法封建制度。有效的施行奴隶制度需要一个完善的*集权体系和一个强大的军事*，这是夏代不具备的。中国在三代时期曾施行过小规模的奴隶制度，但始终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规模。在古希腊的城邦里奴隶人口普遍超逾*人口，奴隶人口占古罗马意大利半岛总人口的四成以上。三代社会的主体分别是“众人”和“庶人”，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他们还是有家有户的平民，其生产作物通过“贡”、“助”、“彻”赋交于上，而不是奴隶制下的无偿掠夺。真正的奴隶只是比例占少数的罪人和战俘，他们并没有取代庶*体成为夏商周社会的主要劳动力，而更多的是用于人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