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

又称“京杭大运河文化”，但不同于“运河文化”。因为运河文化，可泛指世界范围内的人工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大运河自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囊括了中国若干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国家，又创造出大运河流域多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非国家因素。一言以蔽之：大运河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为核心，与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共同融合出的独特的江河文化，并紧密与中原文化相承。

中文名：京杭大运河文化

地位：文化遗产

类型：古驿站、沉船遗址

释义：南到杭州，流经6个省市

1、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第二条黄金水道（张友茂说）”，由人工河道、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运河文化区域---分七块：燕赵通惠文化区、北运河文化区、南运河文化区、齐鲁运河文化、中运河文化区、里运河文化区、江南运河文化区(秦始皇在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奠定以后江南运河走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2、大运河文化简介

大运河文化，上承春秋周敬王三十四年，下至清宣统末年，续以当代公元两千之初。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以物态文化创造出的流动的历史。因此大运河文化史---时间至少有2400多年，比中国的封建王朝还要长，跨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等四种社会形态。而长城则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和长城在遗产名录上应该是姊妹篇”刘枫说；“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与长城媲美。”权威专家郑孝燮和罗哲文说。大运河与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一大批水利专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开凿于春秋-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完成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距今已2400多年的历史。清中叶后，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加之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大运河作用逐渐缩小。

3、大运河文化地位

大运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国社会古代内容的最主要的发展史，其文化地位显然比长城重要：

a.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

b.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杭京南北人工大运河；

c.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

d.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

e.比“巴、苏”运河开凿早二千多年；

f.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东西向浙东运河及局部小运河未计）；

g.*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长度的21倍；

h.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长度的10倍。

大运河文化，是“运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综合性质的，中国古代农业创造出来的城市群文化。大运河的开凿出了一个新的大环境，把若干小的割据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为一个体系，转化成人文环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环境、新生态环境、新生产环境、新文化、新物流环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发达的“运河社会区域经济”。如：古代“南粮北运”、“盐运”通道、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当代防洪灌溉干流。具体原因如下：（1）隋唐后，运河导致南北方农业技术交流、作物品种改良，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流通”覆盖了运河流域和流域之外的最广大的中国村庄。（2）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苏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直接刺激“运河商业城市群”兴起：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工商、客商、货商、易商，集散着商品---在这个线形的城市带上。隋唐：长安、洛阳；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乃国之枢纽也。运河经济是“形”，运河文化是“神”，形神并备，相互交融，推进运河的魂。

大运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潘承祥语）”。大运河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包括建筑、文学等；大众文化，指沿途习俗、仪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层文化，指价值观取向，即黄河文化延伸出来的那种民族精神，早已渗透在大运河文化深处。那么，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运河精神回归成一种活化石。因为她与中华民族精神同根同脉。运河高级文化，是没落的封建时代的产物，而运河大众文化却植根于运河深层文化里。运河深层文化概念，则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依旧存活运河民间、运河文化遗址、理想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人文环境之中：

（1）大运河为历代皇朝最重要的区域---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驾驭南北，政局总揽全国，维系*集权。隋唐政权北移，到元明清，大分裂始终未出现，证明了大运河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存在的。大运河文化，作为历代各个地域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

（2）大运河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相互推动作用。大运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凝聚性、向心性。大运河在沟通物质交换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黄河文明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别。由此，把东南文化、岭南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黄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等几乎全部，错综融会在中国传统思想悠久的时空里。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其周遍文化，始终以：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为文化中。换言之，大运河文化脱离不开其母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文化。

（3）大运河文化，是“中国漕运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张友茂语）”。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漕运机构，使大运河文化成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和经济是有深刻反映的。运河生产力促进了运河文化的繁荣，但运河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并与那个时代的民族矛盾与其相适应。比如：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不善农耕，便漕运江南之米以运河。再如，北宋灭亡，金进攻南宋，就以运河漕渡粮草南来。无论怎样？大运河文化，总随着封建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大运河文化始终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因为运河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其上层建筑发展的连续性。

（4）大运河文化，各个时代与中华各民族是共有的概念、价值观体系。大运河文化与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就不会有大运河文化。在大运河文化所包容的同一社会内部，文化呈现多元，具有不一致性，“也存在着‘亚文化差异’,才是大运河文化发生的原动力之一（金学孟语）”。例如：京杭大运河两岸上的宗教文化景观，是元朝修建的，因为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运河文化，就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运河文化的象征基础---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汉族语言文字，包含图像图腾、生活习惯、礼仪风尚等象征符号体系。所以，大运河文化的实质意义，是国学和汉学等社会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大运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向外传播的窗口，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例如：

a.大运河开通，东南沿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

b.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对外交往和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区；

c.中国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遣使团、商队来中国；

d.在各沿海港口泊岸，沿运河达京师各地，频繁经济文化交流；

e.直接迁居运河区，成为内迁各民族、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各方人士集中地；

f.国外文化传播到中国，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

g.新中国成立，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

h.改革开放，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运输繁忙，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

大运河文化，属于独一无二的“活”的文化遗产，跳出“点”的概念，以层络划分之---包括大运河物质文化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文学、地理学、水利学、艺术学、历史学、制度学、政治学，民俗学、民族学、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等）。物质文化是指在开凿大运河过程之中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大运河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信息，对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等等领域，是一部《大运河百科全书》；对研究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态度、审美价值等传统文化概念，是一部“运河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总之，大运河文化，是大运河遗址文化蓄藏着的活化石文化。大运河文化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

a.物态文化层:物质生产活动在大运河存留的财富总和，可触知的大运河文化物质实体；

b.制度文化层:因为运河经济实践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有可持续性，例如-当代运河还在通航；

c.行为文化层:大运河是在人际交往，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区域模型；

d.心态文化层:大运河文化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是大运河文化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