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舞

“队舞”是送到宫廷燕乐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宋代队舞是唐代宫廷燕乐舞的余绪，但比唐代舞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内容上看，比唐代丰富，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阔有反映道教思想的舞蹈、反映佛教思想的舞蹈，也有为皇帝歌功颂德和反映历史的舞蹈。舞蹈的形式也比唐代歌舞大曲更复杂。舞蹈与诗歌相结合，舞蹈之前先由竹竿子念致语，然后，"勾队""遣队出场表演，有一套固定的演出模式，文词典雅，服饰道具精美，注重技巧，突出舞蹈意境。

中文名：队舞

兴盛时期：宋代

类型：分小儿队舞和女童队舞两种

1、基本含义

队舞是一种把大曲、诗歌、朗诵、舞蹈和歌唱综合一体的新型舞蹈表演艺术，是唐宋宫廷歌舞形式之一。队舞之名隋唐就有，唐·苏鹗《杜阳杂编》记载唐代宫廷燕乐表演有《菩萨蛮队舞》、《叹百年队舞》，唐代诗人王建《宫词》就载有“书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人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之句。由于唐代宫廷音乐以歌舞大曲为主，“队舞”这种艺术形式并未盛行。

2、主要类型

宋代队舞是在唐代舞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分成小儿队舞和女童队舞两种。

宋代“队舞”

《宋史·乐志》载宋初小儿队舞有：柘枝队、剑器队、婆罗门队、醉胡腾队、诨臣万岁乐队、儿童感圣恩队、玉兔浑脱队、异域朝天队、儿童解红队、射雕回鹘队十队，共计七十二人。

女童队舞有：菩萨蛮队、感化乐队、抛球乐队、佳人剪牡丹队、拂霓裳队、采莲队、凤迎乐队、菩萨献香花队、彩云仙队、打球乐队十队，共计一百五十三人。

仅从队舞名称上便可看出宋代队舞与隋唐大曲的密切联系。当然，宋代队舞之制虽是“大抵若此，而复从宜变易”。但《东京梦华录》记载燕乐第五盏小儿队舞表演时人数达二百余人，第七盏女童队舞人数达四百余人，其规模远超前代。从文献记载来看。宋代小儿队舞表演是在宫廷燕乐第五盏进行，女童队舞在第七盏进行，具体演出情况以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所记最详：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四行，每行队头一名，四人簇拥。并小隐士帽，著绯绿紫青生色花衫，上领四契义襕束带，各执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幞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金贴字牌，擂鼓而进，谓之，上有一脸，谓如“九韶翔彩凤，八佾舞青鸾”之句。乐部举乐，小儿舞步进前，直叩殿陛。……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又群舞曲子出场。

3、演出*

从陈肠《乐书》载宋徽宗时天宁节宴、《宋史·乐志》载春秋圣节三大宴、《东京梦华录》载北宋崇宁以后天宁节宴等文献，可知宋代队舞在宫廷宴飨中的演出*具体如下：

1、在燕乐表演高潮时，一般是在宫廷宴飨第五盏和第七盏，由参军色引导(勾队)入场，先分列四行，站定排列整齐。每行皆有领舞者，小儿队的领舞者称“队头”，女童队的领舞者称“杖子头”。领舞者均是舞艺高超、声震一时的名角，如：陈奴哥、俎姐哥、李伴奴、双奴等。其次，由四舞者进，即把自己舞队的名称写在上，以便告知观众。另外，每队还有一个主持者或组织者，称“班首”，有时亦称“花心”。其作用是组织舞队表演，与参军色相互问答、念“口号”、“致语”、勾杂剧入场。

2、正式表演前，由参军色作语，勾问小儿、女童队，由“班首”念完“口号”后方进行表演。队舞表演形式有歌有舞，载歌载舞，有领舞，有群舞，有合唱。队舞表演一段之后再由领舞者上进“致语”。

3、宴飨中的杂剧演出与队舞融为一体。杂剧，又称“杂戏”，宴飨第五、七盏中表演。先由队舞表演，唱“破子”或“中腔”毕，再由队舞中的“班首”念“致语”，勾杂剧入场。即“小儿班首入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或“女童进致语，勾杂戏入场。”显然，在有队舞表演的宴飨之中，勾杂剧入场的非参军色，而是队舞中的一员。因此，东坡教坊词中记载的宫廷燕乐十四项表演程式，除两项是上所写“队名”外，有四项是队舞中的“班首”所致之词，即“小儿致语”、“勾杂剧”、“女童致语”、“勾杂剧”，非参军色专用。杂剧表演例行是一场两段，皆由名家如：鳖膨刘乔、侯伯朝、孟景初、王颜喜等人来表演。杂剧表演完毕，由参军色作语，放小儿、女童队，队舞边舞边唱出场。

4、演出特色

宫廷宴飨中的队舞参与杂剧表演，并与杂剧演出融为一体，说明了“队舞”的特殊性，其职能并不局限于载歌载舞，或所谓的舞蹈表演，而是兼有部分杂剧表演。

其一、《东京梦华录》卷九，“天宁节宴”载：“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惟用群队装其似项，市语谓之“拽串”。由于上文已说，队舞演员勾杂剧入场时，队舞表演并未全部结束，演员也没有下场。即“舞缀暂停，伶优间作，再调丝竹，杂剧来欤。”杂剧演出完之后才由参军色念“放队词”引导队舞且舞且唱退场。受场面空间限制，杂剧演出时，庞大的队舞演出者不可能站立一边无所事事。因此，此“群队”当指队舞的舞者。

二、《武林旧事》卷四，“乾淳教坊乐部”记载杂剧三甲，即四个当时的杂剧演出戏班，最多的是刘景长一甲八人，其余每班只有五人。虽然此为南宋时的演出情况，但据此推测《东京梦华录》所载宫廷燕乐表演时杂剧演出人员亦不会多，《东京梦华录》载“天宁节宴”上场演出的杂剧人员有鳖膨刘乔、侯伯朝、孟景初、王颜喜四人，显然，这不能构成“群队”。而把二百或四百余人的小儿、女童队舞称之为“群队”是比较贴切的。

三、由于是在比较庄严的皇帝宴会上演出，教坊乐工不敢深作谐谑，只能借助队舞的庞大场面作为背景，衬托气氛，装其相似而已，以达到“张而不驰，和气与天，欲佐圣欢”之目的。总之，杂剧和队舞在燕乐表演中融为一体，杂剧是在队舞表演间隙时进行的，是在队舞演员的参与下完成的，这也就促使队舞演员除了演出舞蹈、歌唱外，也要具备杂剧表演的技能。而队舞的一专多能，也说明了它在宫廷燕乐演出中受到重视的原因。参军色及类似参军色功能的队舞“班首”借助于“优伶献技之词”把二者紧密地连成一体，使燕乐表演推向高潮。

明清以来在晋东南盛行的民间迎神赛社祭仪上的音乐演出，当代学者多认为其源自于宋代宫廷燕乐表演。据《迎神赛社礼节传薄四十曲宫调》(简称《礼节传薄》，又称《星图》)、《唐乐星图》及其它古赛资料抄本记载，在迎神“供盏献艺”中有“队戏”。现今虽无翔实资料证明“队戏”与宋代“队舞”有否渊源，但从宋代宫廷燕乐演出“队舞”与杂剧表演融为一体，并称其“惟用群队装其似项”。而且，迎神赛社“供盏献艺”演出*与宋宫廷燕乐演出*实为一脉相承之制，可以推测二者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宫廷燕乐演出中，队舞的表演内容显然与大曲有着紧密联系。

从队舞名称上来说，《宋史·乐志》所载宋代的二十支队舞，除《菩萨蛮队舞》之名严格承袭唐制，其余十九支队舞中有柘枝队、剑器队、婆罗门队、醉胡腾队、玉兔浑脱队、儿童解红队、拂霓裳队、采莲队九队与唐宋大曲曲名重复或类似，从每队舞者衣着来看，其表演内容也应脱胎于同名大曲。

从表演形式来看，唐代大曲结构庞大，有序、引、歌、歙、催、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宋代虽然是以“摘遍”的形式演出，但都是有歌有舞，有独舞也有群舞。宋代队舞继承了这些特点又加以发展，由竹竿子(参军色)组织，通过念“致语”、“口号”，和花心(又称班首)互问互答，进行“勾队”、“放队”，在后行的伴奏下完成各种表演。从宫廷演出过程来看，宋代队舞相对于唐之大曲增加了吟诵和对白，在服装和道具上也更为专业化。队舞的音乐一般用大曲，其曲体结构分三大段，即“散序”、“中序”、“破”。演出的时候，歌唱和舞蹈都从“中序”开始，进入“破”段之后节奏加快。在内容上队舞与唐大曲一样，有抒情亦有叙事，如《采莲舞》是表现仙女碧破荡舟，赞美人间太平盛世。舞者边折莲花边舞，风格优美飘逸，使观者美不胜收。《柘枝舞》、《佳人剪牡丹》、《花舞》、《太清舞》、均属此类。唐代大曲虽开叙事之端，但并不明显，宋代队舞对此加以发展，加强了用歌舞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如《剑舞》先后表演了两个故事，前一段是叙述汉代鸿门宴中的故事，舞者扮演刘邦、项羽、项伯。后一段演唐代故事，一舞者扮演公孙大娘舞《剑器曲破》，另两个舞者身穿唐装。扮演书法家张旭和诗人杜甫。另外，《南吕薄媚》、《降黄龙》等也属此类队舞。

在众多燕乐节目中，队舞使用人数最多。

《宋史·乐志》记载小儿、女童队舞共计共有225人，《东京梦华录》记载宫廷燕乐表演所用小儿、女童队舞人数达到600多人。众多的队舞演员来自何处？当今很多学者据《东京梦华录》载“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颜过人者四百余人”之句认为其来源于军籍。此说值得商榷。

队舞之制在北宋属于教坊管辖，《武林旧事》载南宋宫廷燕乐中已无队舞表演。《陈呖·乐书》、《宋会要辑稿》、《宋史·乐志》《东京梦华录》等史料记载小儿队舞时均称为“教坊小儿之舞”或“小儿队舞”。《东坡教坊词》所有“勾小儿队”词也皆称“教坊小儿入队”。可见，小儿队舞演员来源于教坊。然而，在记载女童队舞时，《陈旸·乐书》、《宋史·乐志》均称之为“女舞伎”、“女弟子队舞”或“两*女”;《东京梦华录》云：“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颜过人者四百余人”;苏轼各套教坊词中，除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集英殿秋宴教坊词》的“勾女童队”词称“教坊女童入队”其余也皆称“两军女童入队”。显然，从称呼上来说，女童队舞演员的来源不是教坊乐人，而是“两军”。另外，《东京梦华录》载北宋崇宁以后天宁节宴飨中进行的队舞表演共用600多人，其中小儿队舞200余人，女童队舞400余人，而北宋教坊全盛时期才共有416人。

因此，从人数上来说女童队舞不可能来源于教坊。“两军”，宋代文献没有具体解释，然而记载宫廷燕乐表演的文献中经常提到“左右军百戏入场”，或“左右军”。显然，在宋代宫廷燕乐表演的范畴内，“两军”的概念应从“左右军”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