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

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18年）是我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公元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圭建立北魏；公元439年，统一黄河流域。6世纪前期，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此后，东魏为北齐所代替。西魏为北周所代替。历史上把这北方的五个朝代总称为北朝。北朝结束了我国从八王之乱起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原混战的局面。与南朝不同的是，北朝诸国的建立者大部分是北方少数民族，而并非汉族。

中文名称：北朝

首都：平城、洛阳、邺城、长安

英文名称：theNorthernDynasties

货币：圆形方孔钱

主要宗教：佛教

政治*：君主专制

所属洲：亚洲

起止时间：公元439-581年

主要民族：鲜卑族、汉族

时代特征：国家分裂，民族融合

1、简述

十六国后期，一个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落逐渐强盛起来，打败后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权(386－534年)之后，又消灭各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部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中国北方开始进入北朝时期。按照史家的习惯，北魏统一北方的太延五年(439年)往往被视为北朝的起始之年。北魏前期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孝文帝大举实行汉化，政治中心也迁徙到中原腹地洛阳。北魏立国一百多年，历9代12帝，是对南北朝历史影响较大的一个王朝。

北魏孝武帝末年，权臣高欢、宇文泰将北魏辖区切割成东、西两块。东魏(534－550年)以邺城为都，历1主16年，西魏(535－556年)都长安，经3帝，享国22年。东、西魏先后被北齐(550－577年)和北周(557－581年)取代。北齐是鲜卑化汉人高氏所建的政权，立国28年，有3代6帝。公元577年，周灭齐，北方重新统一。北周是宇文鲜卑人统治的王朝，历3代5帝，计24年。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废静帝自立，改国号为隋，是为文帝，北朝结束。最终由隋文帝杨坚灭南朝陈，重新统一了中国。

2、疆域和都城

疆域

北魏(386-534):后魏起自北荒。道武珪克并州,下常山,拔中山,尽取慕容燕河北地。明元嗣时,渐有河南州镇。太武焘西克统万,东平辽西,又西克姑臧,南临瓜步。献文之世,长淮以北悉为魏有。孝文都洛,复取南阳。宣武恪时又得寿春,复取淮西,续收汉川,至于剑阁。于是魏地北逾大碛,西至流沙,东接高丽,南临江、汉。殆胡后内乱,六镇外挠,尔朱构祸,国分为二,而魏亡矣。

东魏(534-550):有洛阳以东的原北魏疆域。

西魏(535-557):有洛阳以西的原北魏疆域及益州、襄阳等地。

北齐(550-577):高欢起自晋州,东有殷、冀,遂灭尔朱,劫魏迁邺,覆其宗嗣。于是河北自晋州东,河南自洛阳东,皆为齐境。(此专举周、齐分界言之。齐天保中其地北界沙漠,东滨海。又梁侯景之乱,遣江略地,南至于江。)高纬时,陈人取淮南地,周师拔河阴,拔平阳,而齐遂亡。

北周(557-581):宇文周起自高平,拥有关、陇,魏主西奔,渐移其社。于是河南自洛阳之西,河北自晋州之西,皆为周境。文帝泰既西并梁、益,南克江、汉,武帝邕又东并高齐,兼取陈淮南地。杨坚以内戚擅权,遂易周祚。取梁并陈,天下为一。

都城

北魏洛阳

北魏都城初为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494年（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东魏和北齐都城为邺（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西魏和北周都城为长安（今西安）。

3、历史

北魏的前身是代国，为鲜卑族拓跋部于公元315年建立的。至376年，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拓跋珪（道武帝）于386年乘机复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后魏”、“拓跋魏”或“元魏”。起初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次年，称帝，为道武帝。他在位期间，重视发展社会经济，使鲜卑人“分公元422年（泰常七年），北魏攻占刘宋的青、兖二州。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连年攻战。公元431年灭夏国，436年（太延二年）灭北燕，439年（太延五年）灭北凉。自西晋灭亡以后，北部中国纷纷扰扰了一百二十余年，至此复归于统一。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公元四七一年，魏孝文帝即位，开始了北魏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孝文帝拓跋宏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五岁登基，二十四岁正式接替文明太后执掌政权，执政伊始，他便开始了“文治”政策。为了加强同汉族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交流，公元四五九年孝文帝以南征为名义，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曹魏故都洛阳。由于洛阳远离鲜卑贵族居住的平城，保守*相对弱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开始了他的改革。

魏孝文帝

首先，孝文帝下令鲜卑人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鲜卑话，废除了鲜卑族的种种特权。后来又将鲜卑诸姓改为汉姓，其中拓跋改作元姓，另外还有一些鲜卑姓氏都改为长孙、穆、奚、陆、贺等汉族姓氏，孝文帝还通过婚姻方式来加强鲜卑同汉族的关系，同时在政治上大力重用汉族官员，以汉族习惯进行治理。通过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得汉族的先进文化及先进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入了北魏的统治中，中国的北方已经开始进入了其民族融合的阶段。

公元449年，拓跋宏死于南征的途中，时年仅三十三岁。孝文帝死后，北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在其后的三十几年中，魏宣武帝、孝明帝、孝庄帝等人先后执政，他们逐渐废弃了以前的民族和解政策，又恢复了鲜卑族的特权，于是新的矛盾产生了。公元五三四年，北魏的孝武帝因不满当时实权人物高欢的胁迫，出走于长安宇文氏家族，而高欢则另立元善为帝，于是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此后，高欢之子高洋与宇文觉先后废东西魏帝建立了齐朝、周朝，史称“北齐”、“北周”。其中北齐存在二十七年，北周存在二十四年。

高洋

北齐建立于公元550年，它的建立者是高欢之子高洋，是为齐文帝。由于北齐是在东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较为强大，文帝在位其间，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故而使北齐的国力优于北周。但自文帝以后，相继即位的孝昭帝、武成帝都是暴君，他们在位期间，大肆杀戮元姓（北魏皇室）与汉族官员，使得北齐失去了鲜卑族与汉族广大人民的支持，后至公元五七七年，北齐被北周消灭。

与北齐同时存在的北周，是由宇文觉于公元五五七年在西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宇文觉即帝位不久，为其堂兄宇文护杀死。公元560年，宇文邕为帝，是为武帝，宇文护仍掌大权。572年，宇文邕杀宇文护，亲自*。周武帝是一个有才能的皇帝，他*后，做了许多改革，如整顿吏治，释放奴婢，严惩隐瞒田地、户口的官僚、地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加强*集权，积极训练军队。他还发动对佛、道二教的打击，烧毁大量佛像和佛经，强制三百余万僧尼还俗，寺院占有的大量田地被没收，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要向国家纳税服役。周武帝的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北周的人力、财力和军力。在此期间，大部分奴隶被赦免为平民，和解了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而武帝自己生活朴素、勤政爱民，深受各族人民爱戴。就这样，北周开始了它的强盛时代。公元五七八年，周武帝卒，传帝位于宣帝，但此后北周的军政大权逐步落入了外戚杨坚的手中，后来杨坚于公元五八一年废周静帝，建立起隋朝，并逐步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

宇文邕

4、政治

世家大族

北朝政治的主流虽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门阀世族政治。但是，世家大族在北朝皇权发展和庞大的鲜卑贵族集团的存在的基础上参与到了北朝的现实政治中。

受到草原民族原始部落制和军事*制的影响，北魏前期的政权*具有浓厚的贵族政治的色彩。孝文帝前后，经过由贵族政治向宗王政治，再由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贵族的政治权势逐渐受到削弱，皇权确立了独尊的权威和独立运转政权的能力。通过降五等和分定性族，鲜卑勋贵开始分化为兼有一定文化色彩的上层高门和以武干自达的下层武人，前者与汉族士人中的高门甲姓逐渐合流，并在北魏末年的变乱中受到毁灭性打击；后者则失去了作为贵族的基本特权，长期被排斥于“清流”之外，成为北魏末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在北方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北魏社会重新“士族化”的倾向却并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复．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所确立下来的北魏世家大族，已隐约具备了某些官僚化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北魏社会的“士族化”开启了北朝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重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政区建置

北朝疆域，屡有变迁；政区建置，也因时而异。

州、郡、县制与行台、总管制　北魏兴起于代北（今内蒙古中部地区），魏道武帝拓跋□灭后燕，尽有今山西、河北之地。明元帝取宋滑台及泰山、高平、金乡诸郡，又克金墉城,攻陷许昌、虎牢及汝阳郡,据有豫、洛，进拓兖、济，河南州镇多入于魏。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夏，据有关中；灭北燕，取辽西地；灭北凉,取河西走廓;又取氐族杨氏仇池地；击吐谷浑，取□罕；击降鄯善，从而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后北方分裂的局面。献文帝又取刘宋青、冀、兖、徐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地。孝文帝太和（477～499年）前州郡建置多因时制宜，靡有定规。太和十年始大加厘定，建州三十八、二十五州在黄河以南，十三州在河北。太和末取南齐沔北五郡，宣武帝又取齐淮南及梁汉川、剑阁诸地。于是北魏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抵今*东部，东达辽西，南有江汉流域。明帝正光、孝昌(520～527年)以后,疆土大蹙,而州郡建置反见增多。东魏武定之世（543～550年）有州八十，西魏境内有三十三。北齐天保七年(556)，以北魏孝昌以来州郡滥置，“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于是罢州三、郡一百五十三、县五百八十九。武平四年(573),江北及淮、泗诸地又陷于陈。北齐灭亡时有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县三百六十五。西魏西并梁、益，南克江汉。废帝三年(554)，有州四十七。北周武帝灭北齐,北方又归统一。周静帝尽取陈淮南、江北之地。大象二年(580)，有州二百十一，郡五百八，县一千一百二十四。平均一州只领两郡余，一郡只领两县余，一州只领五县余。州、郡、县三级已失去存在的意义。隋开皇三年(583)遂罢郡，改为州、县两级制。

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沿自汉、晋,各置刺史、太守、县令。但与前代也有不同：北魏天赐三年(406),诸州置三刺史，宗室一人，异姓二人；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又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长，虽置而不临民。这种守宰三人制和事实上的州县两级制施行详情不得知,可能为时不久。献文帝时,对为一州刺史之例屡见于记载，如以房法寿与韩麒麟对为冀州刺史、毕众敬与李璨对为兖州刺史、张谠与高闾对为东徐州刺史。房法寿、毕众敬、张谠皆为新归附的刘宋将领。这种制度可能脱胎于天赐旧制，是为了防范异姓或新附。太守不临民，而由刺史临民,反映了州群的辖区不大,刺史不必通过郡一级即可直接统县。北魏前期已有侨州郡县和双头州郡的设置，前者如南雍州，后者如秦、益二州（治上□）。而较多见于记载的侨州郡县和双头州郡，则在北魏后期。淮河南北、魏梁交界处，沿袭梁制设置了不少双头郡。

北朝州、郡、县各分数等：北魏前期，郡分大、次、中、下四等；太和末年后，州除司州，郡除河南，县除洛阳外，各分上、中、下三等。北齐除司州、清都郡和邺、临漳、成安三县外，州郡县各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北周以户数多少为标准分等：州除雍州外，分为三万户以上、二万户以上、一万户以上、五千户以上、五千户以下；郡除京兆外，分为一万五千户以上、一万户以上、五千户以上、一千户以上、一千户以下;县除长安、万年外,又分为七千户以上、四千户以上、二千户以上、五百户以上、五百户以下，各五等。　　

州、郡、县之上有行台省和总管府等。行台和总管具有地方军事长官兼行政长官的性质。北魏初期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取后燕邺和中山后，为了加强控制，把都城南迁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同时在邺和中山设置行台，只管地方军政，与民政无关。北齐以后，由于东西两方长期战争，州郡辖境日小，不能当方面之任。文宣帝天保元年起，行台兼理民事，全国先后设置东南、北、南、西、西南、河南、山东、朔州、豫州、扬州、河阳、建州、徐州等道，每道置行台，一道辖数州、十余州至数十州。隋朝统一南北，这种以军事为主、带有政区性质的行台制没有正式发展成为州以上的行政区划。

北魏又有都督的设置。一人常都督数州军事。西魏文帝大统年间(535～551)，改都督为总管。北周先后所设置可考的有荆、原、陕、青、益等四十州和江陵、河阳、陇右、陕西、玉璧等总管，辖数州、十余州至数十州，一般兼所驻州刺史，并以所驻之州为名。

领民酋长制及护军制　对于鲜卑本族及早期降附诸族（如高车、匈奴、契胡等），设置领民酋长。封内土地、部落都隶属酋长，多者可近万宗。酋长的地位仅次于刺吏。孝昌以后，魏末、齐世酋长征讨出守，而部落随之迁徒，甚至仅有酋长虚号而无部民，渐失其地方官的性质。至于汉人以外的各族，北魏置诸部护军。护军制始于魏晋，本为统治汉族以外的各族而设；十六国时期各国，凡非本族类又非汉人者置护军。北魏沿袭此制，护军统领民户，兼辖土地，地位与郡守相等，统属于州刺史。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取消护军，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

镇戍制　十六国时期已有镇的设置，北魏设置增多。镇设镇都大将，简称镇将，镇下置戍，有戍主。太武帝时，疆域日趋扩大，为了巩固南北边防，威慑新附，于边要形胜之地设镇，北魏重要大镇多建于此时。至孝文帝逐渐废除，但北方及西北边镇仍多保存。镇戍可分为三类：①设置于边地，这里不设州郡，镇将兼刺史、太守之任。此类镇多在西北和北边。北边六镇，在迁都洛阳以前，担负拱卫平城的任务，地位特别重要，镇将权力、地位超过刺史。②与州郡同治，以镇将兼任刺史或太守，戍主兼任太守或县令。此类镇多分布于东南和西南边境，孝文帝时全部废除。③与州郡交错分布，但又不与州郡同治。此类镇戍多分布在中部和南边地区，孝文帝时多改为州或郡。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后，边任日轻，守卫六镇的“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沦为卑贱的“府户”。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后改镇为州。此后，北朝虽仍有镇戍的设置，但只管军事，不理民政，不再具政区性质。　

选官和官职制度

北魏选士，初置中正，兼用考试。后来废除中正，而要当官的，必须找到现任官员作为担保。对于武人，则不甚重视，魏孝文帝时，征西大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让他们进入清品。这一建议引起了武夫的愤怒，羽林虎贲会集一千余人，把张彝的房子烧掉，并把他父子通通杀掉。张彝死后，灵太后才准武夫可以依资入选。孝庄帝时，规定凡县令、郡守、刺史能推荐出才德、文艺、政事兼备的人材，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并规定地方官员任职年限：郡守，县令，六年一任；离任六年后再叙用。

北齐沿袭北魏的选举制度，也立中正官，但尤其重视考课之法。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凡州县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廉郎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呼起立席后，书有监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即佩刀）。武平中（公元570—576年），齐后主（温公）左右多为佞倖之臣，后主即赐他们卖官。上自州郡，下至乡官，均标价出卖。买官者多由皇帝直接降旨授予，所以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的现象。自此之后，州郡选用属官的权力逐渐移到朝廷。这就使得地方吏员无法精细选用。

北周采纳苏绰的建议，破除讲门阀，摆资历的风气，广收遗逸贤达，对选举法进行了革新。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又诏令各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各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每年荐举1人。并规定各州僚佐，可由刺史自行署置，而各府首官则由朝廷统一任命。

官职制度上，北朝主要实行考课奖惩制度。北魏初期没有固定的考绩制度，自孝文帝改革以后，开始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方法；六品以下官考簿由尚书负五，品以上由皇帝和公卿评议。北周由春官府负责考务。

5、经济

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只是在西晋的太康时期一度有恢复发展，此后经“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破坏，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北魏统一以后，社会比较稳定，情况稍有好转。孝文帝改革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

农业

农业技术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户调制以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这一情况更加明显。首先表现在开荒上面。在北魏前期，洛阳一带乃至黄河中流的广大地区，到处荒芜，人烟极少。自孝文帝改革之后，许多过去逃亡异乡的汉族劳动人民相继回到这里，开荒种地，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粮食生产也在增加。内迁的鲜卑族劳动人民和其他族人民，逐渐减少乃至放弃以狩猎或畜牧为主的谋生之道，而转向农业生产，也在开荒种地，成为农民。

在农业生产上用牛的情况增多，铁农具使用的范围也有扩大，农具种类增多，式样也有改进。主要农具有铁制犁、、铲、锸、锄、镰等。其中的全铁曲柄锄增多了，这对于中耕、除草都很有利。农民们在生产中很注意深耕细作，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很关心时令，鉴别土壤，防旱保墒，田间管理等。对于各种作物的选种、育种、栽培、积肥、施肥等技术，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或经验。

水利自改革之后，水利事业也有恢复和发展。太和十二年（488年），冯太后和孝文帝下诏，指令长城以北和阴山以南的北边六镇和云中、河西、关内各郡，都要开种水田，并要通渠灌溉。不少地方官吏也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之在关东和关中修复和新开的沟渠、陂池很多。“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裴延儁（jùn俊）任幽州刺史，修复了这些水利工程，灌溉田地百万余亩。水利的兴修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西晋时期，各地有很多水碾、水磨和水碓。十六国混战时期，几乎破坏殆尽。这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粮食加工工具相继在洛阳和关中一带重新出现。仅洛阳城西的谷水沿岸就有水碾、水磨几十区，“计其水利，日益千金。”

寺院地主庄园北魏的统治者亦利用宗教以统治人民，因之佛教发展很快。北魏末期，洛阳的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全国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后来，北齐有寺院四万余所，僧尼一百余万人。北周有寺院一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有自己的田产。大部分寺院和地主庄园差不多。少数上层僧尼同于大地主，一般僧众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整日从事于寺内的生产劳动和杂役，过着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较大的寺院都拥有较多的僧祇（qí其）户，僧祇户是由国家拨给的。寺院还拥有寺户（亦称佛图户），是由官府拨给的犯罪百姓或官奴充当，“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孝文帝时，“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僧祇户和寺户都不再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不仅这样，有些自耕农或贫困农民为了逃避国家的赋役，甘愿投奔到寺院的荫庇之下，将田产献给寺院，自己则充当寺院的佃农。就这样，许多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劳动人手，并封锢山泽，成为寺院庄园地主。

这些寺院不仅驱使僧祇户、寺户、佃农从事农业生产，还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主要满足上层僧尼的生活需要，也解决寺院本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寺院还经营高利贷。

手工业

北魏自改革以后，手工业也由恢复而发展。主要手工业有冶铁业、纺织业和制瓷器。

冶铁业当时的冶铁技术有锻铁和铸铁。兵器、铁甲和车马具等，主要使用锻铁制造的。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时用锻铁制造的器物，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超过了魏晋时期。铁制手工工具很多，也很进步，这是兴建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这时，中国的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寺。属于北魏前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石窟寺有大同的云岗石窟。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有洛阳的龙门石窟。以云岗石窟为例，始凿约在公元452年（兴安元年），止于494年（太和十八年），现存洞窟五十三个（主洞二十一个），造像五万一千余尊，最大的一尊高达十七米。开凿这样一些巨大的艺术宝库，高超的技术条件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铁工具的增多和进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纺织业北魏中后期，纺织业亦有发展，主要是丝织技术有很大进步。织有各种花纹的锦、绮和刺绣，都有新的特点。

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满地施绣的佛说法图残片，是公元487年（太和十一年）在中原地区制作的。在残宽六○至七○厘米、残高四一厘米的画面上，绣有坐佛、立菩萨、男女供养人、多样的散花，还有一百五十四个字的发愿文，而且线条流利，还使用了前所未见的两三晕的配色技法，使画面接近于绘画。

制瓷业北魏中后期，制瓷业有新的发展，工艺技术也有进步。在北魏中期，北方瓷器的形态和纹饰，多和长江流域的产品相类似，主要是厚釉的青瓷器。此后，北方的制瓷业迅速发展，出现了自己的风格。不仅出现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青色釉，而且在青瓷基础上较成熟的烧造出黄釉、酱釉、褐黄釉和黑褐釉等。器具的种类也增多了，出现了形态不同的罐、壶、瓶、盘等。高约七○厘米的、仿金属器的饰有仰覆莲的六系青瓷尊，是当时中原地区青瓷的代表作。

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也在恢复、发展。

洛阳商业北魏孝文帝自迁都洛阳以后，洛阳的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了，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

当时的洛阳有居民十万多户，城内外的居民区共有二百多个里（坊），多分行业或按身份分别居住。洛阳的市场很多，城西面的西阳门外，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是洛阳最大的市场。在大市的东、西、南、北四面共有十里，亦分行业居住。《洛阳伽蓝记》卷四曰：“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每个里都有很多因从事工商业而发家致富的人。例如通商、达货二里，“资财巨万”者很多。其中最富的名刘宝，为经营商业，竟在各州郡都会之处遍设有联络点，养有马匹，以便向他报告各地的物价信息。

洛阳城南修有四夷馆，还有四个里。其中的金陵馆和归正里，主要是用来安排南朝人来归者居住的。燕然馆和归德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漠北民族来归者居住的。这里街道整齐，“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在洛水南有“四通市”，伊水和洛水的鱼，多在市上出卖。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的谚语。

国内商业洛阳以外的北方各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商业也有发展。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盐、铁是专营性质，包括了生产和销售。北魏后期，在沧、瀛、幽、青四州境内，傍海取盐，每年收盐约二十一万斛。大部分冶铁业也掌握在官府手中。北魏王朝还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常平仓，丰年销售绢帛，收购粮食；荒年则减价出售粮食。这样以保持物价的稳定。这项制度在北齐和北周时，亦被采用。民间出现了不少以贩卖为主的大小商人，主要经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北方和南方对峙的情况下，商业往来也在发展，主要是由民间商人进行的。商业有所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对货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青铜钱，于是，市场上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渐多，商业进一步发展。

国外贸易北魏和朝鲜半岛诸国、日本、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诸国，都有商业往来，外国人来洛阳经商或居住的很多。《洛阳伽蓝记》卷三曰“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丝绸之路仍然是沟通中国和中、西亚的重要商道。我国的丝织品继续输出到西方，养蚕、缫丝和丝织技术也于这时传到西方。伊朗人很快地掌握了这种技术，并织出了具有民族色彩的“波斯锦”传到中国。解放以前和解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青海、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发现了许多拜占庭的金币和伊朗人建立的萨珊王朝的银币，其中大量的是北魏时期传来的。这也反映了当时北魏与中、西亚的商业往来是密切的。

6、军事

北朝各代政权，皆以鲜卑族为主体，其军制的发展变化，大体分为北魏(包括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阶段，如同其他制度一样，既经历了比较深刻的汉化变革，又始终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府兵制的创立，则是这一时期军制发展的突出成就。

北魏

军事领导*。初期,实行“胡汉分治”,*置八部大人即八部帅,总理军国大政,参与军事决策，分统京师周围内迁的拓跋部和各少数民族军队；同时设置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执行机构，其部分职官以汉人充任，但不掌实权。禁中设置武职内侍官，执掌宿卫，充当皇帝军事参谋。置大将军为最高统帅，代表皇帝统领禁军以外的全国军队。太武帝即位后,废除八部大人制，尚书省权力加重,主管全国军队，并以内侍诸曹为高级军事参谋机构。孝文帝时，进一步改革官制，于尚书省下设七兵尚书主掌全国军事行政，分置七兵、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骑兵、都兵等七曹，各理日常事务。以太尉、大司马、大将军为高级武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为全军最高指挥官。地方置都督兼刺史，为统掌一地军、民的最高长官。战时则置都督或大都督，领兵出征。

军队构成。早期，主要是鲜卑部落兵，按部落编组，由酋长统领。以后，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仿魏晋*，逐渐分为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领导指挥权归于*。凡有战争，由皇帝下诏，尚书省领命调遣。中兵是*直辖的军队，平时由领军将军和护军将军分别率领，主要担负宫廷、京师及其周围的宿卫，亦是对外征战的主力。镇戍兵分置于北部、西北部边境以及与南朝接壤的地区，镇置镇都大将，戍置戍主，各镇兵数额根据防守需要，多者数万，少者千余人。州郡兵即地方军，置都尉统领，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有时也奉调出征或充当镇戍兵。此外，各地豪强大族还建有大量的私兵部曲，以巩固其地方*。北魏兵种，早期为单一的骑兵，以后，由于各族人民被征入军和攻城掠地战争的需要，军队由单一的骑兵逐步变为步兵骑兵结合，但鲜卑骑兵始终是作战的主力。

兵役制度。北魏建国前后，实行举族皆兵的族兵制，鲜卑和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成丁战时人人为兵。统一北方后，鲜卑部落兵逐渐演化为常备兵，家属随营居住,定为兵户(或称镇户、府户、营户),另立户籍，世代为兵，族兵制即演化为世兵制，并成为其主要集兵方式。各州郡普遍建立军队以后，开始大量征集汉人为兵，于是征兵制逐渐兴起。征集而来的兵丁以服力役为主，也轮流调为州兵，定期轮番更代，故又称番兵。与此同时，又选募已脱离军队的鲜卑贵族子弟的精勇为兵，募兵制也由此开始，并不断发展。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后，东魏及其后继者北齐，军制大体同于北魏而略有变化。*以丞相兼天柱大将军或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军事统帅，丞相府即为最高军事统帅机构。后改为以尚书省所属五兵尚书曹为主管全国军务的机构。军队亦有中兵、外兵之分。中兵又称内骑兵，包括领军府、护军府、京畿大都督府和卫尉寺等四个系统的宿*，置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京畿大都督、卫尉统领。北齐，从宿*中精选鲜卑骁勇，组成精锐之师，称“百保鲜卑”。外兵又称外步兵,包括州郡兵、镇戍兵以及部曲兵等,负责镇戍地方,亦参加征战。东魏,继续推行世兵制，但部落兵的遗风尤存。至北齐，征兵制、募兵制有较大发展，规定“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通常“十丁取一”(《隋书·食货志》)。

西魏、北周

西魏初建，权臣擅权，宇文泰以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总揽军政大权，并为最高军事统帅，其中外府即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北周，武帝诛宇文护、罢中外府后，军权归于皇帝，日常事务由大司马主持。战时出征作战，则临时任命诸路总管,武帝自任诸军元帅。后又恢复中外府制度,仍以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军事大权。统领禁军的高级武职，先后有领军将军、左右武卫将军和左右宫伯等。在地方，初置都督或大都督为最高军政长官，通常由刺史兼任，既统军，又治民；后改称总管。沿边要地设镇、戍组织，分别置镇将、戍主为长。西魏、北周军队有中、外军之分。中军由*直辖，以府兵为主体；外军是地方统掌的军队，包括州郡兵、镇戍兵、乡兵等。

府兵制创立于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宇文泰改革军制，“初置六军”，又“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大统十六年(550)，“籍民之有才力者为府兵”(《玉海·兵制》引《后魏书》)，在鲜卑部落兵制度和《周礼》六军之说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府兵制的初期建制：*设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为八柱国之首，宗室元欣为虚职,以其余六柱国分统府兵。六个柱国大将军各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领一军，共24军，每军2000人，总兵力约5万人。开府之下还有仪同，再下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各级领兵官及相应的团、旅、队编制单位。从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到都督，构成府兵的严密的统率、指挥系统,最高军权则集中在宇文泰一人之手,皇帝亦无权过问或调遣。北周武帝改府兵诸军士为侍官，轮番宿卫京师，使府兵具有禁军性质，并由皇帝直接指挥。早期府兵,由柱国自相督率,不编户籍，不承担赋役。统兵官中非鲜卑族人，皆赐予鲜卑姓氏，士兵则从主帅姓,以加深官兵依附关系,提高其社会地位。府兵须自备弓、刀，其他武器装备由官府供给。平时半月宿卫，半月训练，战时出征打仗。初期，府兵主要由六镇府户、少数六坊鲜卑兵、关陇军户、关陇豪强乡兵集团组成。北周武帝时，为扩大兵源，突破在六等以上民户中征兵的规定，广募百姓充之。以后，由于战争频仍，征兵对象又扩大到所有享有均田的农民。由于充当府兵可以免除租调赋役，农民纷纷应召，兵额急剧上升，到北周末年，府兵总数已达20万人。府兵是西魏北周军队的主体。此外，尚有属于中军的专事皇宫宿卫的禁军，属于外军的州郡兵、镇戍兵等，皆不属于府兵系统。

府兵制是西魏创立的重要军事制度。它的创立和发展，强化了封建*集权统治，对于北周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并进而成为隋及唐前期军事制度的主体。

7、文化

宗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门新兴的宗教，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这就是从汉代时就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鲜卑族举国上下都信奉佛教，在中华文明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佛教，正是在北魏前后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人们对菩萨的信仰十分流行。人们相信，不需要自身的修行，而只要通过向菩萨祈祷求助，便可以达到超度的目的。北魏时，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后佛教中又加入了密宗、禅宗等新的教派。直至今日与道教、儒教一样，佛教在中国已扎入了深深的根基。

经学

南北朝经学，随政权的南北分裂，郑学王学的学术之争，形成了明显的南北差异。北朝诸帝颇重经术，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就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多达3000人。魏孝文帝、北周宇文泰、武帝等亦多重视经典，故经学在北朝得到很大发展。大体上北朝经学重视家法师承，继承了汉代经师注重名物训诂、字义考证的学风、排斥老庄之虚妄，学风朴实，不杂玄学。崇尚郑学，大儒徐遵明曾讲郑玄注《周易》，传者甚众。徐遵明、李周仁等治《尚书》，李炫等治《孝经》，张仲等治《论语》，徐遵明、刘献之等治三礼，均以郑注为宗。治《诗》则宗毛公，刘献之有《毛诗叙义》、李炫有《毛诗义疏》、刘炫有《毛诗述义》。治《左传》则多宗服虔，卫翼隆、乐逊、李献之等都曾以服注诘难杜注，刘炫等作注也与杜注异。

民歌

敕勒歌

北朝时期的民歌相当发展，出了许多传世之作。北曲包括了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吐谷浑、步落稽等族的民歌，汉族也有不少优秀之作。多以反映社会情况、北国风光为主要内容，以慷慨爽朗为特色。著名的《敕勒歌》原为一首鲜卑语诗歌。在高欢为西魏军击败时，他曾命敕勒族人斛律金唱此歌，高欢合唱，以激励士气。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写了北方草原苍茫无际的景色，气势豪放。

《木兰诗》大约写成于北朝后期，是汉族民歌。长三百余字，内容是描述一位少女木兰代父从军、胜利归来的故事，表达了劳动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强暴，不慕名利，淳朴贞洁的思想感情。词句通俗，叙事清晰，脍炙人口。

石窟寺

石窟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很发展，其中的石窟寺艺术是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云冈石窟

我国的石窟寺的开凿是随着佛教传布的方向亦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以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现存洞窟二百三十六个，始凿时间约在西晋后期（三世纪末）。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千佛洞）稍晚，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366年）。后历经隋唐至元代，均有修建。现存有雕塑和壁画作品的共四百九十二窟，其中属于前秦到北朝的有二十多窟。此外，甘肃还有不少属于这一时期的石窟。例如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为西秦建弘年间（五世纪初）开凿的；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是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开凿的。

东方最早的石窟是山西大同武周山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即位（兴安元年，452年）之时，主要的洞窟大都开凿于和平元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0—494年）之间。大同时称平城，为北魏的国都。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又开始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凿窟造像。龙门石窟现存一千三百五十二个，造像九万七千余尊，约有三分之一的洞窟为北魏时所开。

石窟寺是一种佛教寺庙的建筑形式，起初是以洞窟为主，后来出现了露天摩崖造像。石像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大型佛像神态肃穆安祥，虽静欲动。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高达十七米。窟壁多饰以浮雕，有小型佛像，佛教故事，还有礼佛图像等。图像个个姿态逼真，场面生动。

地理

郦道元

北朝的地理学有很大的发展。专门记述州郡地理、名山大川、地区风物的著作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为郦道元撰的《水经注》。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历任北魏的太守、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水经》为东汉桑钦撰，记载全国水道一百三十七条，每条水撰为一篇，记其源流和所经地方。郦道元为之作注。全书以《水经》所记水道为纲，补以枝流小水共一千二百五十二条，逐一探求源流，述其变迁，又详记所经地区、山陵、原隰（xì席）、城邑、关津的地理、历史情况，以及名胜古迹等，对有关史事多所考证。其字数多于原书二十倍，是原书内容的重大补充和发展，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的地理名著。文笔生动流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农学

贾思勰是北魏时期的农学家，曾任高阳郡（治今山东高阳）太守。他平时关心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他从文献中搜集了许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知识，又访问老农，撰成《齐民要术》一书。全书分为十卷，共九十二篇，分别论述各种农作物、蔬菜、果树、竹木的栽培和育种，家畜家禽的饲养，农产品加工及副业等。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著作。

贾思勰

8、北朝世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