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水火不容！

其实，这中间存在着误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应，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素质教育以培养思想道德素质以及多方面能力为主，具有全体性、全面性的特点，旨在提升人的综合素养;而应试教育培养的是学生应对选拔考试的能力，目的是追求考试成绩和升学率。

就“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概念本身来说，它们都属于“中性”词，不应该简单地用“对”或“不对”来评价。

一、应试教育有发展的需求

素质教育的提出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同时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也已经开始。但是，应试教育的强度并没有因为素质教育的提出而有任何的降低，相反却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倘若全盘否定应试教育，这样的做法既不现实也是错误的。

现行的应试教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教育*，改革是一个渐变的革新过程，欲速则不达。要想在短时间内将其更换是不可能的，韩国、日本等国家也是应试教育。

2011年，《华尔街日报》对近两万名读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多达62.5%的读者觉得严格的东方教育比宽松的西式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二、应试教育并非一无是处

教育其实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中国式教育或者欧美式教育的绝对区别。中国学生学习压力大，欧美学生照样也会有学习紧迫感，也会有一大堆作业和补课。在中国式教育下成长的学生并非都是“高分低能”。

在人们所反感的这种高压应试教育下，中国的学生水平却出乎意料地在国际权威评估中名列前茅。例如，在2010年世界经合组织举办的一项权威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中，首次参加评估的上海15岁在校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素养评价中全部取得了第一名，这让许多欧美的媒体都感到意外并引起了欧美国家对中国教育的关注。

由此可见，中国的应试高压教育并非一无是处，就像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的，存在即合理，它能在这片土地中生根发芽，就说明这里有着适合它成长的土壤。

在我国古代，隋朝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以推荐为主的选官制度，使大多的寒门子弟无法步入仕途，施展才华为国家效力。隋唐开始实施的科举制改善了这一现象，使所有的文人志士都能够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官吏，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这就改变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给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带来了希望，也确实产生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大家，如柳宗元、王安石、张居正、蔡元培等。

如今，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尤其是广大农村学生来说，考上大学是改变他们前途和命运最直接的途径和最重要的出路。而要考上理想的大学，则离不开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也并非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应试教育的考试题目千变万化，要想从考试中获取高分，学生需要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并且现在的考试题目越来越开放，类型也越来越多样，这就要求学生的应变能力越来越强。

我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特殊的建设时期急需人才，应试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掀起了读书热潮，在较短时间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的专业人才。恢复高考后的几届考生如今已成为或正在成长为国家的栋梁，在我国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很好地缓解了*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毋庸置疑，应试教育也能够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学者刘海峰认为，尽管有各种缺陷，但从恢复高考后的三十多年间看，高考制度无疑是中国所有制度中最公平、最具公信性的制度之一，应试教育是相对公平的，是改变人生的最基础的办法。

三、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应有机结合

衡水中学、杜郎口中学这些超级中学创造了很多的高考神话，很多学生和家长趋之若鹜，但与此同时其也被指责为军事化教学、无死角管理、缺乏人性。

创新能力建立在现有所累积的基础知识和思考方法上，而想让学生能够高效获取这些知识和方法，严格的教育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当然，也不能太过于严苛，过犹不及将会导致教育走向极端。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进行适时的教育改革，不断完善教育制度，最大化地发挥人的潜能。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看似相互矛盾，但从深层次角度上来说，两者都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有用的知识。两者的共通性为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化提供了可能，而想最终顺利实现这种转换，就必须正确认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既要在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不轻易否定应试，又要在转换过程中持续强化素质教育改革，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断统筹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将教育落到实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坚持贯彻一切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理念，以人为本，科教兴国，让教育为人的成长服务，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服务，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