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专业建设:辅修“擦边球”?
在新一轮肺炎流行期间,虽然高校正常的教学运行秩序被打破,但并没有阻碍一些高校积极探索教学*改革。不久前,山东大学宣布,为了加快本科专业的现代化和升级,将设立一个项目,建设17个微型专业。
山东大学的微观专业是指围绕特定的学术领域、研究方向或核心素养在本科专业目录之外提炼和开设的一组核心课程。山东大学设立的17个微型专业课程来自该大学的10所学院。
尽管中国的一些大学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探索,但亚历山大的举措是最大的尝试。在流行病期间,亚历山大在推进如此大规模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时有什么考虑?
概念上的争论
“微型专业”的概念源于网络教学。2013年,国外大型开放在线课程平台edX发布了一系列课程,将几门课程合并到同一个知识类别中,开启了世界上第一个微观专业模式。
目前,微型专业的存在仍然以大学专业的网络教育为主。许多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平台也与大学和企业合作开发了大量的微型专业。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开设独立的“微型专业”课程。例如,2018年,华东理工大学向全校提供了14门微型专业课程。同年,洛阳理工学院启动了“微专业”跨学科课程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华南理工大学于2019年制定了《本科生辅修专业实施细则》。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多数由高校单独开展的微型专业建设都采用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甚至采用了纯线下教学模式,这与原有的微型专业模式有所不同。基于此,一些业内人士表示,此类改革更接近大学多年来一直在实施的“小”模式。
「我们学校透过面授方式向注册学生教授专业课程以外的一组课程,与教育管理制度中的辅修课程概念非常一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陆晓东在接受《中国科学》采访时表示,准确地说,亚力山大之前的专业改革和一些大学的类似改革是对辅修制度和辅修专业设置的有益探索。
对此,山东大学本科学院院长刘传勇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微型专业改革的核心确实是一个小范畴,也可以称之为“小微型专业”。目前,它主要是针对在校学生,将来条件成熟时将逐步对外开放。但与此同时,他说,它们也赋予了改革中原有制度新的含义:“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我们能够实现对学生的跨学科培养和对某些学科学生的深入培养。”
刘传勇认为,山东大学专业建设的优势不在于绝对数量,而在于分布相对均衡的一流优势本科专业的数量。“这决定了我们的优势应该是在一流专业的基础上建设一批特色人才培养方案,包括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拔尖人才培养等。”他说,微型专业的优势在于可以围绕特定的学科领域灵活设置课程,实现对学习者的灵活、系统的培训,有效避免原有专业调整程序复杂、惯性过大的问题。
“这次推出的微型专业都是基于全新的课程,而不是简单的原始课程组合。这也是学校学科建设成果向本科教育教学转化的具体体现。”刘传勇说道。
新功能
虽然对亚历山大使用“微观专业”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但陆晓东对改革本身的意义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应该说,类似于亚历山大的跨学科小专业设置和围绕少量核心课程的*改革,国内大学以前也曾尝试过。”据陆晓东介绍,早在上世纪末,“电子商务”专业进入本科专业目录之前,他就参与了北京大学“电子商务”辅修课程的设置。2015年前后,清华大学还创造性地开设了一些新的辅修科目,如“学习科学技术”、“智能交通”和“科学技术史”。
然而,山东大学的改革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首先是规模,与此同时,17个新类型的小专业被创造性地引入,这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引进的许多小专业与正在大力推广的“四新”(新工程、新医学、新农业和新文科)专业密切相关陆晓东说。
据介绍,山东大学推广的微专业包括“北斗时空新技术与应用”、“生物微电子学”、“医用植入物增强制造”、“智能交通与智能建筑”等。其中,有7个与“新医学”相关的专业,包括“医学数据”、“健康管理与政策”和“老年人和慢性病护理”。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校长范力明是教育部新艺术建设工作组组长。在17个微型专业中,还有“新艺术”的小专业,如“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流”和“国际汉语教育”。
“如前所述,类似微型专业的课程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时跟上专业改革和学科建设的大趋势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保持学校整体的专业活力。”刘传勇说,此外,这种设置还可以激发研究人员在教学中的积极性。
据他介绍,亚历山大建立的大多数微型专业课程都集中在一个新的技术领域,而该领域的一些研究人员通常很少承担本科专业课程的常规教学任务。“微型专业”的建立可以将这部分研究人员纳入本科教学的主渠道,使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本科人才培养直接挂钩。
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设置。例如,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在校园内实施了“荣誉辅修”课程改革,这些课程主要依靠众多的研究平台和重点课题研究团队。
“依靠这些团队来设计一些满足国家主要发展需求的前沿课题,并围绕这些课题设计几门课程,这有效地将教学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在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主任龙永红说。
策略阈值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9年,中国高校的辅修学位管理一直按照201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第41号令》)执行。第41号法令第16条规定:“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学生可以申请其他专业的辅修课程或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你可以申请跨校辅修或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在线课程。学生所学课程的成绩(学分)应在学校批准后予以认可。”
但是,2019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可以向符合大学学位授予标准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授予副学士学位。授予未成年人学士学位应采取具体的实施措施,并应明确规定课程要求和学位论文(或毕业设计)。”
“第41号法令对设立和教授未成年人专业仍然相对开放,这符合教育法和国际惯例。然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为辅修专业的教学和运作设置了不必要的门槛。”陆晓东说,普通辅修课程只有16~30学分,所以学分太少意味着高校很难授予学生“学位”。与此同时,学位论文对于辅修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不必要的和苛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设置小专业的积极性,也导致一些希望继续开展相关教育的高校采取“小打小闹”的方式,通过设置不同名称的“类似小专业”来规避《办法》中的一些限制。
在采访中,刘传勇还表示,教育部门并没有在政策层面上推动设立辅修专业。“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并非所有高校都有能力设置高质量的辅修专业,但这并不妨碍一些有足够实力和条件的高校实施一些政策鼓励,从而丰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国家战略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刘传勇说道。
对此,龙永红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不能指望教育部对任何工作给予政策支持,这可能导致一些不合格的大学在教育部的“风向标”指导下盲目跟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龙永红看来,教育当局需要做的更多的是给大学足够的空间。
教育部不限制高校,但鼓励高校自主探索,并在探索过程中独立建立相关制度,这将激发学校的改革动力,促进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龙永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