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野人”目击者说：我们没有说谎！
6月29日神农架“野人”遭遇事件发生后，我(罗永兵)和湖北电台记者尚政民(事件唯一亲历的记者)觉得事情重大立即向当地*汇报，并受*新闻办的委托连夜迅速对外发了通稿。为此，我们同车6人成为“6.29”以后各类媒体与社会竞相关注的焦点。但由于信息来源不断增多，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我们被卷进更大的漩涡之中。
众所周知，自进入7月，我国相当大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地处鄂西北的神农架也不例外。正如香港《*》在其有关神农架“6·29”目击事件第二篇报道中介绍的情况。连天的阴雨，阻碍了我与林区野考人员黎国华上山扩大搜寻的行动。
7月3日，应正在神农架从事拍摄并获知“6·29”目击事件的北京电视台《彩虹冲冲冲》摄制组临时改变原有的拍摄计划，通过戴铭的介绍，邀请我作为6·29目击者参加节目，介绍当时发生情况。
7月3日至4日夜间神农架普降的大雨下了整整一夜还不停，大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然而让我最担心的是山上的“野人”逃逸踪迹还在不在。我想取得一些测量的数据，同时看它逃走的方向，能否找到更多的东西。但到6日为止仍不能上山，特别是连日的大雨确实让我没有那么自信了。
几天的奔忙显然影响到我的身体，自7月2日晚我便开始感到体内发冷。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身体软如棉花，浑身无力。上班发了几件稿后，去找小门诊弄了点药将就吃了，当天除吃早点外，中、晚餐滴米未进。这天下午，上班期间*在沙发上躺着的我顽强地起来到博物馆接受湖北卫视的采访。7月4日上午，在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要求下，我到林区人民医院看病，打了两吊针才回家。得知我生病的尚政民曾于7月3日晚打电话到家里，让我别再奔忙，事情就此打住算了，对此事一直低调的他劝我，要用平常心对待这个事件，我们遭遇“野人”也好，人形动物也好，那是极其偶然的事情，一切都会过去，但报道出来那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让我和他不得不同所有的目击者一样要站出来说话。
关于媒体
6月29日晚，在那篇600多字的通稿发出之前，我们的心情其实是很沉重的。我们发这样的稿件是有风险的，可以说我们是把党性和人格都押上去了，为此，我们字斟句酌地希图用最准确的描述，报道事实经过，并极其谨慎地将目击物称之为“人形动物”。我们也知道，简短的消息发出后，会招来更多想了解真相的人，也可能会招来声名的诋毁。好像是在7月1日，江苏电台的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我，省内也有报纸打来电话，我都没回绝。6月29日当晚我们以传真方式向国内权威新闻机构、几家省内的主要报纸发布了消息，可能是事关重大，又无直接凭据，后来都石沉大海。30日上午，我们又通过网络发布了消息，几个小时后的下午，中国新闻网和新华湖北网几乎同时先开第一枪，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媒体，之后各大新闻网站纷纷抢滩这一事件，且大都青一色引用了中新社和新华湖北网的稿件——我们发出的通稿，几乎没什么改动。
各路关注的媒体也立即以电话找到我和尚政民，要求提供更多情况。我们商量，应如实、负责地将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告诉大家，包括才冲出的部分图片。这在网上传也很方便。
就在网络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媒体的报道与事情有了出入，我首先发现的是中国台北网将目击者说成是“北京驻鄂的记者一行”，还有的媒体干脆说是“记者一行”，似乎该媒体记者亲历了此事件，这与我们提供的情况绝对不符，其实，真正唯一亲历事件、在第一时间发稿的记者是湖北广播电台驻神农架记者站长尚政民，但他并不在乎，他说他担心的是新闻事实的扭曲。
果然，湖北省内一家网站，它在姗姗来迟的一篇不长、据称引用新华网的报道中说，目击者看到的“跳跃力极强”的“野人”“高1.78米(应为1.65米左右)”，一共有6人(应为4人)看到(与通稿显然不符)。这家网站2002年与我们神农架有过合作关系，“6·29”后，该网站有人打电话到我家要情况，我一上班就发了邮件，文字图片都有，可是最后折腾到第二天也没见影，打电话问，说正在审，其实可能给枪毙了，紧接着就出现了前面那段内容。这种宁嚼他人嚼过的馍也不喝源头水的搞法让我觉得哭笑不得。
夹在“权威”与真相之间
7月2日上午，我就目击“野人”一事以及目击者看到的究竟为何物，通过电话请教武汉大学某动物学教授。他曾于1977年进入神农架山区从事野生动物考察，2002年也应邀以专家身份参加鄂视组织的“2002穿越神农架”大型科考电视直播。
在介绍当时事件经过及动物形态后，该教授说，科学地讲，现在仍然不能认定目击者看到的就是所谓的“野人”。从可能性上说，出现在四名目击者视野中的极有可能是外地进山的挖药人，因为明白现在神农架实施自然保护，在上公路后，见到来车，怕被当作乱采滥挖者给抓住，而仓惶逃窜林中(此说法令人难信，事发地也非一草一木皆不能动的保护区)。此外也有其它是人的可能，该教授讲，1977年他们进神农架从事野生动物考察期间，曾将神农架是否存在野人作为课题进行研究，但后经长时间考察，基本上排除“野人”存在的可能性。科学是严肃和认真的，要承认所谓“野人”的存在(不管其到底为何物)，必须有足够的直接证据，如实物、真实图片等。
该教授认为，目前在国内动物学界，还没有一位学者对“野人”存在持肯定态度。相反，国内肯定“野人”存在的人士(即有野派)中没有一位是学动物的(真否不知)。排除其它一切因素，单纯地、科学地谈(神农架)“野人”是否存在，教授本人目前持怀疑态度。
对于认为当时目击物为采药人等类似的看法，经电话联系神农架另三位目击者。三人均显然不以为然。认为此类看法与当时所见情景及搜寻到的踪迹明显不符。坐在前排其母怀中处于最佳目击位置的周江说，当时那“人”如人般往路中间走，感知、看到来车后，转身几乎两步就跑下公路，反应之迅速、动作之敏捷、速度之飞快令人难以想象，也非一般人在自然情况下所能做到。从事后目击者在公路下树林中已搜寻到的迹象看，找到的脚印相距大，有一处挡在奔逃路上的干枝、树藤三根同时被撞断。出于记者职业的敏感，与我们同行的尚政民一下车，当场就追问我们四位目击者，那“人”究竟穿什么衣服，我们当即肯定地回答，那东西绝不是“人”，身上也绝不是“衣服”。而事发后赶到现场的记者、观者也曾问四人目击物是否黑熊、大个金丝猴等。众所周知，熊是黑色且直立行走时，其形态、速度绝不会是那样，要是金丝猴，背对来车时多大一条尾巴应能看见，且金丝猴在平地不会那么高，也极少那样直立行走。当时，四位目击者潜意识里对目击物第一反应就是一个“人”(即人样子)，但是很怪异，除头发稍黑外，全身灰白，背稍驼。当时车绕过弯道，发现认为本应还在路边上的人“消失”了，向旭与罗永斌失声惊叫后，连呼：“白色动物！白色动物！”(灰白色、直接叫成白色)。四位目击者一致认为看到的不是人或熊等已知动物。
我们得站出来
7月4日夜约十点钟，尚政民从十堰打来电话问我病情，并对“6.29”相关舆情表示忧虑。他说真得找到一家敢说话、有影响的媒体公布真相，正本清源，还事实本来面目，这样才能对读者负责，也对真正关注野考事业的人们负责，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于是我俩把事发后第二天就写好的专稿《神农架6.29“野人”遭遇事件全记录》分别发了出去，《全记录》是我亲笔、后经尚政民回忆当时情况反复修改、核实过的，可以说是当时全部事情的最客观、最真实、最完整的记录。7月5日下午，他打来电话，如释重负地告诉我：这篇大纪实已被中新湖北网头家刊登了。
我们不求留下声名，但求留下真实。这是我和尚政民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此事件过程中的基本准则。我们是用良心在记录一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我们预料会有不同声音，这很正常。但没想到一些媒体不怀好意的“讨伐”却远远超出我们的意料之外：比如有的在认真总结近几年神农架频繁出现“野人”事件后“发现”：每年的目击事件均发生在7~9月的旅游高峰季节，于是以此断定“6.29”目击事件肯定又是出于地方利益编造的一个谎言；还说，如此“炒作”，有违国家法律法规；甚至说这些不实的报告均出自一个不知其为何许人的罗姓之手云云。
这些否定的话也好，批评的话也罢，对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我来讲并不新鲜。记得在两年前，武汉一家一向以“科学、唯物”为使命、以“无野义士”形象自居的某报在其头版做一篇以《天下哪有九头鸟》粗大黑体字为标题、特吸引人眼球的报道中，对所谓“九头鸟”、“(神农架)水怪”之说进行批驳。在该报道结尾并引一位汪姓“专家”言论：(某些地方盛传“野人”)“不过是当地*拿‘野人’的牌子招摇撞骗。”还有位据说在国家林业部吃皇粮的“学者”，在为其“神农架无野人”之说寻找根据时竟搬出神农架山上(植被)多为针叶林，“野人”无足够食物来源，所以无法生存，所以应不存在。这种“依据”让任何一个到过神农架的人和神农架当地最没文化却头脑正常的山里人都会觉得无知、可笑。关于前面提及反对意见中指出为何目击多发生在7~9月。我只提醒持这种观点的人：7—9月是神农架由低到高山大多数山果成熟期，“野人”活动可能更频繁；同时处于旅游高峰期间的这段时间有更多的人在神农架活动，这不正是显著提高目击概率的条件吗？
我是1999年调入林区宣传部门(*新闻机构)工作的，从那年开始，每年都发生了一次以上的“野人”目击事件，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都是8、9、10月份除2002年元月和今年6·29这两次为神农架本地人(目击)外、其它都是外地人。我们自己说的不算，外地人也在胡扯？再大一点，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在编一个共同的谎言吗？就算是谎言，那我们看到的现象你又能为读者作出什么样的科学解释？稍微知道实际情况的人都会认为遇人奔逃的“野人”是什么挖药人、流窜犯的说法是很苍白无力、甚至才是真正的想当然；那些坐在书斋里，连目击者面都未见就对别人横加指责的媒体记者，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允许怀疑，也要允许发现，这才是科学精神，难道要让真理永远停留在所谓的“权威”们束之高阁的经典里吗？难道人类难能可贵的科学探索精神就因为形而上的盛行就此停止吗？
至于“野人”与旅游的关系，的确有些微妙。但两者终归是两码事。我们绝对不会为旅游去编造“野人”故事，那是对公众知情权的粗暴践踏。持“旅游炒作”成见的人，他们低估了中外游客的判断力，据调查，这么多年，来神农架旅游的人没有多少是冲着“野人”而来，因为“野人”不是每年、每月、每天都能见到的。神农架也不会拿一个尚无结果的科学结论去欺骗不远千里的游客。况且前几年连续几次目击事件还是游客主动报告的，难道他们的神经都不正常吗？至于后来当地旅游企业的所谓“炒作”，那是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放过的“商机”，但那已经与我们无关了。
我们没有权利说“不”
外界传讹的原因也来自神农架一些并没仔细了解事情真相，而也急于向外发布“权威”“最新情况”的人。而外面的一些媒体记者隔几千公里打个电话来问一些根本不解真相的旁观者几句，之后便发出“最可靠”的消息。这些人的不实之辞在我的《全记录》面前将不攻自破。当然，一些神农架当地互有出入的说法也从客观上给怀疑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1993年9月那次目击事件后，目击者由于不堪心怀叵测的到访者的打扰，最后干脆关门谢客，或者干脆回答没见过“野人”。7月1日，我打电话找鄂P-01261号车上当事人之一刘爱琼女士，她就讲起事后不久有人打电话找她凭目击事件邀请她儿子出外地参加什么活动，被她断然拒绝了。
我在此说明，我个人任何时候都能接受否定和批评的声音，只要他有道理、有根据，不管这些不同的声音出自谁之口。因为真相越辩越明，谎言不攻自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公职人员，不懂这学那学，没有知识与能力、也无资格与那些所谓“权威们”就有无“野人”进行辩论。但有一点，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四名目击者看到的真切、实在的一幕，无论别人相信与否，那一幕将终生难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偏见、不实的根据和道听途说来贸然否定“野人”存在，否认我们这些目击者的所见，那才不可取。近日看到央视十套《走近科学》栏目上关于搜寻华南虎的专题，真正找到华南虎，凭的不就是它的明显脚印和村民的目击指证么？我们看见的咋就不算？
有“野”或无“野”，都得用科学、客观的东西去支撑。任何一个观点，如果首先在主观上陷于偏执而对最基层、最具体的现象熟视无睹，视而不见，那才更无知更有害，更远离真相和真理。
就象那些“权威”和媒体说我们没有权利说“有”一样，我们同样忠告他们，不要随便说“不”。假如让那些凭空说“不”的得逞，那还不如说我们原本不该看到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