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南京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1934年11月13日，死于*特务的暗杀。

1、人物生平

史量才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龙都乡杨板桥村，原名家修，中年后以字行。其父史春帆因太平天国战事赴上海娄(松江)县泗泾镇开药铺，43岁生下独子史量才。史量才7岁丧母，9岁随父迁居泗泾镇。

1899年他科举受挫，又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毅然放弃科举，与松江雷继兴、龚镜清等青年研求日语及理化等应用科学。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年假归故里，得地方父老筹资，创办泗泾米业养正小学。1903年毕业后，应上海王氏育才学堂之聘，任理化教员，同时执教于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1904年，创办上海女子蚕业学校，开我国女子职业教育之先河。

1911年后，校址迁往苏州浒墅关，易名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对环太湖诸郡蚕桑之兴，大有贡献。

1905年，史量才发起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在保路权运动中大力奔走，被选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在督察上海至石湖荡机务段施工中，风餐露宿，得了终生未愈的胃病。1908年，兼任《时报》主笔，发起成立全国农务联合会，任总干事。1910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博览会，他集全国农学家，参与审察研究参展农产品，以推动全国农业生产。

武昌起义后，他参与江苏独立运动，展示出其敏锐的思维和干练的治理能力，被任命为上海海关清理处长、松江盐政局长。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对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认定唯“新闻报国”是自己的最佳选择。

1912年，史量才与张闳、应德謇、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1872年，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一份报纸。1909年，美查回国，将该报卖给席福裕。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发行量仅7000多份，连年亏蚀，席氏不得不转手出售。

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为了改变《申报》经营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赢得了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同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他以卓尔非凡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屯积廉价纸张，以降低成本。更主要的是，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他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他在参观《申报》馆后，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到1931年，该报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利润达数10万元，销售量和影响直追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新闻报》。1927年，他购得《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一跃而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内战连结，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

1932年1月，史量才在上海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乐部”，成员主要为爱国民族资本家及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聚会商讨对付日本侵略的对策。为了调动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在王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大会上，史量才指日为誓，“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呼吁国人“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在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著名*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申报》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些正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扩大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社会影响。1932年至1933年间，史量才还创办了几项社会文化事业。其中有以俞颂华为主编的《申报月刊》，以李公朴为馆长的“申报流动图书馆”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业余实习学校”和“申报妇女实习学校”。这些进步、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作出了贡献，为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复发，史量才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特务暗杀。

章太炎先生在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赞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2、轶事：智斗袁世凯

史量才

意欲收买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又做起了皇帝梦，紧锣密鼓

复辟帝制，组建筹安会作为推动帝制的机关，又唆使其亲信党羽杂凑成各界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

袁世凯深知舆论的厉害，以威逼与利诱并举，使报章为其恢复帝制宣传鼓吹。虑及东南巨埠上海的报章举足轻重，便调拨专款15万大洋，派御用文人、《亚细亚报》总经理薛大可南下行贿报界。《申报》是其收买的首选对象，因该报是沪上资深大报，发行量达万余份，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总经理史量才更是报界的名人。

薛大可一到上海，即开始暗中活动。他有个赵姓朋友的儿子在《申报》当秘书，遂请赵秘书带口信给史量才，大意谓：只要《申报》不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可给予巨额津贴。

当时，史量才正遭受一场冤屈官司被罚大宗赔款，经济上陷于困顿境地。薛大可以为史量才正缺钱用，正可封他的口，殊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公开拒贿

史量才要秘书转告薛大可：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不仅于此，他还起草了“申报馆经理部主笔房同人启”的《本馆启事》，向社会大众公开了行贿者的阴谋，以及拒绝贿买的心志。

《本馆启事》刊登在《申报》1915年9月3日头版头条，所占位置与字体引人注目。启事开门见山，一上来就点明了刊登这份启事的原委是：“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随之表明向来不受贿买的操守：“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针对这次贿买事，史量才严正声明务必恪守的原则立场：“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益，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

反对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史量才在上海报业同业组织——上海日报公会会议上主张，报纸刊头不用洪宪纪年。果然，到了“洪宪元年”的1月1日，《申报》仍用民国纪元“中华民国五年”，沪上多家报纸跟着照此办理。

日复一日，10天已过，《申报》刊头还是民国纪年而不见“洪宪”字样。袁世凯得悉后大为恼怒，敦促内务部电令沪海道尹公署查办，内中有语云：本年改洪宪元年，今查上海各报仍有沿用民国五年者，应即知照各报馆，如再沿用，不奉*政令，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

沪海道尹公署将内务部电文抄录给上海日报公会，“希即传知各报迅即更改”。1月11日，日报公会转发给了《申报》馆。史量才大智大勇，钻了公文中“查照办理沿用民国五年者”的空子，于1月12日的刊头上，只去了“中华民国五年”，但并未调用“洪宪纪元”。并通过一则《启事》，公布了内务部电令，公告“本馆因此不再沿用。”

到了1月24日，史量才又接到了日报公会转来的上海警察厅公函，大意谓：如不用洪宪纪元，即奉部饬停止邮递，本厅管辖地内，如3日内犹不遵改，一律禁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

巧妙抵制

为了报纸生存，继续发挥万民之喉舌的作用，史量才只得答应遵改，但还是玩起了“花招”。一是所加“洪宪纪年”四字的位置，在报纸名称下的第4行即西历日期、星期及旧历年、月、日之后，而原来的民国纪年在报纸名称下的第一行，十分醒目；二是原先的民国纪年字体相当于现在的小5号字，而“洪宪纪年”只相当于现在的8号字，小得如芝麻一般，连笔画都分辨不清。对此，广大读者当然心知肚明。

3、殒命始末

史量才遇害时乘坐的汽车

史量才之死，是中国现代史和新闻史上轰动一时的血案。在邵飘萍、林白水之后，又一位报人倒在了民国时期黑暗政治的屠刀之下。

与邵飘萍、林白水被军阀明目张胆地枪杀于刑场不同，史量才死于一次精心布置的卑劣暗杀。

史量才被杀案在民国时期没有真相大白的机会，凶手一直未抓捕归案，成了一桩悬案和谜案。

直到解放之后，才有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史学家的考证研究清楚地指出，杀害史量才的正是*神秘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因其成员崇尚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复兴社有一个更著名也更让人不寒而栗的名字——蓝衣社。隐藏在幕后的蓝衣社社长是蒋介石。

史量才生前曾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仿佛谶语一般，史量才以鲜血染红了《申报》，也为民国时期的报纸生态做了鲜血淋漓的标记。

沪杭公路上的枪声

1934年11月13日，一辆崭新的绿色小轿车平稳地行驶在沪杭公路上。

因胃病刚刚在杭州的宅邸“秋水山庄”休养了一个月的史量才，正在返回上海途中。他坐在车的后座上，同行的有5人：司机黄锦才、二房太太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侄女沈丽娟。

这辆汽车购置不久，豪华之外更有防弹功能。一年多前，他的挚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汽车中遭到枪击暗杀，当场殒命。案件没有侦破，但几乎所有人都猜得到，那是*军统特务所为。

杨杏佛的死，让史量才对自己的处境有所警觉。他特意购买了这辆防弹汽车，而且雇佣了贴身保镖，时刻不离左右。

而这一次返回上海，史咏赓和同学邓祖询嚷嚷着要坐新汽车，史量才答应了他们，安排保镖坐火车前往上海。

出发前，保镖提示了沪杭公路上的安全问题，史量才很有把握地说：“这条路上我没仇人。”

沪杭公路全长近200公里，1932年全线修通，是中国第一条跨省市干线国家公路。修这条路时，在当时中国的报界、实业界、金融界都有显赫地位的史量才出资捐建了70公里。

坐着防弹汽车、飞驰在自己出资修建的高等级公路上，史量才自信满满，不担心有任何安全问题。

来往车辆寥寥无几，更显得一派萧条。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忽见一辆敞篷的别克汽车横在前面，好像出了故障，司机黄锦才放慢车速，准备缓缓穿过去。

枪声突然爆响。

挡路的别克车周围扑出6名枪手，手持驳壳枪，对着史量才的汽车一通射击。

枪手非常专业，第一枪就打爆了防弹汽车的轮胎。他们使用的也不是普通的手枪，防弹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被击破，前排的司机和邓祖询当场丧命。

失去控制的汽车歪歪扭扭地向前冲了几十米，把枪手甩在后面。车身侧面加厚的玻璃和钢板起到了防弹作用，没有被击穿。

史量才立刻明白，杨杏佛被刺一幕又要重演，车刚停下就大喊：“快跑！”

坐在后排的4人跳下车，向路边跑去，后开门的装甲车门恰好挡住了向他们追射过来的密集枪弹。

沈秋水体弱心急，一跳下车便扭了脚跌倒在地，侄女沈丽娟被流弹射中也倒地不起。但枪手们的目标并不是她们。6名枪手分成两组，分别向史量才和史咏赓追去。

史量才遇难的海宁翁家埠水塘

年轻的史咏赓拼命跑向一片小树林，甩掉了追击，一口气跑到附近的笕桥航空学校求救。

史量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慌乱中跑进附近一所茅屋，又觉茅屋不保险，便从后门穿出，躲进了边上已经干涸的一口小水塘里。

三个枪手追了上来，一顿乱射。史量才仰面倒下，立时气绝。

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终年54岁。

第二天，《申报》头版刊登了《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并根据史咏赓等亲历者及几位目击者的描述，详细还原了史量才被杀的经过。

《申报》总理，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血案触目惊心。

但这并不是一条完整的新闻报道，凶手究竟是何人？行凶出于何种目的？没有人能马上给出答案。此后，《申报》继续报道着史量才的后事，呼吁尽快缉凶破案。此后每年的史量才祭日，《申报》几乎都要刊登怀念文章。然而直到15年后《申报》最终停刊，也没有等到史量才遇刺案告破的消息。

蓝衣社杀手

刺杀史量才是否出自蒋介石的直接命令，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暗杀是上不得台面的卑劣手段，料想蒋介石真的有这个命令，也不会留下什么字面档案。

沈醉的回忆，是指称蒋介石为刺杀史量才幕后元凶的最主要依据。

沈醉算得上最了解军统黑幕的“元老”。他18岁加入复兴社特务处，28岁任军统总务处处长，是军统最年轻的少将，在军统中以“年纪轻、资格老”著称，是军统头子戴笠深为器重的“四大金刚”（亦说“四大杀手”）之一。

在《我所知道的戴笠》、《戴笠其人》等回忆文章、著作中，沈醉都留下了史量才被杀案的详细记录。据其记载，他之所以对此知之甚详，是因为他当时正在上海华东区担任区交通组长，是刺杀杨杏佛和史量才两案的间接参与者。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沈醉是“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活动）基本教官，这两件血案均被列为教材。

据沈醉回忆，1934年夏秋间，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奉蒋介石的命令暗杀史量才，先是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公馆附近找过房子。因为负责刺杀的人员迟迟找不到适合下手的地点，戴笠还亲自到上海布置。

戴笠到上海后，却改了主意。

《申报》馆和史公馆都在上海租界中。一年前，复兴社特务就是在租界中暗杀了杨杏佛。那是第一次在上海租界进行暗杀活动，虽然成功，却有一个杀手被迅速赶到的租界工部局巡捕抓获。一同行动的杀手不得不向其开枪灭口。被捕的杀手伤重不治，这才没有败露复兴社的恶行。在租界中刺杀史量才，难保杀手被捕的情形不会重演。

负责跟踪、监视的特务结识了史量才的司机，从其口中打探到史量才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逗留一段时间。于是，戴笠决定把刺杀地点安排在杭州，并派出了赵理君为首的六人行动小组。

赵理君是与沈醉并称的“四大金刚”之一，当时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四大金刚”之中，赵理君最为凶狠残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除了杨杏佛、史量才，唐绍仪也是死于其手。那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元老唐绍仪留在上海。日本间谍组织有意拉拢，唐绍仪不置可否。军统侦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刺杀唐绍仪。赵理君亲身行动，用斧头劈死了唐绍仪。

刺杀史量才的杭州之行，赵理君带领的五个人中，有三个是和他一起刺杀杨杏佛的得力杀手。他们已经获知史量才的汽车有防弹功能，为此专门准备了穿透力强的特制驳壳枪和子弹。

赵理君等人原来打算在史量才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但杭州市内发生这样重大的暗杀事件，杭州市警察局无法对公众交待，很可能也受到怀疑。

于是，赵理君等人把视线转到了杭州城外。他们在秋水山庄周围守了将近一个月，终于从司机口中打探到，史量才将于11月13日由杭州返回上海。

赵理君先去察看地形，将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距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选定为伏击点。他们把那辆敞篷别克开到伏击点，装作汽车抛锚，把车身横在路上。接下来，就是等着史量才那辆绿色防弹汽车沿着沪杭公路驶来。

史量才特意购置的防弹汽车，最终没能让他躲过杀手特制的子弹。

刺杀完成后，军统特务迅速驾车逃离现场。途中，他们卸下“京字72号”汽车牌照，换上一个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一路向南京飞驰而去。

枪声停止约半小时后，侥幸逃脱的史咏赓带着一些人返回出事地点，史量才已经气绝身亡，血流一地。

当天，史咏赓从附近的笕桥航校借了一辆卡车，将父亲史量才、司机黄锦才和同学邓祖询的尸体运回了杭州，随后向《申报》馆报告了噩耗。

《申报》以大号字刊登《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报道了史量才遇害的消息

第二天，《申报》发布了史量才遇害的消息，举国震惊。

杭州市警察局直接负责案件的侦破。可想而知，他们能有什么进展？

那个被凶手丢弃的“京字72号”车牌，不知为何出现在西湖苏堤。杭州市警察局例行公事地向南京警察局查询，得到的结果是，“京字72号”车牌是盐业银行私车所有，案发时该车未离开南京城。苏堤所发现之车牌系伪造。线索就此中断。

时任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受蒋介石电令“限期破案”，不明就里的他不断给杭州市警察局施压。赵龙文也很配合地做出全力追查的样子，并开出了万元悬赏。

据沈醉回忆，刺杀史量才的特务领到了一笔5000元的犒赏费，听说杭州市警察局的悬赏额，还互相开玩笑说：“要是自己破了自己的案，倒可以多得5000元呢。”

4、人物评价

《申报》报馆大楼

史量才是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他的办报思想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战斗精神。

《申报》是中国近代史一份赫赫有名、影响深远的报纸，在其近百年的沧桑历史中，原《申报》总经理、爱国民族资本家史量才为它的发展直至辉煌鼎盛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