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馆街街坊遗址
江南馆街街坊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江南馆街北侧,属于唐至宋代的遗址。
1、基本简介
江南馆街街坊遗址
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而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材料。2013年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历史渊源
江南馆街唐代街坊遗址东为大慈寺片区、西与红星路相邻,北为蜀都大道,于2007年被发现。“该遗址反映的年代从唐朝延续到南宋,并有一部分元朝痕迹。目前挖出地面的部分主要呈现的是宋朝时期的遗址。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址在全国都十分罕见,填补了成都城市考古方面的空白。”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介绍说:“遗址有保存完好的砖铺街道和排水沟,更有不少瓷器、佛像等汉、唐、宋时期文物。
2007年10月,为配合香港九龙仓集团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江南馆街遗址进行文物勘探工作。遗址位于成都市江南馆街北侧,东为大慈寺片区、西与红星路相邻,北为蜀都大道,面积约50000平方米。勘探发现项目范围内西南角区域唐、宋堆积最为丰富,随即对该区域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共4800平方米,田野发掘工作到2008年10月10日完成。共发掘唐、宋时期大小排水渠16条、铺砖面路4条、泥土支路4条、房址22处,明、清时期道路1条、房址8座、井3口。其中,唐宋时期主次街道、房址和与其配套的地下排水系统是本次发掘的重大发现。
3、结构位置介绍
堆积层
遗址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层,分布较均匀。第1层,近现代文化层。第2层为明、清时期堆积。第3层为南宋晚期-元时期地层。第4层为南宋中晚期堆积,L2、L3、L5等道路遗迹叠压于此层下。第5层为唐末-北宋时期地层。第6层为东汉时期地层。第7层文化遗物少,为西汉时期地层。第7层下无文化遗物。由于原址保护的需要,现揭露大部分停于第5层层表,发掘区的东部小部分揭露到生土。发掘
江南馆街街坊遗址
房址
揭露唐宋时期的房址21间(套),主要分布在路两侧。L2东侧由南向北为F20、F11、F18、F19、F12,西侧由南向北为F14、F10、F16、F2、F13、F17;L3南侧为F24;L5北侧的F21,南侧的F31。F22、F23、F26-F28位于L2东侧临街房后。各房址大小不一,有单间或套间,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开门,房址与街道之间的空隙处宽窄不一,均铺砖,每间房铺成不同的纹样。房址修建方式基本相同,用纯净的浅黄色土为室内垫土,部分房屋有平铺的砖面;竖砌一或两层砖为墙基,墙体应多为木或竹,立柱处下垫红砂石柱础。4、发掘古物
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遗物,主要为瓷器,以本地的青羊宫窑的产品为主,也有龙泉窑、定窑等外地产品,其外来品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多于成都其他同时期的遗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盘、盏等为主,出现较多贵重的外来瓷器可能也与这一区域较繁华有一定的关系。此外,遗址还出土了与佛教寺院相关的唐代晚期的佛教造像头部和一些佛经石刻的残片等。这些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可能与唐、宋时期大慈寺范围的变迁有关。
5、发掘进程
江南馆街街坊遗址
根据发掘情况,通过对L2多处解剖,发现其经历了3个大的修筑阶段。第一阶段为黏土构筑,土质非常紧密坚硬,可能经过夯打,从出土的瓷片来看当在唐代末期;第二阶段的路土系用碎瓦渣,瓷片和黏土夯筑,出土的瓷片为北宋到南宋初;第三阶段,路面用小砖铺砌,砖有可能是修路专门烧制的,与同时期其他建筑或墓葬出土砖的尺寸均不同,从出土的遗物来看,其年代为当宋早中期。L2第二、三阶段路面宽度比第一阶段略窄,体现了宋代以降街道向长巷制发展的过程。关于第三阶段道路修筑年代的判断同样得到了历史文献的印证。《全蜀艺文志》之《砌街记》:“天下郡国惟江浙甓其道,虽中原无有也。……大、少二城,坤维大都会,市区栉比,衢遂棋布.而苦地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胶漆,既晴,则蹄道辙迹,隐然纵横,颇为往来之患。绍兴十三年,鄱阳张公镇蜀,始命甓之,仅二千余丈。后三十四年,吴郡范公节制四川,为竟其役,鸠工命徒,分职授任,……率一街之首尾立两石以识其广狭,凡十有四街。”
6、发掘价值
从发现的道路、水沟、房址等建筑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应该为成都城唐宋里坊内的一部分。清光绪五年的成都地图保留有与里坊有关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称;(明)天启《成都府治图》、(清)光绪二十八年《成都省城内外街道全图》、(清)宣统三年的《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和民国二十二年《成都街市图》均可以较清晰的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残迹。至今,成都市内环路内的东部、北部依然可以隐约见到当年里坊的方块格局,有如棋盘。
夜白先生认为唐宋成都城内为十六坊,孙华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并考订了一些里坊的名称和范围,这无疑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利用古今地图的对比(包括街道名称的变迁),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同唐宋时期成都罗城内为十六的里坊的观点,而且江南馆街遗址当为富春坊的一部分(见后文),只是具体的范围与孙华先生推测的稍有差别(主要依据“大十字”、“小十字”的位置)。(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成都富春坊,群娼所聚。”《岁华记丽谱》:“上元节放灯,旧记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王文才先生根据道叶法善从唐玄宗入蜀,大慈寺有二人画像,大慈寺周围多倡优,娼妓,怀疑富春坊位置与大慈寺相近,此说可从。
综上,我们认为江南馆街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与富春坊所在的位置吻合,江南馆街遗址当处于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另外,遗迹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则可能与唐、宋时期大慈寺范围的变迁有关。出土器物中出现较多贵重的外来瓷器可能也与这一区域较繁华有一定的关系。遗址地处唐、宋时期成都城的东部,这一时期大慈寺区域是有名的庙会和集市地,《方兴胜览》:“成都古蚕虫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本宝市。俱在大慈寺前。”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是填补成都城市考古空白的重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各类遗迹极其丰富,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成都在唐代经济十分发达,誉称“扬一益二”,成都在宋代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无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是繁荣发达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实物见证。此外,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发现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遗址核心区域将被原址保护。核心区域主要包括两条分别长52米和22米的南宋古街,一条晚唐到南宋时期的排水渠长约10米。
7、专家评价
江南馆街街坊遗址
发掘工作本身也很仔细,对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个促进。成都市*下决心对遗址进行保护,表现了对自己家乡城市的爱护,值得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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