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匈奴为何争夺河西走廊?为何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
河西走廊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点了，秦汉时期，就是中原王朝和匈奴之间相互争夺的一个重要地方，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河西走廊打了不少次。不仅是汉朝，就算是在后面的历朝历代，对于河西走廊也是极其的重视，为此发动的战争不在少数，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得出来，河西走廊的确是一个必争之地，可以说是能够带来极大的利益的，否则也不会引起这么多人这么多年的争夺。但是，古代的河西走廊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为什么当时争夺的不可开交?河西走廊的重要程度究竟有多高?为何历朝历代都会如此重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河西走廊(HexiCorridor)，简称河西、雍凉，古称雍州、凉州，简称“河西”，晋朝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大凉在此建都。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又称雍凉之地，是古凉州、雍州的属地，治所所在地，西北首府所在地。河西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与第一站、丝路西去的咽喉;这里汉时即设四郡，戍兵屯田，是汉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后来又因诸多山脉的天然阻隔，成为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战火的栖息场所。
东周春秋时为被西戎占领，战国先秦时被月氏人占，后被匈奴攻破，占领建城池。在公元前1年已经有了经贸和宗教往来的古道，后汉武帝刘彻初设二郡武威郡、酒泉郡，而后武威郡分张掖郡、酒泉郡分敦煌郡，其并入华夏版图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河西是甘肃西北部狭长堆积平原，位于祁连山以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甘肃*边界以东，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二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条堆积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兵家极其重视的地方，因位于黄河以西，为两山夹峙，故名。
河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其辉煌从西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先秦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尤其是佛教，西域高僧、大师云集，大小乘佛教通过河西传入洛阳，古代四大译经家有三位与河西有着深厚渊源，足见河西在中国佛教的地位。
如今多指甘肃14个市州中的河西五市。
河西地区以河西走廊为主体，其南面为祁连山，北面是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东部直达黄河，西部至库木塔格沙漠。汉朝于武帝时期在此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等河西四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政管理机构使，使这一地区在对匈奴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河西东连关陇，西通西域，南接河湟，北达蒙古，被称为“天下要冲，国家藩卫”。这里的关中道由姑藏、张掖、揟次、媪围过黄河，沿泾河河谷便可直趋长安。从河西西去，踰葱岭、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可至疏勒而达西域。武帝太初三年，匈奴便是由此道攻入酒泉的。河西走廊沿线是匈奴南下河西地区的重要通道。
河西地区地处高山大河、荒漠高原之间，为四塞之地，易守难攻。南部的祁连山脉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如在北麓的河谷地带修筑塞桓派兵把守，便可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有效遏制敌人的北进。河西地区的的北部山脉虽较平缓，但多戈壁和荒漠，也有着天然的防御条件。河西地区东部的峡谷众多，水流湍急，只须把守沿岸的几个重要渡口，便足以自守。由河西西去西域，途经的是大片无人区，形成极难跨越的隔离带。
河西走廊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土质肥沃，有利于发展农牧业。汉朝*通过不断的移民，同时充分利用河西丰富的水资源修筑沟渠，兴修水利，大大提高了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张掖———酒泉盆地、居延盆地成为粮食产区，可以保证河西地区的战争所需。汉朝又不断将犯罪人员及其家属充边屯田，补充劳动力，实现了河西地区的以耕养战的目的。
河西地区有养马的传统，汉朝*在此派专人养殖马匹，形成了汉朝的骑兵基地。另外，河西走廊还有丰富的盐、硝、石油、金等资源，都是重要的军事物资。整个河西地区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谁占领此地，谁就有了对外征伐的物质基础，因而汉匈双方围绕此地开展了百年争夺。
河西走廊是匈奴右贤王的驻地 。《史记· 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右贤王居西方，直上郡 、以西，接月氏、氏、羌”从冒顿单于控制河西走廊起，河西走廊一直是匈奴政权中权势最大 的右贤王管辖的政治中心 。西汉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众 4 万余人附汉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武威 、张掖 、酒泉 、 敦煌四郡，匈奴犁污王为攻复失地，率兵攻 入张掖郡。 犁污王死后，这一带又被匈奴温偶磅王占领。
河西走廊还活动着其他匈奴人，匈奴折兰王、单桓王、稽旦王、呼于曹王等都曾先后占据过河西地区的一部。匈奴人以游牧为主，河西走廊地区水草茂盛，是天然的牧场，地广人稀，水草丰富，所以“凉州大马”才能成为天下最良的战马。这个地区对以骑兵为主的匈奴军队来说，是源源不断补充战马的根据地，是匈奴军队战斗力的保证。公元前124 年，卫青击败匈奴右贤王，在河西地区便俘获马、牛、羊等牲畜数百万头。正因为河西走廊是匈奴畜牧业的重要基地，所以匈奴与汉朝围绕河西走廊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河西走廊还是匈奴手工业的中心。 弓箭是匈奴人作战的主要武器，每次战争对弓箭的消耗 量巨大，河西走廊为匈奴弓箭制造提供了丰富的木材原料。《汉书》中说：“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河西走廊)，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匈奴人占据河西走廊，使匈奴 “兵马精强，食库有畜，民庶殷富”，加之河西优越的走廊地理条件，为匈奴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之成为“中国之坚敌”。
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后，向北可以通过额济纳河流域与单于庭联络，向南可以联合氏、 羌等族结成同盟;向东可向汉朝发动军事行动，劫夺财物人口;向西可阻止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联系，建立西域霸权。
河西走廊是汉朝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 ，争夺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就成了两汉时期对外政策的 重点。汉武帝时，匈奴人不断侵入汉地，占据河西走廊，阻断中西交通，严重影响汉朝对西域的来往。 汉武帝即位后，国力强盛，一改过去消圾和亲政策，以积极防御与进攻相结合，对匈奴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将匈奴*逐出河南，并占领了河西走廊主要地区， 设立“河西四郡” ，移民戍边进行屯戍，控制了通往西域的咽喉。
两汉时期汉匈两国为争夺控制河西走廊的斗争以汉朝胜利收官，代表先进文明的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有利于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推进民族融合。但对匈奴来说，被逐出河西走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匈奴人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首民歌唱出的不仅是匈奴对失去河西走廊的惋惜，也是匈奴人领地丧失、 军事受挫、政治衰落的惋惜 。
匈奴对河西走廊控制权的丧失，加速了匈奴的分裂与奴隶制的消亡，客观上有利于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野蛮的民族终归要被其所征服的先进文明之民族所征服与同化”，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河西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个汉匈争雄的竞技场。汉朝占领河西走廊后，充分利用这里的地理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极大地增强了河西的军事防御能力，终两汉之世，河西地直在汉朝掌控之中。
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击败焉支山以东的匈奴休屠王部后，汉武帝即派兵到黄河南岸修筑金城要津，建立起夺取河西的桥头堡。针对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汉朝依托河西的地形修筑要塞，元鼎六年筑令居塞，元封四年修建酒泉、玉门塞防，自东而西形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设施，有效隔绝了匈羌之间的联系，使其成为汉朝向河西输送兵力和物资的交通快线。随着塞防的逐步西延，汉军得以“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为改变河西地广人稀的局面，汉朝将移民实边作为迅速增强该地人口力量、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并从内地征发大批戍卒，集中到河西直言开展军事屯田。这些人身兼农、兵两种身份，是自带粮秣的战士，保证了汉朝对匈奴长期军事斗争的需要。随着河西路建设步伐的推进，汉朝将处于交通枢纽的酒泉建成为河西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将河西地区正式纳入国家军事安全管理体系。
武帝太初三年，“匈奴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而去”，汉朝开始在河西走廊增建北部塞防，在敦煌玉门安置屯兵，修建河西沟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至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将防御前沿推进到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有力地加强了河西的战略防御纵深。
汉朝攻取大宛后，匈奴人只得将战线收缩至天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区，并力争与汉朝争夺河西，以图东山再起。汉朝在河西建四郡、设属国、增关隘，“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汉军主力屯于敦煌、酒泉、居延等地以逸待劳，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当匈奴来攻时，即使突破防线或趁隙而入，也能利用河西有利的地形打退敌人的进。
汉武帝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后，匈奴主力远退至浚稽山、涿邪山地区，河西与关中军事重镇朔方、五原、定襄等郡一起，对匈奴所在区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使得匈奴不得不分散兵力应付。河西军的作用主要是牵制匈奴军，对稳定整个防线起重要的支撑作用。汉朝在河西牵制匈奴，等于斩断匈奴一只右臂，使匈奴人的战斗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削弱了匈奴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河西的地缘优势及日趋完善的攻防能力，使得东汉时的河西军具备了可以独自作战的基础，逐步扭转了汉朝在西域的困境。汉武帝元狩二年至汉宣帝时，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时段，也是河西军事战略价值最大的时期。汉朝在手握战略要地河西的基础上，多次从河西出兵匈奴，或与其他方向兵力配合夹击匈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军事价值极高，作为汉匈对峙的军事前沿，历代均为中国东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对于汉朝和匈奴来说，谁占领了这一地区，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正是汉朝统治者审时度势，推行了正确的外交和军事，才将汉匈矛盾的主动权控制手，保证了汉朝统治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