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更加维护君权,为何最终还是选了儒家?
要说古代的那一种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最深，那一定就是儒家思想了，可以说古代从汉武帝开始，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时期里，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而其他的思想只能作为一种支线发展，和儒家思想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在汉朝之前的秦朝，主导思想自然就是法家思想了，而且如果相比之下，法家思想是更加维护君权的一种思想，但为什么最终历史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究竟法家思想比儒家差在了什么地方呢?
中国历史虽然号称五千年之久，但实际上商代以前的文明还尚未发展足够的考古证据作为支撑。而文化的真正形成，应当追溯到春秋时期，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爆炸。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也是个思想上精彩纷呈的年代。在这段时期里，涌现出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众多风格迥异、各有主张的思想家。随着历史的演变，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基本上围绕着这些思想打转。
首先上台的是法家，执行者是秦朝统治者。法是最容易实现，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形式。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李斯等，两人师从儒家的思想家荀子，其思想主张受“性恶论”的影响，慢慢演变成“法家”。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人性是需要约束的，而没有什么比法的约束更加有效，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思想脉络。事实上，法的制约的确是简单有效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时代，现代文明体系里基本上离不开法的建设。
但是秦朝的“法治”虽然令其强大起来，并统一六国，但也迅速在几乎全民暴动中灭亡。秦的“法治”缺乏统治“温度”，无论是当世还是后世，几乎没有人会怀念秦朝。所以我们不得不有一个疑问，为何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核心在秦朝会失败?
到了汉朝，初期实行的是黄老学说里的“无为而治”，也是道家学说里的一个部分。所谓“无为”，是指统治基本框架搭建之后，不频繁地更改干预让老百姓*生产。由于秦末多年的战乱，这一时期实行“无为而治”是有合理之处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是经理分配，而在经济大增长时期，这种分配的矛盾会暂时掩盖。汉朝初期的统治框架是“郡国”并举，既有属于*的郡县，也有分封给刘氏诸侯的“国”。实际上分封是统治一个大疆域国土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对于边远地区、超过了*统治半径的地区，必须采用某种措施维护其与*的从属关系。实际上，这并不是“法家”能解决的问题。秦朝的存续时间实在太短，“郡县制”的问题尚未爆发便已经灭亡。
但分封制也同样有问题，“国中之国”不可避免地想要脱离*统治。“无为而治”不能消灭这种必然会产生的矛盾，而首先爆发的，是“分封”后的矛盾。于是“七国之乱”爆发。到了汉武帝时期，诸侯国在军事上已然无法与*直接抗衡，而此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已经恢复，汉武帝开始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国民在思想上与*保持一致，让其主动地拥护*统治;其二，如何选官，管理那些边远地区的郡县。第一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宗教，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一个宗教性质的思想学派。所以汉武帝从已有的学术思想里选择了“儒家”，将其作为统治阶级倡导的思想核心。第二个问题是建立“察举制”，这是选官制度与统治思想的初级融合，“察举”的核心是“孝廉”。
但这个时候，儒家的核心地位依然是脆弱的，虽然有**的支持，但一旦**权威丧失了呢?问题在魏晋时期爆发，儒学思想式微，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事实上，在战乱时期，道德学说能起到解决纷争的作用吗?儒家强调的仁政，对于那些处于互相斗争中的割据政权而言，有操作空间吗?所以儒学遇到了跟春秋战国时期相同的困境。
然而虽然儒学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和挑战，但是盛行当时的道学、玄学，更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经历汉朝一代“独尊儒术”的培育，已经形成了一批研习儒家典籍的世家大族，当大一统的政权建立之后，仍不得不借助大族的力量，仍不得不尊重儒学。但在选官制度上，隋朝发明了举世无双的创举，改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以期望加强*集权，打破世家大族对“从政权力”的垄断。
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的核心地位就坚不可摧，无论哪一个统治者上台执政，他都必须接受儒家思想体系下的统治范式。这样的体系使得中国接下来的近千年时间里再未经历大分裂，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世界顶峰，直到被现代科学体系打破。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现代社会都强调“依法治国”，为何古代实现不了?事实上，法治长期以来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形式里都存在，但它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无法上升到思想核心的层面。也就是说，即使古代的人超越历史局限，写出一部类似于现代宪法的纲领，也不能实现现代法治。
第一，法的权威来源于政权的武力威慑，这在任何政权体系里都是如此。但在古代，统治半径的制约决定了*不能长期对边远地区保持武力威慑。法律权威也就难以长期维持。
第二，法是不能形成主观驱动力的，法的核心是强制性，用人对惩罚的恐惧来产生作用。这种强制性虽然有效，但忽略了人是具备主观意识的生物，所以也可以说“法”是没有“温度”的，更不能形成思想信仰。而宗教和道德都不同，它形成的是一种主观驱动力，让人在预设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行事。而这种主观驱动力，就是思想信仰。人具备这种信仰，才能主动地去拥护并发扬相应的文化。
第三，古代的法律难以形成逻辑闭环，法的逻辑闭环是公平，即对所有人都同一视角。但这种状态在现代社会都难以达到，更不用说缺乏监管的古代。法律作为统治工具，是权力的象征，在被统治阶级缺乏足够话语权的时代是不能实现普遍公平的。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逻辑闭环不能实现。
儒学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世界观，它的目标是建立道德乌托邦，最初以“礼”(孔子时期)为核心，而后以“仁”(孟子时期)为核心，发展到后期，逐渐形成了以“仁”约束君王、以“忠”约束臣民、以“孝”“义”为行事准则，辅以“贞”“节”“信”等其他道德规范的逻辑闭环。在这样的乌托邦里，各个阶层各司其职，按照统一的道德信仰行事，最终就能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虽然儒学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提升路径，但实际情况是极少有人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水准，这套方法论可行性不高，而且需要脱离土地生产，进行长期的思想训练。但道德理想又不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它驱动的是人的主观意识。这种主观意识一旦形成，便意味着思想信仰形成，对于*集权与文化传承都有些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即便儒学的思想信仰不是普适的，它只作用一部分人(士大夫)，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道德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道德本身具有反人性的特点，它需要压抑人性本能欲望。宗教不同，宗教顺从人性。宗教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相对容易，而道德即使在中国主流思想体系里，其真正影响的人群也只是一小撮士大夫。
中国文化的道德体系是依靠制度建立的，也就是“科举制度”。人性对于道德虽然是排斥的，但对于“权力”“财富”却是向往的。如果道德信仰能够带来权力和财富，人就能被吸引，并紧密地团结在周围。无论是汉字也好，还是儒学思想也好，都是依靠这一路径所实现。一个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都研习这一类道德书籍，接受道德训练，其主观信仰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如何选拔官员是所有政体都面临的问题。考试，无疑是所有方式中最具有效率的形式。官僚体系具有稳定的来源，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就稳固下来，而中国也能借此摆脱分封制的困扰，形成一个个*集权的强大帝国。当具备统一的道德信仰的士大夫垄断权力、垄断文字时，社会的治理结构就是相对稳定的，其文化也能持续性地发展并传承!
5、古文明的失落古巴比伦文明里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文明里第一部成文法典，但是巴比伦文明却并未传承下来，它并没有解决类似于中国文明的传承逻辑，没有形成主观的思想信仰。我们讨论中国历史为何总是在一个个循环的漩涡里无法逃离，也应该思考为何中国总能形成这样一个个循环。世上没有永恒强大的国家，中国却持续性地产出这样的国家!
古老的文明里，中国是唯一的特例;而流传至今的思想体系核心里，也只有中国属于非宗教信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制度所造就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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