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饷

明末加派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其目的是为了对付关外的满族贵族*，镇压农民起义，但结果却促使社会矛盾的更加尖锐，更激起人民的反抗怒火，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1、来源

三饷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

辽饷

明廷因“辽事”紧急而加派“辽饷”，每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加二厘。三年之内，每亩加派赋税九厘，每年共五百二十万两，相当于明朝全年的“正赋”，即每个农户在理论上一年得纳两年的田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

练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明廷又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剿饷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2、影响

民间现状

天启二年，巡按甘肃御史高推“奉命西巡”，百姓“咸伏地遮舆而告曰：`辽饷苦，辽饷苦，不减*当饿死矣。……山地荒薄，三分不敌他处之一，即大有之年，所得不过五斗。未有辽饷，一半征纳，一半聊生；既有辽饷，一半纳粮，一半充饷，民皆枵腹待毙矣。'”督师辽东的熊廷弼也说：“中原物力竭矣。…今若再加派，三户之民，必有投牐而起者矣。”不出熊廷弼之所料，数年之后，“关中频岁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采。由是府谷王嘉允、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群贼蠭起，三边饥军应之。”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农民大起义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首先提出“免赋”的口号，并作了“不当差，不纳粮”等通俗易懂的歌谣传布四方。崇祯十六年(1643)，农民军攻入黄破，更明确宣布要“三年免征”。与此同时，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也提出了“免三年铜”。饱受加派之苦的广大人民，听到这些免赋的口号，尤如久早逢甘雨，热烈欢迎农民军的来到。当李白成领导的农民大军进攻北京前哨重镇宣府时，居民以“不杀人，且免摇赋”，“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而迎’。一些被农民军派遣到山东、河南等地方州县中去就任的官员，“先造牌至，士民苦征输之急，痛恨旧官，借势逐之，执香迎导，远近若狂”。而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所以能够胜利地进军湖广，据明朝官员奏报，“实由于人心惑三年免租，一民不杀之伪示耳!”兵科主事凌驹哀叹说：“迹今逆贼所恃，无过假义虚声，假义则预免民租”。

底层起义

在农民起义军*暂时没有到达的江南诸郡，也“人心大都思乱”。佃农们起来抗租抗粮，奴仆们要求获得人身解放，城镇里的中下层平民，也纷纷聚集，打开富有者的粮仓。

明朝统治者已经落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事态是如此严重，于是慌忙地连连下发罪己诏，说是要“尽免加派三晌”，但已经太晚了。广大群众既然拿起武器进行斗争，那么再不会相信这种廉价的诺言，期待着的只是明朝统治的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