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

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又译作桑葛，元朝宰相。曾做译使，通晓多国语言。

本名：桑哥

别称：桑葛

所处时代：元朝

民族族群：畏兀尔人

出生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1291年

名字含义：狮子

地位：宰相

1、人物简介

桑哥

桑哥，畏兀儿人，胆马国师弟子也。能通诸国语，尝为西悉译史。性狡黠，好言财利事。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中书省尝令李留判市油。桑哥请以官铁往市，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报，至相殴，且曰：“与其使它人侵盗，曷若与公家营利乎？”乃以油万斤与之。桑哥后以所营息钱进，和礼霍孙曰：“我初计不及此。”一日，桑哥在帝前论和雇和买事，因语及之，帝大悦，始有大任之意。尝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进，省中建置及人才进退。桑哥咸得与闻。时桑哥与江南释教总统扬琏真伽相表裹，请发宋诸陵，桑哥矫诏可其奏。

2、基本档案

本名：桑哥

别称：桑葛

所处时代：元朝

民族族群：畏兀尔人

出生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1291年

梵文名；Sengge

名字含义：狮子

地位：宰相

3、人物出身

《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log）部落”，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善军队的后裔。《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4、人物仕途

桑哥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至1255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速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速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l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来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荐而担任了总制院的官员。

《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此事发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发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八思巴被谋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功嘉藏卜，到了萨斯迦。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

此后桑哥更加受到世祖的宠信，权势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以桑哥之荐白身进用，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主持政务。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奏请将杭州宋宁宗攒宫和宋郊天台拆毁，建造佛寺，诏准之。不久，卢世荣被诛，而他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中书省曾令一汉人市油（当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并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易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元史·桑哥传》）其后桑哥交上所营息钱，表现了理财的本领。一天，他在世祖面前论和雇和买事，谈到这件事，世袒益喜，遂有意重用他，给他更大的参预中枢政务之权。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根据他的奏请，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至京入质；七月，命桑哥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姓名奏进以定人选，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善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大臣人选，此事颇不寻常，表明世祖已决意用他主持政务了。适此时南士叶李被征召至京，问以治道，叶李也推许桑哥，使世祖益信桑哥可以任相。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彼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5、经济财政

桑哥

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4770锭，昏钞1345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通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据说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蕾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通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的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初，掳掠百至”。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钩考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可见桑哥所奏“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上奏中就说：“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据他解释是因为“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其实当时“理算”出来的逋欠数目甚大，“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数千万”（《元史·赵孟頫传》），但由于其人多死（或逃亡），实际上无法追征，只好作罢。于是他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30贯增为50贯：茶课每引由5贯增为10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10万锭，腹里20万锭；大增商税，江南为25万锭，腹里20万锭；有协济户1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此外，海运江南粮是当时京畿地区粮食的重要来源，桑哥执政后，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上海、福州二海运万户府。二十五年十月，他又奏请将次年海运粮数由过去每年三、五十万石左右增定为百万石，同时奏请开浚安山至临清的运河（即“会通河”），将此段原陆运夫放罢为民，征其赋入以给开河之费。皆诏准施行。

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

《汉藏史集》记载桑哥“对怯薛们实行限制”，引起他们的忌恨，当包括这件事。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予。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元史·世袒纪十二》）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世祖对他的宠信程度。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诏准之，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碑成，树干省前。又敕以秃鲁花（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桑哥导从，并许其乘小舆而行。其宠荣为出身“大根脚”的蒙古大臣所不及。当时桑哥已掌握了铨调*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但宣敕还由中书省颁给，桑哥奏言不便，世祖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因此权势益盛。据《元史》本传载，他“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但由于世祖正信任桑哥，反对他的人都畏惧而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