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宠信太监差点亡国又杀了于谦,为什么庙号还是英宗?
庙号一般来说，其实和谥号是一样，都是一种对于皇帝生前所做的事情和为人的评价，有好有坏，而最近热播的《大明风华》里面的朱祁镇，在历史上庙号是英宗，只是，朱祁镇生前明明是宠信太监，出征瓦剌差点导致明朝亡国，后来又杀掉了于谦，这样作为的一个皇帝，为什么死后庙号还能是英宗这样一个带有褒义的称呼呢?朱祁镇还做过些什么，为何能让他的庙号是英宗。
明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威逼利诱蒙古诸部，分几路大军进犯明境辽东、宣府、甘州、大同等地。
长城还未修缮完工，失去防护功能。明参将吴浩战死猫儿庄。
战报传至京城，朝廷震动。
极受正统帝朱祁镇宠信、操控朝廷大权的大太监王振，拿太宗永乐帝、宣宗宣德帝御驾亲征蒙古的旧例，怂恿年仅二十三岁且无真才略的朱祁镇仓促北征。
虽然统帅了数十万大军，但是军事大权掌控在并不指挥才能的王振手中。
永乐朝以降的四朝统帅张辅，虽然多有战功、富于谋略，却在王振寻租皇权的淫威之下，也是无济于事。
结果，甩手掌柜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也先的瓦剌大军俘虏。是为土木堡之变。
这对于大明王朝而言，不啻于灭顶之灾。
明朝二十多万精锐，伤员过半，死者三分之一强，太师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六十多位大臣战死。此外，马匹损失二十多万，辎重被无数。
这正是直接损失，而带着明朝廷的问题更为严重。
一、皇太子朱见深还只两岁，监国为皇弟郕王朱祁钰。皇帝被俘，储君少不更事，主少国疑，监国无心*。
二、也先押着英宗南行，当做攻城略地的一面旗帜，逼进京师，朝堂大乱。翰林院侍讲徐珵以天象有变，力主迁都南京，言下之意是把北京让给也先。倘若此事得成，明朝势如摧枯拉朽。
三、英宗北伐，带走了不少朝中重臣和精锐部队，死于土木堡，导致朝廷精英力量严重断层，难以聚集有效兵力直接对抗南犯的瓦剌兵。
四、从后来兵部侍郎于谦力主郕王即位、组织京师保卫战、擢升总兵官石亨为统率五大营的左都督等事情来看，是迫不得已之举。好在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朝换代，使其失去作为明军投鼠忌器的皇帝效应。同时，他破格启用石亨等，激励他们知恩抗敌，为召集全国各地武装勤王赢得时间。
对于于谦的大胆之举，后来明孝宗朱佑樘有言：“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于忠肃集》)但是，英宗被俘，不但将十四年正统戛然而止，而且带来了大明王朝的盛极而衰。
于谦果断议立新主，取得了京师保卫战大捷，力挽狂澜于大明既倒，同时也拯救了朱祁镇的性命。
也先看到明朝新立皇帝，让手中的朱祁镇成了烫手的山芋，加之内部矛盾纷争，于是对这个阶下囚高调示好，送了佳肴美玉，又送亲妹当侍妾，还于景泰元年八月将其送回明朝。
于谦一语大位已定，新皇景泰依旧为帝，旧帝太皇却成了故园的阶下囚。
不曾想，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重。幽禁中的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的支持下，发动夺门之变复辟，改元天顺。
朱祁镇大位再定，响应徐有贞所言，篡位得师出有名，随即斩杀了曾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拯救明朝的于谦。
杀了这个救国良相，朱祁镇被弄得政治人生并不光彩。
这，无疑是朱祁镇作为皇帝的两大污点，即问题中的所谓“干了不少坏事”：
一、宠任太监。土木堡之变，他差点葬送了大明王朝。
二、恩将仇报。他的龙椅，在于谦之死的血色中再度升腾。
二次称帝的朱祁镇，又做了八年天顺皇帝。
其子宪宗即位后，却在天顺八年二月，组织内阁和礼部为其上尊谥，庙号英宗，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英者，有英明之意。
虽然他临终，做了一项废黜太祖伊始宫妃殉葬的决定，充满人情味;但，论土木堡之变、处死于谦，朱祁镇确实算不了英明之主，倒是其废掉的景泰帝朱祁钰，却被不少史家视为“英主”(沈德符、谷应泰)。
但是，要这样拔高式尊谥他的，是他的儿子宪宗，以最高指示给予他遮过饰非的美评。
宪宗旗帜鲜明给礼部下指示，要突出其“皇考仁同天下”，“迈往圣之英武，系四海归心”，“功德之盛于无穷”。(《明宪宗实录》卷二)
英宗的一生，污点不少，但也做好不少好事，如即位之初在三杨的辅佐下，将仁宣之治延续，成就了大明之盛，而在晚年还是能任用贤臣。即是他临终前，给储君下旨，废除殉葬之事，在历史上是值得肯定的。
就宪宗而言，虽然英宗北征被俘，导致他在景泰年间历尽坎坷，而英宗复辟，使他的遭受景泰帝恋栈帝位、言而无信后的无情迫害的厄运斗转，重返储君，得以即位，不无感激。
他将英宗的功德无穷放大，得到了被英宗予以托孤重任的内阁首辅、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贤等人的支持。
李贤还专门写了一卷《天顺日录》，贬黜景泰帝，大肆为英宗歌功颂德，开卷就是：“正统十四年间，上在位未尝有失德事。当时王振擅权，致有土木之变。上既回銮，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及景泰淫荡载度，臣民失望，一闻上皇复位，无不欢忭鼓舞。”
李贤为宣德八年进士，恃才放旷，对少师首辅杨士奇邀请置之不理，也曾直言上疏未被英宗采纳，久在吏部考功司、文选司担任郎中之类小官，还差点因扈驾北征死于土木堡之变。
他大难不死，逃回京师，于“景泰二年二月上正本十策，曰勤圣学，顾箴警，戒嗜欲，绝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帝善之，命翰林写置左右，备省览。寻又陈车战火器之利”(《明史·李贤传》)，受到景泰帝赏识，历兵部侍郎、户部侍郎，迁吏部左侍郎。
夺门之变后，他是南宫复辟的潜在支持者，很快并擢升为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同徐有贞一起参预机务，出任吏部尚书。李贤在天顺朝，虽然遭受石亨、徐有贞打压，但是英宗对其非常倚重，且对其有知遇之恩。尤其是英宗弥留之际，传位储君，也是听从了李贤的建议。
宪宗投桃报李，将李贤晋升少保，升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