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我是愤青 我是著名教授
与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深入对话
郑强语录:我是一个愤世嫉俗者。我是一位著名的教授。
你是著名的教授吗?他的回答是:当然。图为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的信息。
郑强在办公室挂了一张个人艺术照片。
新闻背景
"空姐的话"让他很生气。
一段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多年前演讲的视频最近被网民们发现了。视频中的评论,比如“为什么从天上倾泻下来的水看起来比从地上倾泻下来的水更漂亮?”“为什么中国空姐应该有研究生专业?你不就推一辆车,倒点水吗?”他被指控侮辱空姐,有些人甚至要求他公开向空姐道歉。
郑强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的独家采访时说,他对这段老视频被翻拍时的负面解读感到“震惊”。太令人震惊了!他说,他一直对空姐和其他航空工作人员“充满善意”。
随着一段关于空姐职业的演讲视频广为流传,公众舆论开始关注中年版的“愤青”——贵州大学校长郑强。
喜欢郑强的人都叫他“强哥”,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助教。20号,强哥很忙。上午9点,强哥接见了广西大学校长和他的党委书记。10点30分,他匆匆赶往贵阳机场。作为贵州教育代表团的一员,他将去几个亚洲国家扩大交流,他此行的第一站将是韩国。
郑强挤在去机场的汽车后座中间。他说话时,动了很多。“如果不是因为我、郑强和其他人,我再也不敢谈论空姐了。”他说。
《成都商报》记者对郑强的采访以他的“空姐话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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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制作人
给我三分钟
他说服了成都第七中学的校长
记者:在飞机上遇见一位美丽的空姐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吗?
郑强:美丽当然是一种财富。人们追求美是没有问题的,但我所谈论的话题是有背景的。在那些日子里,学生们要排几千米的长队等候乘务员,有些甚至由他们的父母陪同。我觉得这个服务业把自己的形象放在第一位。毕竟,这不是艺术。如果社会认为空姐是美丽的代名词,这有点不尊重她们,因为它没有看到职业的艰辛。此外,为了节省劳动力,有更多的外国空姐和大姑,这我想表达。我的演讲,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为了告诫年轻人,都是正确的。这只是有点幽默和夸张。
记者:网上有很多流行语。你是如何成为流行语制作人的?
郑强:这是一个巧合和意外。我回到浙江大学工作。浙江大学的相关部门说,我去四川成都招生时,发现中学生对浙江大学的热爱与学校的声誉不相称,所以要求我带一些宣传材料到成都。我联系了成都七中,但是七中说所有被邀请的院士都是朱青石这样的院士。我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医生。有什么好说的?我喜欢严肃,但是我直接穿着西装,但是看门人拒绝让我进去,说我在卖药。我说,给我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说服了校长。他说是的,你可以给我们一份报告。当我告诉你我是如何看待别人的中学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时候,我情不自禁。成都几所最有实力的中学都爆满了。后来重庆也学了,几所著名的中学也请我发言。所以我发现我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观众喜欢听。当时,没有PPT。他们只能看我三个小时。慢慢地,一些语录出现了。现在我依靠演讲来赞助大圭·拉。
记者:你创造了《强哥》的所有引文吗?
郑强:我说了大部分,但有些是捏造的。例如,我从来没有说过北京大学和清华培养叛徒。我只是说,我希望中国的好大学不要让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为本国企业服务。我真的认为北京大学的清华很好。我在网上到处说“北京大学清华培养叛徒”。他们是最应该责骂我的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清华的人从来没有骂过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大学的清华的确是高水平的,他们有一颗宽容的心。人们只有文化上的自信,他们不会为一些琐事而生气。北京大学清华足够强大,所以你怎么说都没关系。然而,我认为这一次空姐的讲话不是悲伤而是悲伤。它反映了互联网世界根深蒂固的文化。也就是说,不管原因是什么,没有原则,也不管事情的是非曲直是什么。
记者:你不也是一个著名的愤世嫉俗者吗?
郑强:我是一个愤世嫉俗者。社会对愤怒青年的理解是愤怒青年,这是一种消极的理解。在我的身体里,我说的是真理,真理,真实的感觉,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我发扬健康的趋势,特别是表达我对年轻人的爱和关怀。
2
“我是总经理”
从今天开始
没有学校领导被学生弹劾。
记者:从浙江大学教授到你们大学的校长,你习惯做一名官员吗?
郑强:许多人认为我是官员。事实上,我在这里是作为对口单位,响应**和教育部支持西部地区大学发展的政策。我的人事和工作关系还在浙江大学。我没有被转移到这里。我在这里谈论奉献和牺牲。
记者:你来贵校领导一个章程,就是学生可以“弹劾”学校领导。你被弹劾过吗?
郑强:不。只要他们是好校长和好院长,学生们就会支持你。这项规定已经实施了一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校领导被弹劾。
记者:但是这个制度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学生的建议应该得到老师的支持。这给人的印象是它是肤浅的。
郑强:这已经超过了西方。西方的任何一所大学都只规定教师有权监督学校领导,从来没有把这种权力授予学生。我们取得了进步,更不用说我们已经把它写进了宪法。
记者:你已经多次提到大学管理这个话题。
郑强:中国的大学越好,行政权力就越有限。学术氛围越好的大学,教授的权力就越大。大学是行政的吗?是的。社会和*部门以行政手段对待和管理大学,这是最严重的。例如,办学自主权要求他在学校里设立几个办公室,包括学院,副校长设立几个办公室,所有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一次教育会议上,我坐在办公室后面。省委书记曾经放火,说大学校长郑强在哪里开教育会?在角落里。
记者:作为校长,你和秘书相处得怎么样?
郑强:我支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想,你能不能不把他当成董事长,而我是总经理?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呢?合作的好坏取决于党委的政治氛围和*氛围,也取决于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我觉得我可以和秘书合作得很好,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3
爱国知识分子
你能站起来吗
事实上,文化精神并没有站起来
记者:你在许多演讲中使用了“叛徒”这个词。
郑强:这样说是没有用的。我讨厌的是那些吃人民的奶,喝祖国的水,不爱自己国家的人。说叛徒太直接了。
记者:我们崇洋媚外的想法还严重吗?
郑强:严肃,相当严肃。中国到处都是进口汽车,所以中国的许多房地产都是外国名字。不要认为物质财富能使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没有金钱和教育,这个国家将会衰落。每当提到他们在美国的孩子时,许多父母都会感到非常荣幸,他们不会说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做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努力站起来。这些年来,我们有了钱,并认为我们可以站起来。事实上,我们的文化精神没有。我们去国外抢奶粉。人们会认为我们站了起来吗?
记者:你在日本学习,经常和日本比较。你如何看待日本?
郑强:我绝对不赞成日本否认侵略和永远反对军国主义,日本人必须为他们侵略亚洲国家道歉。这是我的基本态度。然而,我从日本知道如何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中国需要从东方文化的角度向日本学习。日本人民的责任感、道德观和对祖国的热爱都值得学习。日本的岛屿,挖一万个锄头都挖不到一铲煤,怎么建成这个样子?
记者:谈谈你了解的中国诺贝尔奖情结。
郑强: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得到巩固。即使出现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已经变得现代化或世界级。如果年轻人和学生的教育得以完成,诺贝尔奖的产生只是时间问题。涂有友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最想的是,如果她按照现在的教育方式,从小每天6点起床,5岁弹钢琴,6岁学英语,进入舞蹈班,每天参加高中数学竞赛,她是否还能获得诺贝尔奖。今天的孩子,野性和自然已经被抹去。
4
郑强的产蛋理论
当蛋快要下蛋的时候
我们的母鸡都跑掉了。
记者:谈谈你的产蛋理论。
郑强:首先,我在美国说过,美国不跟你们拼任何中小学和幼儿园,但是人民把大学办得很好,中国和世界的孩子最终都没有跑向它?年轻一代都被收买了。我遇到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是,我们想在贫困的地方养些母鸡,下蛋,换钱。结果,当我们的母鸡要下蛋时,它们都去了别人家。这是郑强的产卵理论。
记者:你说你救了一些年轻人?
郑强:它当然得救了。不管是听了我的报告还是亲自来,都有许多人想辍学,跳楼,对生活失去信心,感到困惑。他们希望郑老师能给他们一些建议,说他遇到了挫折,他的专业技能并不令人满意。这一次我告诉他们,科学的海洋是广阔的,人生的道路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而是一步步发现的。只有在熬了几个晚上,实验失败后,我才能知道我是否喜欢他的专业,就像郑强一样。
记者:你在日常讲话中跳舞吗?
郑强:我非常有礼貌。当老师是一种职业。只有当你站在讲台上,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的眼睛和高调明亮的语言,你才能让观众受益。如果你看电影《长征》和《辛亥革命》,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跳的,鲁迅也是这样跳的。激情、激情和情感不能被认为是不稳定的。中国社会通常接受低调,因为它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但这是错误的,没有改变是不可能做到的。
记者:你是著名的教授吗?
郑强:当然,但是我对此必须谦虚。我想要社会评价和来自大学老师和学生的评价。我认为我的经历和影响使我成为中国著名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