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商

“鲁商”即山东籍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商人的通称。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有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鲁商在中国历史上兴起较早，和徽商、晋商、浙商、粤商一起，被公认为中国五大著名商帮。

1、简介

“鲁商”即山东籍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商人的通称。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有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鲁商

从营销的地域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因而，“鲁商”这一名称兼具三方面的内涵。它既是一个从业群体的称谓，又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与他省商人相比较而独具商业特色的名称。

鲁商是山东经济、社会宝贵的人文资源，伴随着“鲁商”概念迅速叫响全国，鲁商已成为国人解读山东经济、山东速度、山东精神的一种范本，成为山东的一张崭新名片，鲁商崛起的意义已超越其经济领域，成为山东社会文明进程的一个大事件。

鲁商特色，从*来看，在最北段的山东商帮，很厚实，很有国有企业特色。

鲁商创造的独特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2、起源

目前学术界在论及“鲁商”时，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鲁商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此种说法大体上勾勒了山东商人的成长脉络，概括了山东商人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但是，此种说法又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历史常识，即将“鲁”当成了“山东”。而事实上，尽管两者都是一个行政单位名称，但从出现的时间上来看，前者要远远早于后者，并且后者在区域范围上更是远远大于前者。既然认定“鲁商”是山东籍的商人群体，自然也就不能将历史上的“鲁”当做“山东”的代名词。追溯“鲁商”的历史起源则可以发现，它并非源自鲁国，而是起步于山东境内的另一个国家一一齐国。因而，齐国才是“鲁商”的发源地，齐国商人才是“鲁商”的真正始祖。“鲁商”起自齐国而非鲁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从最深层次的原因上说，是由两国的不同文化类型所导演。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齐文化则属于中国传统工商文明的产物，文化成分复杂多样。正因为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更准确地说是儒家文化所占比重的不同，酿就了鲁、齐两国文化上的差别。

早期鲁商代表——宏济堂创始人乐镜宇

细细探究则可以发现，以地域为标志划分商人群体，既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性，又显示了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匮乏。受国家起源的深刻影响，宗法制度在中国社会异常完备，弥久益新。首重血缘性的家族关系，次重地缘性的乡土关系，成为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认同标准。以地域关系划分商帮，即是对既成事实的集体认同。清代学者徐珂曾对商帮有过基本的界定。他说：“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商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现代学者更是精当地解释了商帮。张研认为，“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经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在异地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

商帮的盛行还直接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在一个健全、统一、成熟的经济市场中，规范商人行为的不是习惯性规则，而是国家法律;保护商人利益的不是契约，而是国家颁布的行业法规：商业伦理取代了乡谊、交情。商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商人的行为受到了严格的规范。传统的中国商人却难有此保障。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素来对商业缺乏足够的重视，视商业为末业，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即使到了明、清中后期，此种状况也鲜有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崛起的各地商帮，为求自保，为求生存发展，在无奈之中，只有借助于血缘、乡谊，结团成伙，外御风险，内求安全。

从起源上看，鲁商与全国各地的其他商帮一样，大都发韧于西周时期，但真正成为中国商界中的重要一员则是在明清时期。可以说，京杭大运河的全线通航与京杭大运河区域商业经济的繁荣，成就了鲁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业绩，辅佐鲁商登上了中国“十大商帮”乃至“五大商帮”的宝座。

3、历史沿革

中国古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象地点评了环境、人、文化三者之间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追溯“鲁商”的历史起源可以发现，鲁商真正起步于山东境内的齐国，而不是鲁国。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齐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因此就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从深层次的原因上说，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类型所导演的，山东地区以泰山为界，可分为齐、鲁两个文化单元。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重农轻商;齐文化则属于中国传统工商文明的产物，文化成分复杂多样，齐国存在着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商业，并且这种经济类型自太公建国之初就已经确定。正因为文化类型上的差异，酿就了鲁、齐两国文化上的差别。

鲁商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齐、鲁两种不同源的文化因地缘上的原因，在行政化的干预之下，最终凝成了崭新意义上的鲁文化。此时的鲁文化既非传统意义上的齐文化，也非传统意义上的鲁文化，更非齐文化与鲁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齐、鲁文化相互冲突、融合、会通之后的再创造。它兼具齐、鲁文化的某些共性，又独具齐、鲁文化所没有的某些文化特性，与传统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存在着一种既是又不是的特殊关系。与此同理，在完成了文化转型、再造之后的山东籍商人既保持了齐、鲁商人的某些特性，又增添了某些鲜明的商业内质。

两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典，重农抑商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山东商人也与全国各地的商人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泥泞之路，商业活动鲜有作为。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15、16世纪，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国商人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商人的营销空间突破了省区的限制，进行着跨省区的商业运作。由于经营范围的不同，商业特性的差异，业内之人为了相互之间的区分，开始以地域为参照，划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山东籍商人因其悠久的历史，辉煌的业绩，鲜明的特性，被划入了包括即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之列。更有后世之人将“鲁商”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鲁商”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山东籍商人群体的通称。

2009年8月28日，来自中国工商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聚首“百年商埠”山东周村，围绕“鲁商发源地与周村”开坛论道，探讨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的鲁商的起源与发展。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周村商埠文化的兴起发展脉络，周村商帮、老字号与鲁商兴起发展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发展体系、史料依据、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论证，探究鲁商文化的发源及发展轨迹，并实地探访了鲁商文化的重要载体——周村古商城，参观了商埠文化展览馆及部分代表鲁商发展轨迹的商埠旧址。专家学者认为，周村自古商业发达，商周时期已具城市雏形。其前身为齐国於陵城邑，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商代就是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有“丝绸之乡”美称。汉唐以来，更是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明朝中后期，周村迅速崛起。与会专家一致认定，周村是鲁商的发源地。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

齐国就非常注重招商引资和货币的形成。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

管仲全面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4、经商之道

鲁商的经商之道，最早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

鲁商

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中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陶朱公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

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还需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采取一定的计谋策略，予以妥善处理。要关注商品的质量，贮藏好货物，“务完物”，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加以适当管护，如对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而善于处理主仆关系，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国家*民的怪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

5、鲁商大会

鲁商是山东国民经济的支柱，社会发展的基石，在中国经济舞台上，作为实力派的山东企业家，逐步形成了“德为本，义为先，义致利”为主要商业思想的鲁商商帮。

鲁商大会

2008鲁商大会由四大主题板块组成：一是鲁商论坛;二是山东经贸投资合作洽谈会暨商品交易会;三是鲁商文化节;四是鲁商盛典，大会将通过四大板块，致力于搭建*与企业家的对话交流、招商引资、投资交易、文化展示、打造鲁商名牌等活动平台，展示鲁商成就，共谋发展之道。

大会宗旨

为山东企业搭建商务沟通平台，加强交流与合作，推动山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大会内容

鲁商大会由四大板块组成：

一、“鲁交会”，包含：经贸洽谈、招商引资和投资博览。突出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环保等产业重点招商项目，推介我省名优新特产品;集中推介*招商引资项目和中小企业投资项目。

二、“鲁商论坛”，包含：鲁商发展论坛、山东投融资论坛、山东女企业家论坛、山东青年创业论坛，以弘扬鲁商精神促进山东发展为宗旨，以论坛形式就鲁商历史、鲁商发展、企业家责任、山东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以达成共识、团结互助、合作共赢。

三、“鲁商文化节”，包含：举办2008齐鲁大型书画展、齐鲁民俗文化展、鲁商大会文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拓宽文化合作渠道，加快文化强省战略实施。

四、“鲁商盛典”，包含：鲁商风云榜推介发布活动、鲁商企业品牌发展促进工程、鲁商大道整合鲁商品牌的集体力量，记录齐鲁大地的盛况。

6、鲁商使命

鲁商使命

鲁商

履信尚义兴商润民

企业使命是对企业存在意义的高度概括，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最高目标和根本目的。它昭示着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也体现了企业的理想与追求，激励着企业以高度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职业操守，同心协力推动鲁商走向成功。

使命释义

履信尚义：诚信经营、多方共赢，崇尚道义、致力和谐

诚信经营，在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协作中，相互信任和尊重，实现共同的目标。承担社会责任，关注公众的利益，贡献税收，保护环境。平衡国家和社会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促进多方和谐发展。

兴商润民：立足零售、发展商业，挚诚服务、润泽百姓

以零售业为主业，集酒店，地产，医药，教育，传媒等多元化业态发展的集团公司。挚诚地服务于每一位顾客，每到一处，都要致力于为当地增加经济收入，解决就业，促进经济的繁荣，服务百姓，造福一方。

7、社会影响

奠定基础

鲁商

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和经济学思想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深远影响

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国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内涵丰富的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