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家985创新基地主任，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研究方向为新闻思潮、比较新闻学、新闻学原理。

1、人物简介

童兵，1942年11月26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五岁移居上海。在上海中学度过六年中学生活。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和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香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美中传媒交流研究中心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浙江大学、兰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河北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校兼教授。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2、学术背景

1968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新闻系，经一年劳动锻炼后，分在一家企业报当记者和编辑九年。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又随新闻专业迁回中国人民大学，经三年苦读，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1984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1988年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

1990年晋升为教授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

2000年被聘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11月被母校复旦大学引进

3、学术成就

出版著作、教材、辞书共21部，其中著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新闻理论》、《比较新闻传播学》、《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主体与喉舌_*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等，主编《中国监督学大辞典·社会监督卷》、《企业报理论与实践》、《新闻传播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等，合作著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新闻理论教程》、《新闻理论简明教程》、《新闻事业概论》等。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童兵

主持国家教委“七五”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已完成）、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课题《中西新闻比较研究》（已完成）、国家教委“九五”课题《中西新闻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已完成）。主持编写教育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现主持教育部“十五”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历史使命及操作机制研究》，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八十年新闻思想研究》子课题，以及复旦大学课题《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

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新闻事业概论》198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三等奖。《新闻理论教程》1993年被评为国家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1999年被教育部电化教育办公室表彰为全国广播电视大学优秀主讲教师。2000年《中西新闻比较论纲》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指导优秀博士论文奖。2003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和中国人民大学指导优秀博士论文奖。

4、人物专访

想成为一名勘测队员

童兵：其实我读新闻也很偶然，几乎是在最后短短的几个月内报考的，之前对新闻并没有太大兴趣，主要是想学理工科，当个工程师或者勘测队员什么的。但到1963年时，我们国家开始“反修”，希望学生*能考文科，做“反修”、“批修”的一线战士，所以我突然之间就开始考虑读文科。而当时文科最好的就是复旦的新闻系，并且记者对我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当时一句流行的关于记者的口号就是“相机胸前挂，任我走天下。今朝名记者，他日大作家。”记者可以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我的志趣也比较符合，所以就这样选择了读复旦新闻系。

选择了这一行后我对专业还是很用功的，既然学了，就应该把它学好，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目标。在我进校时，复旦新闻系已经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师兄师姐，在各个新闻工作岗位上都干得十分出色，让我特别羡慕，所以我就一心要向他们看齐。我觉得复旦新闻系的大学课程设置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帮助，比如老师经常带着我们读报评报，还搞课堂讨论，给了我很多启发和锻炼。系里还鼓励我们写文章，参加实际训练。当然读大学时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政治干扰也特别大，但对新闻系的人来说，这又有偏得的地方，因为对新闻系学生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我当时参加了两次“四清”，担任小组长，了解贫下中农，学做宣传、做记录、做家庭访问等，都有十分深刻的切身体会。我1964年还到《解放日报》去实习，叶春华老师的夫人就是我的指导老师，让我们用铅笔改稿，反反复复，直到满意为止，这些锻炼都让我获益匪浅。

童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学到了知识。我在复旦大学念本科期间学到的许多知识对我现在都还很有帮助。我出去后当了十年记者，给通讯员讲课时用的讲稿就是大学的课堂笔记，像什么采访写作课、编辑评论课、新闻事业概论课等。这样，在当记者时我的专业基本没丢，所以考研时新闻理论我考了第一名，应该说这都是母校给我的知识营养。二就是学到了方法。读大学时老师和我们班上29个学生都非常熟，每天晚上都要到我们宿舍来带着我们读报评报，像余家宏老师、伍必熙老师给我们开了这门基础课，每次都要让我们分析当天的报纸，今天的头条是什么，这则新闻写得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等等。所以关于如何评价新闻的方法，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给我们，这给了我很多收获。

读研与攻博

童兵：我很喜欢自己的专业，可以说是越学越有劲。但很可惜，我毕业时“*”正值高潮。我毕业分配时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一定要搞本专业，不论被“工宣队”分到什么地方。当时有一个北京军区的指标，它有报纸，有很多宣传工作，所以我就想到那里去。但大学生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要下到基层去，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军区骑兵五师十五团，在那里干了一年多。后来我又分到地方锻炼，到了辽宁锦州铁路局的一家报纸《锦铁消息报》去做记者编辑，这在当时是一家比较规范的企业报，周三刊。我在这个小报干到1978年，收获是很大的，这份报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没有很细的分工，所以基本的新闻生产流程我都做过，从采访、写稿，到划版面、通联、给通讯员授课等等。这些对我后来的科研和教学都有很大帮助，我自己觉得在大学做新闻系的老师需要有实践经验，这种切身体验很重要。另外，在这期间我还有两个主要收获：一是更热爱生活了。你不知道，“*”期间的东北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人均一个月只有三两豆油，半斤猪肉，但工人、通讯员和我们相处得都非常愉快，让我感觉到艰苦生活中的温暖和美，所以在那以后，我的生活态度总是很积极的、向上的。二就是我深深体会到了“当记者决不能说假话”的道理。当时的很多报纸就遵循着“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路子办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也是我后来考研的一个重要原因。

童兵：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主观上想脱离“*”时这种每天编假新闻的环境。但那时考研还有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们报社一个记者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的，他当时一直想离开报社，很早就准备着考研。我当时压根不知道1978年恢复高考后新闻学专业也可以报考研究生了，这个同事来找我同他一起考。就这样，我就产生了尝试考研的想法，手续也很简单，交了两张照片就算报了名，之后就开始看书。后来还是花了一些功夫，很幸运地就考上了。读研时我的导师是甘惜分先生，他是从延安过来的老新闻工作者，我跟着他一直致力于新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硕士三年我学得很辛苦，写了许多文章，我和郑保卫一起合作编了《马恩列斯论报刊》（上、下卷），有六、七十万字，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通读了50卷马恩全集，也写了四十多万字。所以整个硕士阶段里我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这应当感谢人民大学，给了我很多机会。读博期间我继续做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想写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史》，不仅是马恩了，还有以前的空想*者、之后的列宁、*等等，比硕士时做得更为深入和更为系统。

童兵：大学里的条件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书，一个是老师。老师不能天天跟着自己，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自己要学会利用书本知识来学习。我想结合自己的体验谈四点方法：一是对自己有用的书都应该读，而不能仅仅局限在专业书领域。我搞马克思主义新闻史，牵涉到世界近代史，我就去选了世界近代史这门课，跟着老师的课去读这方面的书，收获很多。二是要活读书，我读书时做了很多卡片，摘抄一些重要的内容，记录自己的心得等。书并不一定要全读，读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即可，只有特别好的才是逐页细读，否则就会效率低下。三是要读活书，不仅停留在读书上，与学习相关的活动都应该参加，比如我学外语就不光是拿着一本书背单词，我还喜欢把一些外语知识做成卡片，在买饭排队时、等车时就掏出来看，一次和同学步行去香山玩，一路上大家用外语聊天，足足4个多小时，回来后感觉收获特别大。四是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1985年时《新闻学刊》创刊号上登了我一篇文章，《从哥达纲领批判看马恩的舆论监督思想》，当时有些人说我这篇文章是“借死人骂活人”，我当时也很紧张，但我知道自己的文章所依据的事实是可靠的，又请教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所以就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这种坚持就是胜利。你们做学生的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千万不能唯老师和书本是真理。

治学与思考

童兵：大学生学一点马列主义经典新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我想这种必要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学一点知识，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来学习，它不仅是告诉我们怎么革命，它首先是一门科学，里面有很多真理，对新闻传播规律性的认识。其次可以从中学习方法，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们总结出的新闻运作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像现在的新闻改革、新闻竞争中的方法论是很重要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很多方法论的东西是值得反复揣摩的，如辩证法。三是学习规范，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中间是有道理的，我们一些学生在没学马克思主义之前认为它很枯燥，而在学习以后却获益不少，以前只知其然，现在更知其所以然，能讲出其中的道道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带给我们的收获。

童兵：从2001年到2002年初是我最忙的一段时间，全国很多地方都让我去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像山东、江苏、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广西、重庆等。我感觉很有意义，也非常高兴。这首先是让新闻工作者知道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另外让他们能够运用正确的理论去观照错误的东西，对改进实际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很多新闻工作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去做，比如舆论监督、知情权、新闻*等，我们目前做得并不好。而早在100多年前，马恩就有很多相关论述。我们没做好固然是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了解甚少、认识不够，所以新闻工作者学习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童兵：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自己，也能更公正地对待别人，所以我一贯主张对中西新闻传播学进行比较，去年我又出了一本《比较新闻传播学》。就当前西方媒介而言，我认为它有三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一是*，中国新闻改革进行了20多年，但成绩不大，主要就是一个*问题。西方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把经营和宣传分开，经理和总编各司其职，相互制衡，是一种双驾马车的*。而我们长期以来都是总编乃至报社党委书记说了算，既管经营又管编辑，这就容易出现偏颇。西方还有比较好的人事制度、奖惩制度等等，都有完善的*作为保障。二是西方对权利的尊重也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如知情权、舆论监督权、新闻批评权等，在西方几乎不成为问题，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而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难以见报的，或者迟报、部分报。三是西方高度张扬媒体的个性，而我们往往把媒体都弄成一个样。当然现在也有了一些有个性的报纸，像《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但总的来说，西方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值得我们借鉴。

童兵：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起步不晚，就美国而言，规范的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我们也已经有一些院校在从事新闻理论研究。但多年来我们没有什么大的长进，原因很复杂，新闻学研究功利主义很强，受干扰也很多。这些年来，新闻理论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了，从最初的传者研究到现在的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等。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出发，从新闻出发，我主张把两者结合，考察事实如何演变为新闻，以此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学术逻辑起点。我们现在的进展在于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日益多元化了，但问题也就在于，新闻理论研究必须本着实用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要研究新闻，要立足于新闻而不是其他，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这几年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多少有些变调，只去关注什么产业结构、什么资本运营等，这些需要研究，属于媒介经济的范畴，但一个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对新闻本身的研究，现在的硕士、博士论文真正研究新闻的太少。而老百姓对我们期望最高、关注最多的恰恰是新闻，广告商关注的其实也是这个，只有你把新闻做好了，别人才会看到你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突破口也正是在于对新闻本身的研究需要强化，新闻才是第一位的，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步不大。

童兵：我自己觉得新闻学和传播学是种和族的关系。因为传播是一种范围很广泛的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新闻传播只是传播的一部分，其核心是所有信息传播尤其是社会信息传播中最有魅力、最具挑战性的一块，所以它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和一般的传播学科不一样，是传播学的一个族、一分子。我现在致力于提倡一门专门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不同，和新闻学也不同。它的任务是研究作为人类重要传播现象之一的新闻传播本身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其性质如何界定，它有何特点、功能及规律等。

童兵：入世对中国新闻传播界而言是机遇多于挑战，推动了整个新闻传播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应学会熟悉和遵循国际游戏规则、了解改革开放的传播环境，国外信息传媒有条件的进入，我们有条件的要大胆走出去等，这都只要很低的成本。所以入世会推动我们新闻传播思想的解放，创新、平等竞争。当然起初阶段对我们会有较大冲击，但最终总有一批媒体会脱颖而出，所以我对入世以后中国媒体的状况在总体上持乐观态度的。我们的媒体关键是要改变*，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怪入世，不能怪别人，只能怪我们自己，首先就是*不灵活，太保守，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提供市场保护和政策支持等。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有一个观念转换和战胜私心的问题。

童兵：研究环境是北京好，思想更解放，没有太多框框，而且信息来源多、情报传递快，我个人感觉上海相比之下往往学术信息要滞后半个月到一个月。上海的优点在于海外消息来源多而且传递快，与国际交流多。就媒体而言，北京的传媒更为解放和大气，胸怀开阔，而上海说得坦率些，显得拘谨而且保守，竞争机制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北京要好些，相信今后这种局面应该会有所改变，会更放开些。

教学和科研

童兵：是的。我夫人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和工程系的教授，我们两个人起初是做的不同课题，她做国家教育部的规划课题：“新闻传播与生态环境保护”，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我国对环保投入的力度加大了，但管理却显得不够，而管理是比投入更重要的问题。管理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新闻传媒来批评和呐喊，来强化全民的环境意识。所以复旦引进我的时候，我就报了这个“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的课题，希望能发挥两个人专业互补的优势。去年暑假我们专门到内蒙的鄂尔多斯库布其地区的生态保护示范区进行了考察，日本的治沙英雄、90多岁的远山正一先生每年都带着弟子去那里植树。我们的合作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文理兼容、知识互补，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力争做到资源的优化组合。

童兵：感受就是复旦的亲情很浓，北方的学校政治色彩比较浓，而南方的学校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复旦很尊重人，教授地位也高。复旦的青年教师很可爱，办事效率高。整个复旦发展相当快，和40年前我在这里相比，复旦已经有天壤之别了，可谓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心情很愉快，希望能多为复旦及新闻学院做些事。

童兵：复旦受海派文化影响大，大部分老师有海外研修的经历，兼容性强，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学术氛围比较宽松，政治色彩相对比较淡薄些，能够张显独特的学术个性。人大的特点在于资源丰富，消息灵通且传递快，而且紧靠*，能获得一般外地院校得不到的资源。

童兵：海外教育和我们不同，我们重视基础理论教育，国外则更偏重应用，案例分析多。国外教学思路比较开放，上课主要采用讨论的方式，允许各种奇谈怪论，师生地位非常平等，我们则显得封闭些。另外西方重视方法论的教育，强调个性和创新，我们的教育则偏重简单模仿和记忆。所以我感觉中西教育应该更多沟通和互补，我们可以联合来培养学生，实现优势互补。

童兵：20多年来我的兴趣一直是在宏观层面尤其是政策、法律层面，比如入世、十六大以来国家关于新闻政策的变化等。另外我在授课中比较注意联系实际，不断更新讲义的资料，像上次课我就让学生关注两会以来《南方周末》的报道，分析它一些报道的深层原因。我上课很容易动感情，声音又响，所以半天上下来，觉得很累。

童兵：作为老师，我一是想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就说过，应该送给学生钓鱼杆教他怎样钓鱼，而不是送给他鱼。二是要教会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培养一种问题意识。三是要培养他们写东西的意识和能力，在第一线练兵。

童兵：现在的学生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心态也不同。他们所接受的基本训练比我们多，很多能力像外语、计算机操作能力都比我们强。但他们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我感觉比不上我们这一代人，比如他们最爱上网查资料而不是去图书馆，网上的资料往往是一错就跟着错，以讹传讹。现在的研究生的角色认同感和角色期待也不如我们，心态容易浮躁。我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正确认识自己，对于社会的要求不要太高，毕竟社会给予他们的已经很多了，心态应该放平和些。

童兵：我想一个人的成才一分靠天赋，两分靠勤勉，七分靠机遇。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把握自己的机遇，好好努力奋斗创造条件，来争取自己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