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同性恋法律和恐同情绪使艾滋病研究举步维艰

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定罪阻碍了对男男性行为者和艾滋病毒传播的研究。

活动人士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

资料来源:戴黑川

在4月12日的一个周六上午，10名警察突袭了位于肯尼亚西部基苏木市的一个研究男性健康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组织maygo。工作人员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没收传单，甚至避孕套使用演示中使用的阴茎模型。警方逮捕了该组织的负责人和财务主管以及一名成员，理由是他们"非法从事与性取向有关的职业"。

当地同性恋权利保护组织的负责人丹尼尔·奥尼安戈(Daniel Onyango)赶到警察局解释说，传播有关性取向的信息并不构成犯罪。此后，几名被拘留者在当天晚些时候被释放。Maaygo将继续存在，尽管搬到了基苏木市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

乌干达的艾滋病治疗和研究项目就没那么幸运了。4月3日，首都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不得不无限期中止一个名为沃尔特·里德的项目，因为一名成员被逮捕并被指控招募同性恋者和进行“不道德的研究”。

在非洲，这种事情越来越普遍，反对同性恋的*也越来越多。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严格的反同性恋法律。今年2月，乌干达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通过了一项新的更严厉的措施——对同性恋行为判处终身监禁，对同性恋权利的积极支持者判处7年监禁。

反同性恋和厌恶阻碍了这些国家控制艾滋病的努力。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综合方案(UNAIDS)已将男男性行为者确定为艾滋病毒感染的主要风险群体。然而，由于文化偏见，非洲的同性恋者往往无法获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信息，受感染者往往拒绝治疗。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定罪也阻碍了对男男性行为者和艾滋病毒传播的研究。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和医生斯特凡·巴拉尔说:“由于这些法律，许多研究已经停止或减缓了。”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在几个非洲国家进行并领导了男男性接触者的研究，并直接看到了这个问题。

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说他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在肯尼亚，一家诊所试图用教育方法来遏制反同性恋情绪，提供了一个可能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模式。然而，随着当地社区或国家领导层的变化，这种相对稳定很容易被破坏。

禁止的研究

乌干达的同性恋医生保罗·塞姆戈马说，对同性恋的恐惧在乌干达尤为严重。塞姆古马两年前离开乌干达，现在流亡南非。

塞姆戈马说:“乌干达对同性恋的恐惧非常严重，我们甚至受到迫害。”他说，最初于今年开始的一项旨在识别有感染艾滋病毒风险的人的研究*停止，因为担心研究人员和参与者的安全。“谈到男男性接触者，目前的情况是没有关于这一高风险群体的最新信息。”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埃塞俄比亚的研究，在那里，同性恋伴侣将被处以长达15年的监禁，埃塞俄比亚公共卫生研究所禁止科学家对男男性行为者和艾滋病毒进行研究。

一名支持同性恋者和变性者权利的埃塞俄比亚人表示，2011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与埃塞俄比亚公共卫生协会联合发起的一个项目试图通过严格的筛查程序，因为该项目使用了“风险最高的群体”一词，而不是男同性恋者。该男子目前流亡在国外和美国。出于对家人和朋友安全的考虑，他要求不要透露自己的名字。他说，一旦*发现该项目的目标群体是男男性行为者和相关群体，研究将立即停止。

这个问题不仅限于同性恋被定罪的国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卫生组织国际人口服务中心的艾滋病和结核病研究顾问隆伍(Lung Vu)表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我们无法开展与男男性行为相关的研究。*官员和宗教领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不利的形势

这种情况非常不利，因为科学家需要知道与男男性行为者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在非洲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毒已经成为非洲的流行病。在去年的一项分析中，Vu和他的同事发现，尼日利亚三个主要城市的男男性行为者中艾滋病毒的发病率比普通人群高4-10倍。塞内加尔和其他国家的数据显示了同样的问题。

纽约市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肯特·克林德拉说，由于关于非洲男男性行为者的信息非常少，研究人员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个群体和其他性少数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艾滋病毒在非洲大陆的传播。Klindera致力于促进男男性行为者和变性人的艾滋病毒研究和预防。

2013年，美国农业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资金问题也限制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自2001年以来，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已向六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马拉维、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拨款15亿美元，其中只有0.07%的资金用于男男性行为者和变性者的研究。其中四个国家没有开展专门针对男男性行为者的项目。

除了这些问题，非洲研究人员还指出了几个亮点。例如，肯尼亚蒙巴萨岛以北的沿海城镇姆特瓦帕希望让居民知道这些研究如何通过社区参与活动和教育使整个社会受益，从而平息那里的不稳定局势。

Mtwapa的问题集中在肯尼亚医学研究所(KEMRI)经营的一家艾滋病诊所。研究所依靠这一设施对高风险群体进行研究。2010年2月12日，数百名暴徒在两名主要宗教领袖(一名基督教主教和另一名*教士)的煽动下接管了诊所。

*的原因是错误的信息。英国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爱德华·桑德斯(Eduard Sanders)表示:“有传言称，该地区的两名同性恋男子已经结婚。”自2005年以来，桑德斯一直在姆塔瓦帕研究男同性恋，并目睹了*。“但当暴徒们没有找到任何与婚礼相关的线索时，他们突然袭击了诊所，众所周知，诊所主要从事与男男性行为相关的研究。”

暴徒们手持棍棒、石块和其他武器包围了诊所，并要求同性恋男子出来。警察逮捕了被指控为同性恋的人，也许是为了防止他们落入暴徒手中，然后释放了他们。国际*组织*观察称，一名KEMRI志愿者遭到毒打。

态度的改变

桑德斯说，诊所现在安全多了，这要归功于向当地居民宣传控制艾滋病毒重要性的活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KEMRI雇佣了社区联络官Evanson Gichuru。Gichuru负责会见当地*和袭击的组织者。大部分的反感可以归因于对同性恋者的错误理解，比如他们认为男孩打扮成妓女。吉丘鲁组织的会议和媒体宣传活动改变了人们的态度。诊所没有受到进一步攻击。

吉丘鲁说，改变态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告诉当地人，肯尼亚的健康取决于男男性行为者对艾滋病毒的理解和治疗。在肯尼亚，许多男男性行为者也有性行为，因此这一群体中艾滋病毒的高发病率使整个社会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桑德斯和吉丘鲁不想夸大mtwapa的成功。吉丘鲁说:“我不想过于自信。在肯尼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仍然是一大污点。”

塞姆古马说，这种提高人们意识的方法在乌干达行不通。“在乌干达，对同性恋的恐惧不仅来自当地人，也来自整个国家。”

研究人员还指出，马拉维是积极进步的一个例子。几年前，人类发展中心(CEDEP)，一个支持包括男男性行为者在内的少数群体的*组织，在其医务人员被捕后不得不缩小其活动范围。但是在2012年，在CEDEP的支持下，马拉维总统乔伊丝·班达废除了该国将同性恋定罪的法律。逮捕也立即停止。CEDEP目前在马拉维有五名工作人员。

上个月，对肯尼亚Maaygo办公室的突袭令许多医生和研究人员担忧，但这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在随后的地方*和警察组织会议上，各种组织的成员讨论了如何加强对男男性行为者的艾滋病毒研究，以应对基苏木市艾滋病毒感染率仍然很高的事实。奥尼安戈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他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我们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攻击。马伊戈继续开展相关活动，尽管速度要慢得多。(段鑫)

中国科学新闻(2014-05-21第三版国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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