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型经济

内生型经济模型，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

1、概述

内生型经济

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

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也是可以通过政策等加以影响的，在不同的经济中期水平很不相同。因此，当新古典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增长时，自然会想将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等重要参数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从而可以由模型的内部来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这些模型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2、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andZee,1997,p.180)：

(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

(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

(3)技术进步。

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内生型经济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andRobson,1993,p.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p.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1991,p.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1997,p.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3、主要任务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4、政策意义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即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的收益率递减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而且财政政策没有机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然而，内生增长理论则通过克服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性质而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并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知识外部性等问题。

内生型经济

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概括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

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

5、现状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7月17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上半年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两个季度站稳在6.9%的较高位置，同时实现了连续8个季度经济增速保持在6.7%-6.9%之间。这透射出一个显著信号：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格局已经愈加明显和坚实。2017年中国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总体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稳的格局愈加巩固，二是好的态势愈加明显。

内生型经济

与以往依赖出口导向和外需驱动为主不同，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更多地依赖于中国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目前，中国经济也已经逐步过渡到了以内生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来，站在了全新的经济发展周期起点上。

首先，中国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格局初现。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已然呈现出一系列内生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首先，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格局更加明显。2017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高于第二产业1.3个百分点，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54.1%，高于二产业14个百分点。其次，由于国内需求结构的升级，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内生动力显著加强。2017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3.1%和11.5%，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6.2个和4.6个百分点，所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也达到了12.2%和32.2%。与此同时，2017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22.7%，增速高于去年同期16.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05%，同比提高0.4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营业利润也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可见，在内生增长模式驱动下，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其次，以消费为主导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中国以消费主导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不断加强，从具体消费数据看，一方面，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其中，文化办公用品增长11.8%，体育娱乐用品增长17.1%，家具增长13.4%，建筑及装潢材料增长13.9%。另一方面，创新型消费的引领力得到增强，主要表现在：新产品不断涌现且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和以共享经济为主的新型消费方式快速发展。从动力机制上看，2017年上半年，全国实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3%，为我国培育和壮大以消费为主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宏观基础;同时，中国的消费升级还表现出了向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下沉扩散的重要特征，这为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更为广泛、也更为坚实的微观基础。

再次，国内投资结构的持续改善预示内生型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稳固。一方面，产业间投资结构日趋合理。其中，2017年上半年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5%，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3%。虽然制造业投资在2017年上半年只增长了5.5%，但同比提高了2.2个百分点，最为关键的是，制造业部门中技术改造投资增长了11.8%，占工业投资的45.6%，这就为今后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动力得到一定程度恢复。2017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7.2%，增速比1-5月份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地区，东部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增速比1-5月份提高0.6个百分点。

最后，中国经济新动能逐步释放。“三新”产业(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2017年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高达28.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达10.8%，第三产业中的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产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此外，在深圳和苏州等重要创新型城市，以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已经成为了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后劲。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到全新的内生驱动经济发展路径上。中国进入到内生型经济发展阶段后，经济对外依赖性大幅降低，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同时更多依靠自身发展战略和改革措施，依靠自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所蕴含的经济新动力、新动能推动经济增长。

当前阶段，应该正确对待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为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打造良好外部条件。同时，适时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通过加快推进和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品质量提升工程、收入可持续增长计划、金融*改革等措施，维护和壮大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