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

粤商又称为广东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府商帮，广义的粤商则包括广东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的商帮。它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不仅对广东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对全国各地企业群体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1、简介

粤商

粤商又称为广东商帮，是由广东本地的三大民系以及其他民系组成，包括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帮等。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粤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香港、*，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入，然后辐射全国。敏感、勤劳、刻苦、务实、低调，这些都可以在粤商身上体现。粤商在近现代来讲，都起到了一个引导潮流的作用。当然历史马上翻开新的一页，粤商能否在未来依然保持领先的位置，与时俱进将是粤商不断学习和探讨的课题。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在1850年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名列4强。粤商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就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工商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2、起源

粤商

所谓粤商，实际上在明代主要是广州帮与潮州帮，在清代还包括嘉应帮等。关于粤商的形成和发展，黄启臣有系统的论述。他原来认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商人纷纷组织私人武装船队，冲破海禁，出海贸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对外贸易权利的海商贸易集团，即海商商帮的出现”，“由此可见，粤商是在明嘉靖年间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广东商人集资结帮出海贸易者更是层出不穷”，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干、潮州的诸良宝等，“他们为了保证海外贸易的安全，不仅内部拜结为帮，而且还与其它海商联合起来成为大的海商集团”，粤商是在明嘉靖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国内长途贩运批发商，粤商主要是由广州帮和潮州帮构成。可近来黄启臣等又认为，直到清代康熙开海贸易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商人群体而成‘帮’了。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可见广州人经商之势头。从广东商人的活动情形及其组合形式看，至迟到明后期，以广州商人和潮州商人为主体的广东商帮确已形成了，或者可以说，广州商帮和潮州商帮已经分别形成了。广州商人于万历年间在苏州阊门外山塘建立了岭南会馆。由广西平乐府城乾隆年间所刻粤东会馆《鼎建戏台碑记》载“平郡会馆之设，创始明万历间”可知，广州商人于万历年间在广西乐平府创建了粤东会馆。万历二十五年(1597)海南岛儋县已有天后宫，至清初改名为广府会馆，随又改名为福潮会馆。广州府的东莞商人于天启五年(1625年)在苏州阊门外半塘建立了东官会馆，后改名宝安会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潮州商人说：“我潮州会馆，前代创于金陵，国初始建于苏郡北濠。”可见潮州商人于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会馆。南京非广东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会馆，说明他们已经独立成帮。由这些事例可知，认为直到清代开海以后“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独立的商人群体而成‘帮’了”的看法，对潮州商人成帮的时代则不免估计不足断之太晚。

3、历史沿革

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商人到海外做生意。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粤商就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背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商界独树一帜。早期粤商的代表在广府，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伴随着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发迹于东南亚、香港和潮汕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粤商虽然曾一度沉寂，但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广州是粤商兴起、发展的发源地，千年商都的历史文化造就了粤商独有的商业精神。广州素有“千年商都”之称。广州商都的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经久不衰。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商贸发展的历史。在2000多年的开放贸易中，“惟我独尊，地位不可替代”，广州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商都。今天，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商贸再领风骚，广州、广货一度成为时髦的代名词。广州已成为真正的“购物天堂”。2009，这里作为全国惟一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所在地和内地第一个进入“发达状态”的城市，具有世界级商业辐射力和超强的消费购买力，历来是海内外商家趋之若鹜争相攻峙的商业重地。

19世纪的中国商人在沙面聚会

粤商是最早走出国门、是对外贸易的先驱。广东是中国重要的对外经济贸易发源地之一。自西汉时广州就已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时的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到清代，这里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之地。

因为这样的商业传统习气，广东人自能出海与海外人进行交易之时起，就没有中断过商业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广东人个个都是商人的后代。

1、秦汉时期至鸦片战争爆发(约公元前200年-1840年)

这一时期是广东对外经济贸易由起始走向昌盛时期。汉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了东南亚各地及印度洋彼岸。三国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魏晋、唐宋至明清，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开始由*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管理。外贸管理机构及有关政策法规也逐步走向完备，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广东外贸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2、秦汉时期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南粤分为九郡。南粤设郡后，汉武帝派遣直属于宫廷的“驿长”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绸从徐闻、合浦到达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在那里交换“明珠、壁琉璃(宝石)、奇石、异物”等。这是史书记载的较早的一次对外贸易。此后，异域的商船也绕过马六甲海峡载货到广东进行贸易。

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来汉朝，开始了两国的海路交通。中国则通过天竺(今印度)同大秦开展海外贸易。

3、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孙吴期间，开辟了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进入西沙群岛海面的新航线，使广东海运航线由沿海岸航行进入跨海航行的阶段，广州随即成为岭南对外贸易的中心。

226年，罗马商人秦论到达交趾(今越南北部河内附近)以后，取道到建业拜见孙权，表示要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并介绍了海外情况。同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前往林邑国(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和马来半岛等地访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的联系。

西晋初年，大秦国来中国朝贡，经过广州，带来了无数的珍奇。

东晋末年，狮子国使臣经10年跋涉首航广州向东晋王朝贡。

4、隋唐时期

隋炀帝时，在鸿胪寺下设置了集外交外贸于一体的*外事机构，即“四方馆”。“四方馆”是中国首次设立的外贸外事专职机构。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常骏、王群政携带大量丝织品由广州乘船出发，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吉达)，受到当地欢迎。

唐代，广州港已发展到可容大小海船近千艘的港口，官方首设市舶使(中国最早掌管海外贸易的官职)于广州，并开辟了长达14000公里的由广州通向西方的航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在今天光塔路一带的“蕃坊”竟居住着12万外国商人及其家属，当年的广州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珠宝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广州成为当时商贾及朝廷命官发财致富之地，有“广州剌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一说。

5、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历隋、唐、宋数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官方坚持实行开放政策，除了官方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外，又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同时还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从此，广州成为当时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世界东方大港。

6、明清时期

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广州宋代市舶亭旧址，设置广东市舶司，专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被废，永乐元年(1403年)重开。

正德三年(1508年)，广东市舶司决定对外国贡舶实行抽分制，征收实物十分之三作为入口税(后来降为十分之二)，并设置牙行，由官府指定的官牙当中介人，将余下货物作为民间贸易。

嘉靖元年(1532年)浙闽两市舶司被罢，独留广东市舶司，自此以后，广东市舶司基本沿续至明末。

正德末年，由于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沿海侵略搔乱，朝廷宣布实行海禁，广东外贸受到影响。直至隆庆元年(1566年)，海禁开放，民间贸易才被视为合法。

隆庆五年(1571年)广东市舶司决定以丈抽制取代抽分制，即按船舶大小征收船税。

清代，广州设立“十三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等三处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长达83年。广州再次成为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直到鸦片战争之时，广州的外贸因而空前繁荣。有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广州：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赚钱的买卖。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州大力引进华侨和外国资本开办商业、洋行和银行，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粤商

明清粤商的崛起

粤商崛起于明清时期，并形成中国一大商帮，绝不是偶然的，它与广东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商品性农业，手工业，人多田少的矛盾，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人的活跃与否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商业环境、商品意识、市场背景，也取决于*的政策、社会生产的状况、当地的自然条件等等因素。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亦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制约。明朝中后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一个明显有利于商人发展与活跃的趋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明清粤商的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改革开放以来，粤商推动着广东的产业结构从“珠江水、广东粮”，到“岭南服、粤家电”，再到今天的“IT簇群、五金基地”……物流、咨询等服务业更是方兴未艾。在人们看来，粤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不仅在市场化经济大潮中挣得盆满钵满，更是“借鸡生蛋”，学技术、学管理、学资本运营;一言以概之，就是在传承“通达务实”、“开放兼容”等传统粤商精神的同时，更具创新意识和长远眼光，更善于吸引、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及各种资源。

4、经营特色

不同的“商帮”，都具有各自独有的经营模式、理念和行为特征。相对全国各地的现代“商帮”而言，“粤商”的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等仍然是“中国第一商”。

粤商

由于地处南部边陲、远离政治中心、与港澳相邻，最早培育和开放市场，最早接受东南亚产业转移，因此它们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的南越区域色彩风格和带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的企业群体，造就了“粤商”自身独特的个性和特征。这些个性既造就了“现代粤商”强大的生命力，又带来了制约自身发展的新问题。就积极意义而言，现代“粤商”具有四个方面的优点和个性优势。

一、市场敏感性强。

粤商一般能先人一步，发现商业机会所在。并且在别人看不准或犹豫的时候，果断而大胆地做出决策。这也是大量新兴业态和商业领域的先进技术被最先应用于广东商业企业的原因之一。

二、接纳和包容性强。

粤商对于各种有能力的人才以及新生事物，普遍能够虚心学习接受，并对于企业发展有利于的批评建议以及有能力的人才都能包容和接纳。这也就是珠三角一些农民商人虽然自身没有文化，但却能办大型批发市场、高档连锁酒店以及商业街的原因。

三、讲求实效和稳健。

粤商做商业，就是“办工厂”一样，实实在在，既不虚涨声势，亦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大，“赚得手里的才是钱”，一般不做摸不着边际的“宏伟设想”。大多不冒风险，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朋友是朋友，生意归生意”，算盘打得精准。一切经营，强调的是效果，对于形式如场面上的东西，“粤商”们普遍并不讲究。当年郑州亚细亚在广州仟村百货经营时，每天早上鼓乐队迎客，粤商们就弄不懂它有什么实际意义，无一接受。

四、注重实干和苦干。

大多数粤商是从小商小贩做起来的，所以即使现在规模做大了，亦勤劳苦干。“员工休息，老板守店”不足为奇，“大商场开业，老板亲自擦玻璃”，也并不吃惊。

正是上述个性特征和优点，造就了粤商们今天的成就，使他们能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生存、发展和不断壮大。

5、粤商精神

欧人认为粤商具有讲求实际、敢想敢干、灵活善变、迷信、淡泊政治的人格特征;并总结了广东商人的商业精神为：全民皆商的重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重利不务虚的务实精神、“借鸡生蛋”的灵活变通精神。

粤商

可能有人会说，广东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政策优势和地缘优势。的确，广东有发展经济的天时和地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允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难得的天时。广东又比邻港澳，这是天生的地利。但是，广东的发展更离不开人和。这“人和”便是中国人少有的*、开放、冒险、开拓、务实、创新的商业精神。这是广东人的灵魂，更是广东人富起来的深层奥秘。

1、人人都是商人

广东人言必称商，人人皆商，全名皆商。几千年来，中国商人的成长环境相当不妙，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底下的，商人的形象都是奸诈，贪婪之类。这样的社会环境当然不可能早就一只强大的乐商、重商的商人队伍。但岭南的广东人则不然。广东人从商的历史悠久，从秦代开发以来，广东人就一直承担着与世界交往的重任，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经商带来的丰厚利润，诱使人们不断投入商海，广东人一世奋斗在商海里。

2、敢为天下先

敢为天下先，其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襟山带海的地理环境培育了岭南人强悍坚韧、敢于冒险、用于任事、大胆革新、追求*的精神特质。广东人早已认准，只要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干，先干了再说。敢为天下先，是广东这个昔日经济上的小老弟变成了今天的老大哥。一个敢字，一个先字，既让广东人饱尝了开拓者的艰辛，更让广东人品尝了成功者的喜悦。

3、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广东人在行动上大都注重实际，很实在，很现实。他们不喜欢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太喜欢奢谈什么大道理。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本身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在对待新事物上，北方人大多数总是先从道义、原则和义理上做审慎的选择与吸收;广东人则是先大胆学习、引进、吸收和为我所用，他物为我物。先思考后行动、重经验、讲原则、重道义，是北方人的习性;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

4、看见红灯绕着走

“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这是讲的广东人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利用好*给的政策。其实，这就是广东人灵活变通之所在。在中国国门刚刚打开，左倾思想还相当有市场的环境里，广东如果没有一批深谙变通策略的改革家、企业家，有限的“优惠政策”也是难以“点石成金”发挥效用的。

新时代的粤商也有了新的精神，那就是“新粤商精神”。一是敢为人先。这是新粤商精神的基石;二是务实创新。这是新粤商精神的灵魂;三是开放兼容。这是新粤商精神的精髓;四是利通五洲。这是新粤商精神的重要特色;五是达济天下。这是新粤商精神的重要体现。新时期广东的发展需要广大新粤商的继续关心和支持，广东的发展也将为新粤商创造无限的商机。

6、基因特点

粤商有三种基因：

·第一种基因来自于十三行：中国最早的商人传统是经营外贸，形成外向型经济。

粤商

·第二传统来源于潮汕帮。他们没有借助祖宗遗留的遗产，但善于应用社会关系，从零开始打天下。

·第三种就是首先尝试新鲜事物传统。

从做生意的传统和思想观念，四大商帮有很大的不同。从晋商、徽商、浙商、粤商横向比较，其他商帮的不同特点值得粤商借鉴和利用。晋商和徽商因没转型，没改变而淹没于历史中。前两者曾经的繁荣，是前所未有的。晋商留下的诚信品质是中国商业文化最好的瑰宝。徽商的特点是把事情做大后，转向“贾而好儒”，重视后代和人才教育。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来自于官商结合，他们的失败也来自于官商结合，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温州和宁波商人的基因是蚂蚁，这群蚂蚁虽小但顽强，虽微不足道，但作出的集体结果却令人吃惊。浙商虽然是小商品经营模式，但是形成世界级影响。浙商和粤商都是从零开始建设商业王国，这在世界上是值得骄傲的。浙商和粤商“以小博大”、开放外向精神是世界级别的。粤商的精神基因在国际化和全球化大背景下，应继续强化和发展。

粤商的DNA也存在不足：

·第一，粤商是猫型企业家，特点是善于发现机会，动作快，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但猫却有致命的弱点，竞争力也不是最强的。

·第二是价值链缺陷。现在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在“微笑曲线”测试中，低端环节得分最高，高端环节得分并不高。

·第三是产业链缺陷。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完成了升级，把产业转移先后转向日本和中国。而我们在产业链环节中却有很大的缺陷。第四是商业文化的缺陷。

这些缺陷的主要表现有几点：

·第一是为富而不贵。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家无贵族精神，内在精神气质很低。

·第二是小富即安。这并不个案，而是集体性表现。珠江三角洲企业家创新、奋斗精神逐渐消失。目前家族企业进入更新换代时期，第一代人创新、打天下的精神，到了第二三代却不得不打问号。

·第三是宗亲烙印。珠江三角洲企业在内地可以利用宗亲关系，但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不能依靠这种模式。我们要继承粤商优秀的传统和基因;在商业模式创新上有所作为;既要创新商业模式也要在商业文化上脱胎换骨。

7、社会组织

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名目繁多，有行、帮、会馆、公所等等。行，是指商人的行业组织;帮，则是商人的地域或业务性质的组合;会馆，一般而言是商人的地缘组织;公所，则是商人的业缘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的内涵在明清时期相当程度上已演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们的名称却依然存在。

粤商

商行

“行”是已知较早的商人组织。唐宋时期，“行”就已经出现。当然，当时的“行”和后来一样，不完全是商人组织，手工业者也包括在里面。而且，它还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所开设的店铺的组织。明清时期的“牙行”实际就是“牙店”、“行家”、“行户”的通称。其职能主要是替客商收买、评估物品。当时之“行”最主要的含义是行业，每一行业皆有自己的组织，此组织或曰堂，或曰公所，或曰会馆。行虽不是组织本身，却也和行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大多数行都有一个“堂”，名称虽不一，但该“堂”毕竟为一商人行业组织。故此，行在当时还是有特殊的意义。

商帮

“帮”，主要是由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当时也有一些是因业务关系而组成的。在一些商业繁荣的都市里，商人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帮”，广东商人的“帮”往往叫做“广帮”。但“广帮”其实只是一个大的称呼，“广帮”之内还有地域关系而形成的顺德帮、番禺帮、潮州帮之类。明清时期，广东商人最有名的商帮是广州帮和潮州帮。

粤商

会馆

明清时期异藉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是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产生的，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设点办公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由商人发起新建的会馆，目的在于保护本地商人或本行业商人的商贸利益。

公所

早期公所主要是有地域关系的同行商人的组织，其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更多的是注重实效。明清时期公所的不断成立和增加，反映了工商业行业的拓展和工商业经营者的增长，这是社会分工发达的标志。

8、相关研究

关于十三行、七十二行、广东会馆等广东行会和商会的研究，一向是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学界的研究成果颇多，论著甚丰。受体例和篇幅的影响，我们这里主要对涉及经济学、管理学问题的研究成果略作列述。

粤商

1、十三行研究

广州十三行，是指清代设立于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等。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粤海关及其相应的商贸行政管理的延伸。

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里描述了当时广州十三行商人经营对外贸易及其殷实富足的情景，是现存文献中有关十三行的最早记载。关于“十三行”的起源，如梁廷楠的《粤海关志》、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考论十三行源于明设立的牙行。李龙潜、邓端本的《广州十三行名称及起源考辨》认为元明时期的牙行是清广东十三行的先驱。

隋福民的《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制度演化》，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视角对清朝的“广东十三行”贸易制度演化历史作了梳理，认为清朝的贸易制度在**、地方官吏、行商、散商、外商、外国*等多个主体的持续博弈中不断演化，最终完成了制度变迁：朝贡*变成国与国对等的贸易*。杨国桢《洋商与大班：广东十三行文书初探》、《洋商与澳门:广东十三行文书续探》分析了广东十三行文书，如账簿、契约、书信等商业文书的史料价值，即引导学术界的研究从制度性的阐述向经营管理运作的重构纵深发展。

十三行商人，一度与两淮盐商、山陕晋商共称为清代中国三大商人团体，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有专门的研究：黄启臣、庞新平所著的《明清广东商人》，不仅介绍了广东商人崛起的前后背景,而且单列章节介绍了广东著名的十三行商人家族，如南海商人颜亮洲、番禺商人潘启、南海商人伍国莹、新会商人卢观恒、番禺商人梁经国等。雷晓宇的《广州十三行传奇》介绍了十三行商人家族以及十三行商人的发展、衰落的历程。章文钦对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作了剖析，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与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主编的《广州十三行沧桑》一书中收入了大量学者关于十三行商人的论述，如黄国声的《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陈国栋的《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章文钦的《十三行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与伍崇耀》、《十三行行商吴健彰》，潘刚儿的《十三行行商潘正炜》，黄景听的《清代广东著名行商卢观恒》，王丽英的《潘振承的成功之道》等。

2、七十二行研究

清末文献提到的广州的七十二行，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清末民初广州商业、手工业各行会的联合体。广州总商会成立后，它仍作为与总商会平起平坐的商人团体，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在地*治、经济生活中有很大影响力。“七十二行”的第二种含义是，全体广州商人的代称，或者是广州城各个商业、手工业(一些行业是工商合一的)行业的泛称。

邱捷对“七十二行”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较详尽的介绍了“七十二行”的概况及其与广州总商会的关系，并分析了“七十二行”在地*治、经济生活中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彭南生的《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对广州的行会制度的发展演变作了介绍。相比较于“十三行”研究，学术界对“七十二行”的研究成果尚显薄弱。

3、广东会馆研究

会馆是明清时期伴随着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人口流动频繁而由外乡人在客居地(一般为通都大邑)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缘或业缘社会组织，粤人建立的会馆主要有工商、移民和试馆三类。关于粤人会馆的研究，刘正刚的《广东会馆论稿》一书，从区域性角度来研究会馆史，把会馆与某个区域的社会环境、发展历史结合起来观察，选择多个北京、天津、上海等区域对广东会馆做了研究。侯宣杰就清代广西的广东会馆的发展。胡小安认为，明清时期粤商入桂，由于会馆的建立，减少了商人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粤商力量的发展，进而导致广西社会，首先是经济其次是文化等方面的变迁。

罗晃湖介绍了菲律宾的广东会馆的发展历程，指出菲律宾广东会馆的主要作用是：在乡亲间起团结联谊，排难解困、谋求福利等，以及为粤籍侨胞提供住宿和介绍职业，此外还积极参与当地华侨社会的各种公共(公益)失业和活动。刘正刚、黄志坚介绍了清代东南亚地区的广东会馆。刘正刚的《清代广东华侨会馆在海外的分布》，叙述了广东华侨会馆在海外的分布情况，进一步总结认为，清代广东人移居国外主要以东南业为主，其次是美洲大陆，然后为澳洲、非洲与欧洲等，这些会馆的功能在于维持基层华侨的社会秩序、解决会员间的民事纠纷与争端、帮助当地华侨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等，同时还传播了中华文明、加强了同乡间的内聚力，也为居住地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东本地的人口压力问题。

9、粤商文化

粤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三大板块构成。历史上做生意最厉害的是广府人，广府的代表是18世纪的广州十三行。近代是潮汕人。潮汕靠海，有很强的风险、忧患意识与拼搏精神。近现代起，客家商人开始涌现，他们勤劳务实，进取心强，注重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

粤商

其实，远在秦汉岭南文化萌发之时，粤人就形成了“重商”文化，如汉朝初期的高新技术产业是铁制品，然而岭南地区没有铁，必须靠商人从中原贩铁来供应;从宋代到明清，不同时期的商业文化对广东的影响都十分深刻。到了近现代，广东人更是进一步将岭南人重商求利的文化发扬光大。长期的海内外贸易，使粤商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亦受到西方商业思想的启蒙。近现代“香山(泛指珠海、中山、澳门等地)人”创办了现代中国百货业的先驱——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就是在传统商业文化的基础上容纳吸收了西方商业文明的结果。

中国的文化特征是“以和为贵”，对内讲“和气生财”，对外讲“和平友好”，这是众所周知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是“合和”文化，即由集合、汇合、混合、结合、合作到和谐、和睦、和顺、和悦、和平共处的文化。中国儒学文化中的和谐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竞争、开拓精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对粤商精神起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粤商文化从属于儒商文化范畴，儒商文化囊括粤商文化，两者一脉相承。

所谓儒商文化，就是基于东方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儒家思想积极因子为内核的特色商贸文化，现今为世界广泛认同。儒商文化具有如下特质：仁德、仁义(取之有道);和睦、友爱;诚信;谦恭、礼敬;亲善、乐施、平和(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包纳、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调和、制衡(过犹不及、满则溢);张弛有道……其核心是“仁至上，和为贵”。对比观照粤商文化特点：兼收并蓄;灵活开放;寓商于娱(工作娱乐两不误);人情味浓(生意不在仁义在);务实果敢……及粤商文化的核心特点：“和气生财、平和处事、谦和待人”。很显然，从个体外在表现形式上，粤商文化融合海内外的商文化精髓并具有鲜明独特的南粤地域特色;从母体内在实质上，是传承弘扬并兼具了儒商文化的许多优良特质，特别是和谐精神。

粤商文化发展几千年，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在经商处世的过程中形成的自身独具特色的和谐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在决策上精于筹划、善于变通;在经营上务实沉着、追求实效;在行动上敢为人先、反应敏捷、擅长模仿;为人处事上通达融和、爽快重义。“务实通达”、“开放兼容”、“和气生财”等词语，成为粤商精神最好的描述，也成为对中国商人智慧的概括。

“和谐”作为粤商的一种文化精神而非简单的意识，还在于它渗透于粤人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构成浓重的文化氛围。粤商文化中的和谐精神，不但体现在其自身人文主体精神弘扬、实用主义意识的实践和追求“和睦共处”的自然和谐境界等方面，也体现在粤剧、粤菜、粤式建筑等艺术形式和饮食、居住文化中。例如粤菜特别讲究“和味”，不片面强调甜酸苦辣咸等任一种味道，而是要调出食物的原汁原味，并与岭南水土相适应而各味和谐协调;粤商资助和影响下的粤派建筑和客家围龙屋群落、岭南园林风格自然古朴，与自然保持和谐，其选择和构建就是以传统的风水理论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导，体现了人居环境和自然完美结合的境界。

粤商有着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创造出独特的南粤文明和粤商文化。特别是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粤商凭借特殊的地域和政策优势，加上聪明才智，迅速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

粤商作为近、现代中国商界的后起之秀，面对21世纪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以与时俱进、博采众长的广阔胸襟，倾力打造新粤商精神，推动了广东乃至中国商界健康、快速、和谐发展。

四家分粤

岭南是中国分布最广、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包括广府系全部，客家和福佬系大部，都以岭南为居地。在历史发展长河，他们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及各个亚文化，即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区域差异，使所在地区形成不同社会经济面貌，也是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粤商文化实际上是三块：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

精明开放广府人

广府人精明开放，勇于冒险，接受新事物快，商业头脑发达。广府民系，指口语中的“广府人”即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分布于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及欧美、澳州、纽西兰、东南亚等等地区的华人，以粤语(广东话或称广府话，俗称白话)为母语，以珠玑巷同迁的汉人为民系认同，有着自己独特文化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粤式饮食、语言、风俗和建筑风格的汉族民系。广义的广府民系则包括全广东及世界所有地区，世代以粤语为母语的汉语民系。广府商会“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

广府代表人物：霍英东大紫荆勋章、陈瑞球大紫荆勋章、方润华、李兆基大紫荆勋章、郑裕彤大紫荆勋章、胡应湘金紫荆星章、郭得胜、郭炳湘、郭炳联、何鸿燊大紫荆勋章、马万祺大莲花勋章、吕志和金紫荆星章、梁乃鹏金紫荆星章、蒙民伟金紫荆星章、李东海大紫荆勋章、罗德丞大紫荆勋章、李福善大紫荆勋章、利国伟大紫荆勋章、杨铁梁大紫荆勋章、毛钧年大紫荆勋章、许仕仁大紫荆勋章、李国宝大紫荆勋章、钟士元大紫荆勋章、李国能大紫荆勋章、任志刚大紫荆勋章、冯国经大紫荆勋章、梁智鸿大紫荆勋章、曾俊华大紫荆勋章、唐星樵大莲花勋章、刘焯华大莲花勋章、崔德祺大莲花勋章、何厚铧、崔世安、崔世昌、陈永棋金紫荆星章、霍震霆金紫荆星章、许晋奎金紫荆星章、郑家纯金紫荆星章、郑海泉金紫荆星章、施祖祥金紫荆星章、袁武金紫荆星章、郑汉钧金紫荆星章、谭惠珠金紫荆星章、陈祖泽金紫荆星章、何佐芝金紫荆星章、黄乾亨金紫荆星章、许智明金紫荆星章、曾钰成金紫荆星章、潘宗光金紫荆星章、许淇安金紫荆星章、任关佩英金紫荆星章、叶刘淑仪金紫荆星章、周梁淑怡金紫荆星章、王志东-新浪创始人、张志东-腾讯创始人、邓裕强-3G门户网创始人、邓文迪、香植球、张瑜平、朱李月华、叶志成、李祖泽、王华生、陈鸿道、蔡达标、王赐豪、冯国纶、杨惠妍、杨国强、霍震寰、郭炳江、叶汉、*、陈启宗、陈乐宗、伍步刚、伍步高、利孝和、利定昌、许世勋、许晋亨、许爱周、蔡冠深、李思廉、王锦辉、蔡建中、王国强、邓崇光、罗启仁、叶剑波、梁麟、李惠文、孙秉枢、李家杰、李家诚、李兆楠、胡兆炽、冯景禧、何善衡、林炳炎、郑志刚、陈泽富、陈国强、伍淑清、伍舜德、黄乾亨、黄笏南、黄英豪、蔡继有、谢瑞麟、李文达、伍宜孙、梁球琚、简东浦、周君廉、梁庆德、李华文、林英乐、胡汉辉、(周永泰家族、何启东家族、利希慎家族、李佩材家族)

天赋商才潮汕人

潮汕人是指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地区的人。潮汕临海，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乔居地区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东南亚，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潮汕也不单指“潮汕地区”这一概念，因为“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汕人爱行闯天下的个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说，即“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又一潮汕”，而恰巧三个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万左右，但无论几个潮汕，本土潮汕始终是数千万潮人根的所在，梦的归宿，而海内外难以计数的潮州会馆(同乡会)正是连结这一血浓于水的亲情的驿站。

潮商代表人物：李嘉诚、庄世平、林百欣、黄光裕、黄茂如、黄俊钦、谢慧如、马化腾、谢国民、朱孟依、周泽荣、李泽楷、施少斌、朱树豪、杨受成、陈汉士、郑桂泉、张利钿、黄世再、刘銮雄、黄楚龙、姚文琛、蔡东青、林连登、吴开松、陈凯旋、刘绍喜、郑钟南、蔡志明、林建名、林建岳、柯为湘、陈弼臣、陈有庆、陈有汉、郑午楼、罗文正、刘建吉、周光明、陈顺源、黄擎天、黄海庆、罗鹰石、张静君

吃苦耐劳客家人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其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客家人分布于广东、江西、福建、*、广西、湖南、四川、海南、贵州等地。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迁徙过来。客家人最重群体精神，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会馆一类团体组织，来保护客家人的安全和群体利益。

客商代表人物：张弼士，胡文虎，张煜南，张鸿南，谢枢泗，姚德胜，罗芳伯，他信，英拉，徐锦荣，叶亚来，彭云鹏，姚美良，侯芳伯，伍淼源，伍竹林，伍班超，刘志强，李河君，黄章，李永良，丁家骏，郑明如，李金松，温惠仁，魏应州，魏应交，魏应充，魏应行，熊德龙，古润金，张旋龙，罗田安，朱孟依，朱拉伊，叶澄海，叶焕荣，缪寿良，温纯青，曾宪梓，田家炳，梁亮胜，何侨生，何冬青，余国春，余鹏春，叶春荣，叶联礼，叶树林，叶新民，叶桂材，黄华，邹锡昌，罗桂祥，汤锡霖，罗焕昌，刘宇新，刘皇发，杨钊，黄泽兰，李新炎，林立，叶远西，叶华能，郭东林，李东生，陈景河，林光如，蓝铧缨，黎次珊，叶钢书，张鑫善，姚良松，连锋，吴惠权，曾震宇，杨钦欢，罗活活，曾智明，杨汉军，庄兆祥，钟奇可，钟伟良，李有权，吴德芳，黄德新，梁世桢，刘金华，陈彩银，陈梅冰，黄明智，李东浩，蓝瑞明，陈志明，李彬兰，刘伟，张新辉，卓定华，杨荣义，廖晓霞，林苑如，蔡鸿文，冯小华，刘年新，涂辉龙，周国辉，李建华，梁俊丰，杨祥波，朱世瑞等。

10、经济影响

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广东商人，虽然由于其商业资本主要流向土地而不能从质的方面改变传统经济，但在量的方面，却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广东商人的活动虽然属于交换的范畴，就一切要素来说，它是有社会生产决定的。但是，作为生产工程中一个阶段的交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对生产发生反作用，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某些变异。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因而也就对当时广东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

粤商

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商业的扩张往往是先于工业发展的。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其实就是承当国内贸易中介人角色的商业活动，推动了广东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了适应市场，特别是供给市场的需要，广东商人往往对外向型手工业作坊或工厂手工产品特别青睐，甚至投资于外向型手工业，从而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广东，广州的制茶业、纺织业和佛山的棉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的发展最为典型。

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

随着广东海商出海贸易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明中叶开始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明清时期，以丝、茶、瓷、和他其手工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中国外贸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外商不得不大量输入银元来交换中国的商品。清*推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外国商人的银元于是经由广东商人中的十三行行商之手源源不断的输入广州，进而向全省乃至全国流散。广东商人在银元输入的过程中充当了转手人的角色。

促进城镇经济的发展

随着广东商人的日益发展，广东的市镇也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发展起来。首先是岭南一大都会的广州城已成为“百货之肆，五都之市”的中心，人口也发展很快，由于人口剧增，商业繁荣，广州城进行了两次扩建。显然这是为了适应由于商业贸易而新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商业区的需要。由于广东商人的发展和活跃，商品生产与交换，逐步地破坏着周围的自然经济结构，使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卷人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进而成为新的商业市镇。

促进东南亚和美洲国家经济的发展

16至18世纪，东南亚和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处于开发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低于中国。广东商人中的海商和这些国家的商人通过商品交易往来大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同时因贸易而在当地定居的广东商人就成了华侨。广东商人以及华工带去的先进的铁工具等，对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事矿藏的开发、荒地的开垦以及经济作物种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促进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

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广东商人的大量出海贸易，不仅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到国外，而且也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回中国来，从而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

中国科技文化的外传：广东商人的海商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他们不仅运去了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先进的中国手工业制品和农产品，而且想这些国家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到国外经商的广东海商不时把外国的一些经济作物或者粮食作物新品种带回广东种植，对广东乃至全国都有产生极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随着广东海商对外商贸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广东和内地传教，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明清时期停滞不前的科学技术注人了新的血液。

促进广东社会重商心态的形成

广东是一个商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地方。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广东社会的重商思想不断得到加强，随着明清广东商人的形成和发展，广东人经商意识日益普及化。明中叶以后，重商的社会心态便在广东形成了。广东社会的重商心态除了表现为经商的人多、经商的风气盛以外，还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等方面反映出来。

11、代表人物

首届“十大新粤商”名单

深圳燃气集团总经理　于剑

马蔚华

招商银行行长　马蔚华

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贵权

香江集团董事长　刘志强

佳都国际集团董事长　刘伟

广州富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思廉

广东发展银行董事长　李若虹

广州联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健文

深圳朗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海郎

广州祈福新村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磷基

2010年十大新粤商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明珠

董明珠

广东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王建钧

百股份公司董事长荀振英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吕劲

中国平安保险副董事长兼副首席执行官、常务副总经理孙建一

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

格兰仕集团执行总裁梁昭贤

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达标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任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