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公园
陶然亭公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19号,因园中的陶然亭而得名。全园总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1952年建园。它是*建国后,首都北京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2002年5月被市园林局首批公布为一级公园。现陶然亭公园行政管理隶属于北京市园林局。
中文名:陶然亭公园
公园别称:都门胜地
建立时间:1952年
所在地区:中国北京
占地面积:占地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
公园地址:中国北京市南二环陶然桥西北侧
公园级别:一级公园
行政隶属:北京市园林局
文化特色:融古建与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
园内名胜:陶然亭、慈悲庵
淡季门票:2元/人
旺季门票:2元/人
开园时间:600
1、简介
陶然亭公园
陶然亭公园始建于1952年。陶然亭公园的所在地,金朝是金中都东部的城厢区,明朝、清朝为窑厂,专门烧制宫殿及城墙所用砖瓦。元朝、明朝、清朝,许多士大夫在陶然亭地区及附近,依傍高岗、土台、池塘、树林,先后兴建私家园林。陶然亭周围,有不少胜迹,陶然亭西北有龙树寺,寺内建有蒹葭簃、天倪阁、看山楼、抱冰堂等建筑,是名流游憩之所,清朝道光之后其名声堪与陶然亭相匹。陶然亭东南有黑龙潭、龙王亭、哪吒庙、刺梅园、祖园;陶然亭西南有封氏园;陶然亭正北有窑台;陶然亭东北有香冢、鹦鹉冢、醉郭墓、赛金花墓等等。
1940年代末,陶然亭周边名园已坍塌殆尽,陶然亭地区遍布荒冢,芦苇丛生。据说,陶然亭附近先后两次发生“怪鸟”事件。光绪二十年四月(1894年),附近居民忽听见鸟声如雷,疑是“蛟蜃”出世,故将其称为“大老妖”,或称“大妖鸟”,传得人心惶惶。清廷闻讯后,调兵穷捕数月,无一所获。民国五年(1916年)夏,又有居民听见鸟声大作,和22年前的“怪叫”相似,民众由此再度传闻有“妖鸟”,北京人前往陶然亭一带观看者终日不绝。搜捕时,从芦苇丛中发现了鸟巢,鸟见人来,展翅悲鸣,遭警兵用枪击坠,原来此鸟是只普通的夜鹭。这只夜鹭被制成标本,陈列在*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供游人参观。
1949年后,北京市人民*疏浚北京内外城的河道,改造了龙须沟。1952年4月到10月,在陶然亭地区挖湖推山,开拓成陶然亭公园。这是*成立后,首都北京市最早兴建的一座现代园林。郭沫若题写了“陶然亭公园”门额。如今这是一座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和现代园林艺术,突出中国“亭文化”的公园。1985年,在该公园内西南部兴建“华夏名亭园”,成为该公园的“园中之园”,占地10公顷,集中仿建了中国各地名亭十多座。华夏名亭园由北京市园林设计研究院设计,获北京市优秀设计一等奖、*建设部城建系统优秀设计一等奖、全国优秀设计金质奖。
陶然亭公园占地面积59公顷,其中水面17公顷。陶然亭公园管理处隶属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内设10个职能科室:办公室、计财科、经营管理科、劳动教育科、基建绿化科、保卫科、组织纪检科、宣传科(团委)、离退科、工会。下设12个队级单位:文化队、园艺队、游船队、园务队、护园队、名亭队、后勤服务中心、陶然亭公园食品店、园艺公司、陶然江亭商贸有限公司、陶然亭公园商店、陶然花园酒店。
北京有俗话称“要想成陶然亭,要想散紫竹院。”指男女朋友若同去陶然亭公园则会谈成,若同去紫竹院公园则会分手。
2、园林与建筑
陶然亭公园有东湖、西湖、南湖,三湖之间分别有榭湖桥、玉虹桥、云庵桥横跨。被三湖环抱的湖心岛上,除了西南角土台上的慈悲庵、陶然亭之外,还有北部的锦秋墩,以及东南部的燕头山,这两座小山与慈悲庵鼎足而立。锦秋墩顶上有锦秋亭,此地为花仙祠遗址。锦秋亭南的山麓上有“玫瑰山”,其地为香冢、鹦鹉冢、赛金花墓遗址。锦秋亭北的山麓的松林内,有高君宇、石评梅墓。燕头山顶上有览翠亭,和锦秋亭形成对景,览翠亭西南的山下有澄光亭,览翠亭北山下有常青轩。
陶然亭陶然亭是清朝的名亭,旧时又称“江亭”(因创建人江藻而得名),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担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西侧创建该亭,取唐代诗人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中“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为该亭题额“陶然”。
陶然亭建成后,江藻常邀好友来此饮酒聊天,来的人逐渐增多,小亭子不能容纳,江藻便和朋友们集资扩建,拆除亭子改建为轩,建成了如今的三间敞轩,但仍沿用“陶然亭”之名。《光绪顺天府志》载:“陶然亭,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监督厂事江藻建。亭坐对西山,莲花亭亭,阴晴万态,亭之下菰蒲十倾,新水浅绿,凉风拂之,坐卧皆爽,软红尘中清凉世界也。
如今,陶然亭东面外檐下的黑底金字的匾额是齐白石题写的“陶然亭”,两旁抱柱上的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为翁方纲所撰,翁同龢书写。亭东侧内檐下的抱柱上朝西悬挂“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是康熙十八年进士沈东田所撰,现代书法家康雍书写。亭西侧的内檐下朝东悬挂木纹底金字的“陶然”二字匾额,为江藻书写,署“康熙乙亥仲夏,汉阳江藻题并书”;两旁抱柱上朝东悬挂楹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是林则徐所撰,黄苗子重写。亭梁上有苏式彩绘:采菊图、八仙过海、太白醉酒、刘海戏金蟾。亭内两侧的墙上还有很多石刻。陶然亭的墙壁间嵌有石刻4方:南壁东为江藻撰文并书丹的《陶然吟引并跋》刻石及其族兄江皋撰文并书丹的《陶然亭记》刻石,江藻自题陶然亭诗中的后两句是:“愧吾不是丹青手,写出秋声夜听图。”南壁西为谭嗣同书《城南思旧铭并叙》刻石及王昶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刻石。北壁为彭八百的《水仙花图》4幅。陶然亭西面外檐下悬挂采自郭沫若题写的“陶然亭公园”中的“陶然亭”三字匾额,落款“郭沫若”。两侧对联为“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
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二年间,王昶曾经和钱坫、徐书受、金翀、张彤、王复、胡元瑾共同邀请朱筠在陶然亭聚会设宴。王昶作《陶然亭小集诗》,其子王肇嘉将此诗用隶书书写,刻石嵌在陶然亭内的墙壁上。*期间,该石刻被砸为两截。为了恢复旧迹,陶然亭公园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原刻石的拓片重新刻石,嵌在陶然亭南壁上。
翁方纲在北京任职期间,曾与黄景仁同游陶然亭、窑台,并且为陶然亭撰写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如今,这副楹联悬挂在陶然亭正面的抱柱上,但不是翁方纲的原作,而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慈悲庵住持静明请翁同龢补书。
1811年,林则徐第三次进京会试,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14年,林则徐派充国史馆协修。1814年到1819年间,林则徐多次参加陶澍等人组织的宣南诗社的活动。宣南诗社多在陶然亭活动,所以可以推断林则徐应多次来过陶然亭。1821年,因父亲重病,林则徐辞官回籍。1822年,林则徐又赴京补官,在北京等待上谕期间,林则徐独自来到宣南诗社经常聚会的陶然亭,写下了公认的陶然亭第一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如今陶然亭悬挂的该对联已不是林则徐原作,而是黄苗子补书。
3、慈悲庵
1920年1月18日,*、邓中夏、罗章龙、萧三、“辅社”在京成员,在慈悲庵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的古槐树前合影留念。左四为*
慈悲庵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创建于元朝,位于陶然亭公园中心岛的西南角。慈悲庵又名大悲庵,元朝、明朝时名为观音庵。慈悲庵于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到清朝光绪初年,慈悲庵仅剩三间大殿,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修,形成如今的规模。清朝以来,因此处风光自然,一直是名士、文人聚会游览之所。林则徐、龚自珍、秋瑾等人生前都常来这里吟诗、游赏。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在此多次集会,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处决的康广仁埋葬在附近。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也被*在慈悲庵附近的龙泉寺。
五四运动前后,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活动,李大钊、*、*等人都先后到过这里。1920年1月18日,*、邓中夏、罗章龙、萧三及“辅社”在京成员,在慈悲庵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的古槐树前合影留念。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个团体的20余名代表在慈悲庵北厅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五四运动以后的斗争方向及各团体联合的问题。1921年7月、8月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租赁慈悲庵南房两间,开展秘密活动,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人常来此参加会议。到*成立前夕,慈悲庵建筑已破败。
*后,随着陶然亭公园的创建,慈悲庵也获得修缮。1976年,慈悲庵在唐山大地震中受损。1978年至1979年,慈悲庵作为革命纪念地获得重修,原址全面恢复,陶然亭恢复为敞轩形式,《陶然吟》仍嵌于陶然亭墙壁中,并恢复了革命陈列室,后又开辟了陶然亭公园园史陈列室。
1978年至1979年重修慈悲庵时,立有一碑,嵌在墙内。碑文如下:
慈悲庵
慈悲庵创建于元,明清时曾几次重修,一八九四年成此布局。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同志,曾先后在此从事革命活动,为了保护这一革命纪念地,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按原状修复,一九七九年十月竣工。
陶然亭公园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慈悲庵的庵基为梯形台,高一丈余。墙上嵌有石刻“城市山林”四字,一说为翁同龢所书,一说为中华民国*王玉树所书,此碑原来嵌在慈悲庵东北角台基墙上,1978年重修之后不知去向,如今的石刻系根据原石刻拓片复制。山门朝东,院内有四个小院。庵内西侧的三间敞轩便是陶然亭。慈悲庵总面积27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800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观音殿、准提殿、文昌阁、陶然亭等。院内还有辽代和金代的石质经幢。如今慈悲庵作为展览馆对外开放,常年举办“陶然亭公园园史展”、“科举文化展”(设在文昌阁)、“爱国主义教育展”。其中,“陶然亭公园园史展”展出了陶然亭公园的石刻、墓碑、出土文物。慈悲庵珍藏有清朝翁同龢的“城市山林”四字石刻、李鸿馗的“可以远眺望”五字石刻。“爱国主义教育展”则展出有关少年中国学会等史料。
·山门:坐西朝东。门上的石匾题为“古刹慈悲禅林”,落款为“康熙乙亥”。山门外有一株古槐树,1920年1月18日,*、邓中夏、罗章龙、萧三及“辅社”在京成员曾在该槐树下合影,这张照片现存首都博物馆。原树已枯,1979年春重新移植。进入山门,可见悬匾刻有“招提胜境”四个大字,似乎是新制。
·影壁:山门内立有一座影壁,影壁后面(西面)有一金代经幢。影壁后面为慈悲庵的前院。
·观音殿:位于前院北侧。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1979年,观音殿按原格局翻建。观音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为慈悲庵的主殿。观音殿和准提殿处于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规制相仿,但观音殿的殿基比准提殿殿基高出60多厘米,并且观音殿带有殿廊,观音殿顶饰有脊兽,包括狮、麒麟、海马等等。观音殿内原来供奉西方三大士(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藤胎泥像。清朝道光二十八年,殿额为“大自在”;清朝康熙四十三年,殿额改为“自在可观”。两旁对联“莲宇岧峣,去天尺五临韦曲;芦塘淼漫,在水*认补陀。”此联语为清朝曹学闵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所撰。1986年10月,在观音殿设立了“陶然亭公园园史陈列室”,内设“陶然亭公园园史展”,内容分为“悠久的历史”、“革命纪念地”、“陶然亭的新生”三部分,如今展览布置及内容已变更。
·准提殿:位于前院南侧。1979年,准提殿按原格局翻建。准提殿坐南朝北,面阔三间,与观音殿相对。南北两向开门,北面有墙而无窗,正中一间为门,和观音殿的殿门相对。“准提”为梵语音译,意为“清净”。准提殿原来供奉准提等三位菩萨。殿额是“准提宝殿”,两侧对联是“法雨慈云众生受福,金轮宝盖两戒长明”。如今,该殿为陶然亭公园碑刻陈列室。准提殿前面(北面)西侧檐下立有一通石碑,刻有“陶然亭”三个魏碑体墨绿色大字,是袁俊手书。
·月亮门:从前院向西穿过一道月亮门,便是后院。后院有西厅、北厅各三间,其中位于后院西侧的西厅便是陶然亭。
·陶然亭:坐西朝东,面阔三间,前后有廊,进深大约9米,总面积90平方米。1978年重修,保存了原有格局。
·游廊:1984年增建,平面呈曲尺形。南自陶然亭北侧起,与陶然亭西侧外廊之间有门相通;向北再折向东,直达慈悲庵北厅(*纪念室)的西山墙,西山墙不开门。
·宝瓶门:在陶然亭北侧与慈悲庵北厅西山墙之间,有一宝瓶门。
·文昌阁:位于慈悲庵东北隅,为两层楼,高约10米,进深一间(4.4米),上下均为面阔三间(8.1米),下层前出抱厦一间,总建筑面积83.28平方米。楼上南面有廊,可供游人凭栏远眺。文昌阁的木质梁檩栋枋的外露部分,还有亭、廊的天花,均饰有彩绘。抱厦外檐悬挂“文昌阁”匾,两侧柱上悬挂对联“爽气抱西山,窗外峰峦挑笔阵;文光凌北斗,花间楼阁接天梯。”此联原是清朝光绪九年二月五日(1883年)徐琪所撰,今为现代重制品。抱厦内的门上悬挂“因材而笃”匾(自左向右书写),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黄生芝为文昌阁所献,今为现代重制品。楼上现存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靳丹题写的“帝鉴有德”匾一块。原来楼下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楼上供奉玉皇大帝。清朝时,每三年举行一届大考,全国举子汇集北京,住在北京南城的会馆中,闲暇时到慈悲庵游玩,来此求签问卦,希望考试顺利。考试结束后,考中的举子还会到此还愿。过去文昌阁还有卜算命运用的“文昌灵签”,每个签上都题有一首七绝诗,合为“文昌阁签诗”一百首,据说为清朝文人纪晓岚所写。如今,文昌阁内的神像已无存,文昌阁改为举办“科举文化展”。
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个团体的20余名代表在慈悲庵北厅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五四运动以后的斗争方向及各团体联合的问题。此为慈悲庵北厅内开会时的场景
李大钊纪念室:慈悲庵南房中的最西一间。1921年中国*成立后,李大钊代表**指导中国北方的工作,便在陶然亭慈悲庵院内租借两间僧房,秘密开展中*组织活动。1921年夏,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之妻金绮病逝,正逢陈愚生开会回到北京,李大钊便亲赴火车站接他并告知其此噩耗,陈愚生极为伤心。李大钊安慰陈愚生,并亲自参加了金绮女士的葬礼。葬礼结束之后,李大钊便与陈愚生商量,借陈愚生为妻子守墓的名义在慈悲庵院内租借两间僧房。实际上,当时李大钊代表**指导中国北方的工作,在此处秘密从事中*组织活动。1989年,为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陶然亭公园在慈悲庵院内开辟李大钊纪念室。如今,李大钊纪念室内的摆设是按照李大钊当年在此工作时的原状布置。
·*纪念室(五团体会议室):为慈悲庵的北厅,东接文昌阁,西接游廊,位于观音殿正北。此厅坐北朝南,面阔六间,东、西次间分别向南开一门。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五个团体的20余名代表在此召开联席会议。李大钊、*、邓颖超、郭隆真等人出席。会上李大钊、*等人都作了发言。与会者讨论了各团体联合,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此次会议结束后,发表《改造联合约章》及《改造联合宣言》两份文件。此次会议为后来中国*的成立在理论、组织、思想上都有贡献。如今屋里恢复了当年开会时的物品摆放情况。西墙上方悬挂一块黑底金字的小匾,上题“陶然亭”三字。匾下有一幅画《刘海戏金蟾》,是清朝画家傅雯在乾隆九年以手指创作的指画。此画两侧挂有张照珏题写的对联:“爽气挹山岚万苇清风带古寺,高踪怀水部一轮明月照江亭。”东墙上悬挂当年开会时的照片,为“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在会议进行时拍摄的照片放大而成。
·绿荫画境:内檐下悬挂黑底金字的“绿荫画境”匾额,外廊柱悬挂蔡锦泉题写的楹联:“升高喜见诸天月,入座微闻百和香。”如今此处为爱国主义教育展室,其内藏有高君宇和石评梅墓的原墓碑及有关介绍。
·辽代经幢:名为“故慈智大德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建于辽道宗寿昌五年(1099年)。这是为纪念慈智和尚而建。幢身刻有慈智和尚的生平。幢上的记文称:“慈智俗名魏账,漷阴县人,二十岁落发于悯忠寺,寿昌四年三月九日卒化,寿昌五年四月十三日,葬于燕京东郊。”漷阴县即今通州区南半部。慈智和尚俗名魏震,辽道宗年间曾进宫讲法,获赐“紫衣慈智”称号。慈智和尚圆寂后的第二年,其弟子为纪念他,在他坟前建此经幢。幢高2.52米,幢身是八角柱体,八面都有汉字音译梵文刻写的经咒。明朝的黑窑厂基址位于辽朝燕京的东郊,窑厂在挖山取土时挖到慈智的墓地,慈悲庵僧人便将石幢移入庵内的西院。江藻兴建陶然亭时,又将石幢移到方丈院中的文昌阁前。1912年10月19日,鲁迅来陶然亭时,曾听慈悲庵僧人介绍辽幢的历史。1964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到陶然亭时表示,辽幢和金幢很有历史价值,是测定金中都城址位置的重要坐标,还是北京历史上的一处重要的水准点。
·金代经幢:原来在北殿阶下的左边,如今位于慈悲庵山门内的影壁后面(西面)。该幢因刻陀罗尼,故为陀罗尼幢。幢身为八面型。幢身交错刻有4尊佛像,4段梵文、汉文两种文字的陀罗尼。4尊佛像均为螺髻、袒胸、盘膝坐像,头后有火焰环,手势各异。4段经文分别为《观音菩萨甘露陀罗尼》、《净法界陀罗尼》、《智炬如来心破地狱陀罗尼》。但有一面的经文已模糊,仅可见“天会九年”等字。中国历史上仅有北汉皇帝刘钧和金朝皇帝完颜晟用过“天会”年号,但北汉仅存在29年,统治地区不及北京,故学术界认为该经幢为金代遗物。清朝康熙初年,金幢已经有所损坏,康熙六年修补重刻。
·重修黑窑厂观音庵碑、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观音殿前方的东侧原来有田种玉撰写的《重修黑窑厂观音庵记》碑,为康熙初年重修慈悲庵时所立,*中被毁,断石已无存,因拓片字迹不清而未重刻。观音殿前方的西侧立有《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2005年重刻,原碑是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慈悲庵时所立,碑文由步青云撰写。《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中慈悲庵始建于辽朝的说法不足信,现根据田种玉撰写的《重修黑窑厂观音庵记》认定慈悲庵始建于元朝。《日下旧闻考》载,“慈悲庵,康熙二年重修,侍读北平田种玉碑谓,创于元,沿于明,则招提胜境由来旧矣。”
准提殿的碑刻陈列室内,收藏着许多陶然亭公园历史遗存的碑刻。其中主要有:
·彭八百的画兰石刻三块:原来嵌在方丈院文昌阁前西墙上,都是中堂长幅,一大两小。画的是兰、竹、石,还有不少人题写的诗文和题记。这三幅画是1933年中秋节在陶然亭举办宴集时,参加者的集体创作,画家彭八百作画,吴佩孚等人题字,吴佩孚题字为:“竹本虚心,是吾师”。
·都门胜地:“都门胜地”石刻是张伯英题写,内容带有题记的性质,乃张伯英为王玉树重修陶然亭而作,题写时间在1935年中秋节之后。
·皆大欢喜:“皆大欢喜”石刻原来是陶然亭南房方丈室的门额,1934年陈尔锡题写。
·康心孚墓碑:于右任题写的“康心孚先生之墓”碑,采用墨玉制作。当时以墨玉制碑还很少见,如今已多见。
·赛金花墓碑:“赵灵飞之墓表”是潘毓桂为赛金花所立。
·前彩云曲、彩云图、后彩云曲:是一组记述赛金花生平的石刻,共三块,原来嵌在陶然亭北墙,为王玉树1937年所建。“前彩云曲”为记述赛金花生平的长诗,为樊增祥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不少内容并不符合实际。“后彩云曲”是樊增祥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自己所作的“前彩云曲”撰写的续篇,也为一首长诗。“彩云图”石刻上有彩云像,为张大千绘制,是为樊增祥的“彩云曲”(“前彩云曲”、“后彩云曲”)长诗而作。樊增祥逝世后,其亲笔书写的“彩云曲”手本被一位收藏家董士恩获得。1936年,“彩云曲”中的女主人公赛金花逝世,葬于陶然亭。曾在1934年为重建陶然亭作出贡献的王玉树,为表达故都北平的人士对赛金花的怀念,从董士恩处借来这些字画,制做成石刻,嵌在陶然亭内的墙壁上。
·魁星图:“魁星图”石刻原是慈悲庵文昌阁内供奉的魁星像。魁星取“魁”字形而成,魁举足而起其斗,即“魁星踢斗”。魁星像头部像鬼,一只脚向上翘起像“魁”字的大弯勾,一手捧斗像“魁”字中的“斗”字,一手执笔意为用笔点定中试者姓名,仅缺少“捧斗”之手。仔细看可以发现此图是由代表孔子思想的“克己复礼,正心修身”8个字构成。
窑台
明朝皇帝朱棣曾在陶然亭地区设立一座黑窑厂,专管烧制砖瓦事务。因为黑窑厂前面的一座小山上建有较为高大的窑神庙,故人们将这座小山称为“窑台”,年深日久窑台便成了黑窑厂的代表。
清朝康熙年间,该窑厂交给窑户自行打理,后来衰败。清朝乾隆年间,有人自发在窑台上搭设凉棚,棚内设茶具,不少人喜欢来此登高品茶,留下许多登窑台的诗,比如王渔洋在《黑窑厂登高》中写道:“寒云萧瑟古今哀,携客同登万里台。”“窑台登眺”渐成北京南城知名的观景地点。
清朝康熙五年八月(1666年),龚鼎孳邀汪琬、王士祯、李天馥、陈维崧等人在窑台设宴,为奉诏外迁陇西道的董文骥饯行。同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龚鼎孳又邀请上述人士在窑台登高。这两次聚会中,多人均有诗作。龚鼎孳所作《窑台重阳会》:
去天才五尺,韦杜古城南。野树隐残寺,夕阳摇远潭。荆高能狂欢,王谢总清淡。惭愧双蓬鬓,年年此盍盏。
中华民国年间,窑台地区渐变荒芜,游人日少,然而每日清晨不少京剧演员来此吊嗓子练功,包括京剧大师谭鑫培。1940年代,京剧界一厥不振,窑台茶馆走向荒芜。*成立后,陶然亭公园于1961年重修了窑台茶馆,并在1982年和1984年两次修缮。如今,窑台茶馆的院内还摆放着一块出土的唐代窑炼。
云绘楼、清音阁
清音阁
云绘楼、清音阁原来是清朝乾隆年间建于*东岸的一组建筑。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这组建筑已经破旧不堪。
1954年,由于施工需要,*内的云绘楼、清音阁面临拆除。建筑学家梁思成鉴于这组建筑造型优美、形式独特,便提议保留,获总理*肯定。两人便亲自到陶然亭选址,将云绘楼、清音阁迁建至陶然亭公园的西南部。迁建过程中,这组建筑的砖、瓦、木、石上都编上序号,成为古建筑异地迁建的较成功例子。
《日下旧闻考》记载:“蕉雨轩南曰云绘楼,楼西有室曰韵磬。又西南为清音阁。”“云绘楼三层北向。联曰:‘道堪因契真佳矣,画岂能工有是夫。’又曰:‘众皱峰如能变化,太空云与作沉浮。’清音阁联曰:‘宫商之外有神解,律吕以来无是过。’阁上下与云绘楼通,有门曰印月,门外东南则船坞也。”“乾隆二十五年御制云绘楼诗:‘棣通景物斗韶妍,又见鱼鳞效远天。水墨丹青争献技,东皇宁许一家专。’”“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韵磐居诗:‘风水相吞吐,磐声出碧粼。自称宫与角,底辨主和宾。似矣彭兹口,居然泅水滨。东坡笑李渤,盖是特欺人。’”
云绘楼共三层,坐西朝东,楼北有间屋名为“韵磬”。清音阁共两层,坐南朝北,上下层之间有题字为“印日”的两个门相通。双层游廊分别往东面、北面延伸,各连一座复式凉亭,这两座凉亭相连而又独立。迁建后的云绘楼、清音阁带有中国江南风格。清音阁西墙上有一块《迁建竣工题记》石刻,记录了这组建筑的迁建过程。
瑞象亭
瑞象亭原来是北京市西城区南横西街上的圣安寺的建筑。从元朝开始,圣安寺便是北京官员、文人游赏之所。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出资重修圣安寺。重修后的圣安寺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瑞象亭、大雄宝殿。殿上匾额均是乾隆帝御书。圣安寺内原有的三尊三世佛像移至静明园供奉,其他佛像均重加塑饰。
北平和平解放后,圣安寺改为私立圣安小学,后来为宣武区南横街第一小学、宣武区少年科技馆。*中,圣安寺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圣安寺内保存完好的瑞象亭迁至陶然亭公园西门内北山顶。
该亭如今以“圣安寺瑞像亭”的名义被列为西城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
高君宇、石评梅墓
*岛上有中国*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评梅的墓碑。
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在慈悲庵院内租借两间僧房作为革命活动场所,高君宇等人多次在陶然亭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3月5日,高君宇病逝,终年29岁。中国*北方组织根据其遗愿,将其安葬在陶然亭畔。高君宇墓碑有一首海涅的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高君宇生前曾将该诗作为座右铭写在相片背后送给石评梅。高君宇病逝后,石评梅将这首诗作为悼词悬挂在灵堂上,并刻在高君宇墓碑上,还在一旁写下:“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高君宇,此后感情日深。高君宇逝世给石评梅带来沉重打击。无论寒暑,无论早晚,石评梅总来高君宇墓凭吊、扫墓,雪天还常在墓碑前的雪地上写下“我来了”三字。三年后,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又患乙型脑炎而病逝,终年26岁。后来,其亲属根据其遗愿,将她葬在高君宇墓旁。石评梅墓碑上刻有“春风青冢”。
石评梅先生讳汝壁,前清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八月十九生于山西平定。幼聪慧,长好文学,而长有致力教育以改造社会之志……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体育及国文教员,女子部学级主任,六年之间,劳绩卓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数书行世。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以肺病殁于协和医院。年二十有七,葬于北京宣武门外陶然亭畔。
*成立初期,*总理曾亲自到此悼念高君宇、石评梅。陶然亭公园建园初期,高君宇、石评梅墓迁到南郊人民公墓,直至1956年*总理考察北京市规划图时指出:“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这它对年轻人也有教育。”故1956年8月,在彭真的关怀下,高君宇、石评梅迁回陶然亭公园。邓颖超曾7次来此悼念高君宇、石评梅。*期间,高君宇、石评梅的爱情被视作资产阶级温情,墓碑遭到推倒,墓地长时间未受保护。直至1973年,在邓颖超的关怀下,高君宇的遗体才被火化,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84年,经北京市人民*批准,北京市园林局、北京市文物局在陶然亭公园重修高君宇、石评梅墓。1986年,共青团北京市委等16个单位共同出资,在高君宇、石评梅墓原址兴建了高君宇、石评梅的半身大型雕像。1994年,高君宇、石评梅墓被命名为“宣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赛金花墓
赛金花墓原来位于陶然亭公园*岛锦秋墩南坡上,其东边原有香冢、鹦鹉冢。1936年筹办赛金花墓时,潘毓桂、张次溪、齐白石等名流均参与。赛金花墓是用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1.8米高的花岗岩碑。陶然亭公园建园时,赛金花墓迁至郊外公墓,但墓碑及有关石刻保留在陶然亭公园,如今在慈悲庵内展出。墓碑上有樊增祥撰文并书丹的《前彩云曲》,樊增祥撰文、张伯英书丹的《后彩云曲》,张大千绘制的《彩云图》。
醉郭之墓
位于陶然亭北。醉郭名为郭瑞,字云王。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郭瑞眼见清朝政治之腐败及帝国主义之凶残,便佯装疯癫,讴歌往来于市,人称“醉郭”。郭瑞死后,《京话日报》的彭翼仲出资为其办理丧事,将郭瑞的遗体埋葬于此。“醉郭之墓”四字由彭翼仲题写,墓志铭由林琴南撰文、祝椿年书丹。如今,此墓已无存,墓碑在慈悲庵内展出。
香冢
陶然亭西侧的小丘坡上的丛冢中有座香冢,清朝初年立,是为纪念一位杜十娘式的“义妓”而建。碑阳铭刻篆书“香冢”两字。碑阴铭文为:“浩浩劫,茫茫愁。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以上为隶书,其后有“题香冢碑阴”五个行书小字。其后又有行书七绝一首:“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与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
实际上这位所谓的清朝“义妓”其人其事乃至其坟,全是当时一位张姓御史伪造的,以歌颂理想中的爱情绝唱。
鹦鹉冢
鹦鹉冢位于香冢旁边,曾两度出现在锦秋墩上。传说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名叫张春陔的侍御,见清朝政治日益腐败,便屡次上书皇帝,但奏折或被扣压,或转回他手中,他一怒便在锦秋墩下埋藏了自己的文稿,并堆起小坟头以示讽刺。日久年深,此冢变为平地。
此冢第二次出现据说是在晚清,有位名叫邓完白的学者,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鹦鹉,他每天给鹦鹉喂水喂食。他家还养了一只大狸猫,有一天他正和友人在客厅谈话,大狸猫扑上去咬死了鹦鹉。友人对邓完白说:“常闻陶然亭的锦秋墩上,早年有过一座鹦鹉冢,只是现在没有了,你何不将这死去的鹦鹉埋在那里,以续前人的故事呢?”邓完白便将鹦鹉埋葬在此。
花神庙
原址位于湖心岛上的锦秋墩顶上,现已无存,原址现为锦秋亭。花神庙又称花仙祠,是一座“里面有十二仙女像”的三楹小房,四周“绕以短垣”。清朝道光年间,诗人何兆瀛在《上巳邀同人宴集自作》诗中称:“花仙祠畔吹琼管,尚有何人擪指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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