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金
王道金(1915.5~2018.2),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崇贤乡东富村人。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2月加入中国*。2018年2月6日上午,百岁老红军王道金去世。
1、人物简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陕北红军大学学员,红一方面军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参加过*苏区二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七一八团十一连政治指导员,警卫八团一营副政治教导员,警卫一团直属部队政治协理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解放军二十二旅卫生处、热河骑兵团政治委员,独立一师、一四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入中南军大、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赴朝慰问团秘书长,一四四师*部部长、师党委常委,解放军第四十一政治文化干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贵州省铜仁专区第一副专员、铜仁地委常委,*遵义地委副书记。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10月离休后,20余年如一日为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被誉为“永不退休的革命人!”
2、人物回忆
“我还记得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的时候,整个遵义城只有*的师司令部有一台柴油发电机,一到晚上全城都黑漆漆的,老百姓晚上看戏,戏台上只能用蜡烛或者汽灯照明。”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94岁的老人连老花镜都不用戴,“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是多大的变化。我亲眼看着遵义在党的领导下,建国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0年,15岁的王道金在江西兴国参加了红军,“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军队好,是帮着老百姓的,铺路搭桥,挑水插秧都抢着帮老百姓干。”老人回忆说。
1935年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作为红三军团十一团的警卫连长,王道金曾和战友们一起为遵义会议站岗放哨,“:那时候天寒地冻,红军却几乎没有住过老百姓的房子,就在各个村庄附近的空地上,找点稻草或者苞谷秸一铺就睡了。”回忆这段历史,王道金老人说:“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关头转危为安,这些党史上已经讲的很多了,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又会多牺牲多少战友才能取得革命成功?”
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归国之后,1958年,响应*关于部队支援地方建设的号召,王道金从部队转业,选择了当时还很贫穷的贵州铜仁作为自己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起点。“
在长征中,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几个月,特别是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使我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所以要求到贵州工作。从1958年9月开始到1983年,我在贵州省铜仁地区行署和遵义市工作,见证了这两个地方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各民族和睦团结。仡佬族家的人有困难,汉族兄弟会主动帮忙;汉族有困难,苗族兄弟也会热情相助。”
3、人物事迹
1983年,65岁的王道金离休了,但此后的二十多年,在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的各个中小学校,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位老人亲切地给孩子们讲着红军的故事,告诉他们遵义会议是怎么一回事。“*对老*的生活照顾的太好了,咱总得干点啥,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们能了解遵义会议的历史,遵义会议的精神能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2008年6月14日,在遵义会议会址,王道金老人接过“祥云”火炬,举起了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遵义的第一棒。“之前一个多月,我就找了根和火炬差不多粗细长短的棍子,每天举着走几次,毕竟老了,得练习练习。能当上火炬手,高兴,骄傲啊!”老人爽朗地笑起来,“北京举办奥运会,说明咱国家的发展被世界认可了。亲历长征,又参加了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两件事。”
我问老人,建国60年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王道金老人认真地回答:“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就没有遵义的今天。过去人家一提起贵州,总是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可是你们看,遵义现在光高速公路就有好几条,也马上就要有自己的飞机场了,遵义面貌日新月异,人民安居乐业。我相信,祖国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在著名的“红区”遵义,我们见到了92岁的老红军王道金,他是为数甚少的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而又至今健在的人。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娄山关大捷、翻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开发建设、改革开放……当地人说,这样的老人是“国宝”。
王道金家中,有两个不起眼的小玻璃瓶,老人却已珍藏多年,里面装着长征出发地——于都的沙和水,瓶身上的“于都长征出发地”红纸条,已经随着岁月的变迁,褪成了浅粉色。但长征的记忆、长征的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老人的血液,在他心中日久弥新,成为他一生坚定的行动准则和指引。
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小鬼”
1915年,王道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5岁那年,他揣着母亲给他缝的一双布鞋,参加了红军。从此,部队就是他的家,战场就是他的大学校。王道金在革命战争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地成长起来。
“刚参加红军时,战斗中虽然只是护送伤员,也觉得光荣,想到自己哪天要放枪杀敌,那才痛快。”王道金说,第一次“放枪”打敌人,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一见敌人,他就开枪,“打没打到敌人,自己也说不清楚,20发子弹,一下就打没了,要是再遇到敌人就麻烦了”。可见,当个好军人,光靠勇气和思想觉悟还不够,还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五次反围剿,王道金身经二十余战,两负枪伤。四年的军旅生涯,19岁的王道金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是穷人的党,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劳苦大众要想过好日子,只有跟党走,跟红军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渡过于都河,向西转移,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的王道金,已经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一个小排长。作为湘江战役的先头部队,回想起那段历史,王道金至今凄然:“湘江战役之惨烈,常人难以想像,它是长征中最残酷的一战。”5天激战,8万多人只剩下3万,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三军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仲美相继牺牲,王道金所在连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水。红军最终突破了*重兵设防的*线,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提起长征,大家都会联想到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王道金说,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口号,胜利在脚下,走路出胜利。“过雪山时,当地老百姓把雪山说得很神秘很可怕,说这是一座神山,连飞鸟都过不去,别说是人了。我们红军战士穿着单衣,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但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上山了。山风卷着雪花,刮在脸上象刀割,穿着单衣的我们都被冻僵了,很多战士们就找地方坐,我就赶紧叫他们,‘不要坐,坐下就起不来了!’看见有战友牺牲时,大家心里都很悲痛。”王老说。
大家就凭着一股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支撑到了胜利到来的那一天。长征胜利结束后,组织上把王道金送到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从简单的“走路走出胜利”到怎样运用战略战术取得胜利、怎样训练士兵,开始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道金调入一二0师,任连指导员,先后参加了抗日游击战和留守警卫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又作为师供给部政委参加了隆化战斗,在那场战斗中,涌现出了以董存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王道金也因为后勤保障上的成绩,荣立大功一次。
情系长征故地的“拓荒人”
新中国成立后,王道金还会经常回想起长征中的人和事,那种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挑战自然极限的勇气与智慧,时常激励着他。1958年,*号召部队支援地方建设,有的人想去上海,有的人想留广东,有的人想去福建。王道金也和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在长征中,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几个月,那个地方太穷了。在农村,大姑娘都没裤子穿。领导说,那你就到贵州去吧。王道金当即表态,我愿意去,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就这样,王道金被分配到了贵州最艰苦的地区——铜仁。
王道金在贵州铜仁任专署副专员、地委常委,在这里一干13年。采访中,老人多次回忆起任内主持修建铜仁机场和湘黔铁路铜仁段的事。这两件对改变铜仁落后面貌起了关键作用的工程,至今还是铜仁地区*群众们津津乐道的“政绩”。
三年困难时期,王道金在松桃县蹲点,当时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禽喂养限制很严,王道金也知道这个政策,但他认为老百姓连饭也没有吃,还怎么管?所以,对上面的政策,他采取不宣传、不提倡、不干涉的态度,默许了农民保留自留地、养鸡鸭的现象。省里领导来检查工作,他如实说明原因、反映情况,省里领导没有说什么。在那样困难的时期里,松桃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而当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王道金冒了多大的风险,我们不得而知。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在闪光。
永远跟党走的老党员
1971年,王道金从铜仁地区来到了遵义工作,直到1983年他从遵义地委副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他把最后12年的工作时光都献给这座让他魂牵梦绕城市。
离休了,王道金最为挂念的是如何把长征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退休后的他,一天也没闲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中小学的礼堂与教堂,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要让后人记住长征,记住长征精神。
“我要永远跟党走。”在王老眼里,就是职务退休了,党员是在职的,不能退休,思想也不能退休。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遵义市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迹,以2004年台历为例,4月份的台历,有14天都在工作着,7月份的台历,有19天都在工作,来他家的有各级党政*、有单位职工、但更多的还是孩子们。和孩子们在一起,老人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还给小学生题词: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人民,关心献给他人。
这就是王道金的故事,一位把自己前途和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长征老战士的经历,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老*员的经历。一位历尽风雨,而淡泊从容的老人。
1月10日,遵义街头飘扬着纷飞的雪花。当日下午,记者在未来得及与老红军王道金事先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贸然敲响了王老的家门。
王老的家中陈设非常简陋,客厅里唯一的亮点是墙上贴着的*年轻时的画像,同时还挂着几幅*、胡*等**接见王道金的照片。两年前,遵义市的领导曾经提出给王老换换房子,结果被他谢绝了。他说,这里方便,住惯了,挺好的。王道金的老伴王金霞是1946年入伍的,同年与王道金结婚。王金霞老人告诉记者:最近来采访王老的记者特别多,全家人都非常积极地配合王老接受采访。
1915年5月,王道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福后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王道金上到小学二年级,因家贫便辍学了,在家帮助父母干农活。1930年8月,王道金参加了红军,那年他16岁。离家的那天上午,他的母亲把一双布鞋穿到他脚上,一双递到他手上,千叮万嘱,说去当红军,要听长官的话,好好干,不要想家,当红军要行千里路,穿上母亲的鞋,保儿一路平安。王道金的父母送了他四五里路,才挥泪告别,令王道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离别,竟是与父母永诀。直到1953年,王道金夫妇才有机会去看望父母的坟。
王道金参加红军不久,便参加了保卫苏区的五次围剿,之后是参加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反围剿和长征中,曾经3次负伤。红军到达遵义时,王道金已经是红三军团十一团警卫连连长,连队驻扎在南白镇的一个山头上,任务是监视贵阳、金沙方向的来犯之敌,保卫党*在遵义召开会议。
“当时的贵州很贫穷,部队许多战士都对‘干人’的处境很同情。”王老十分感慨地对记者说,“当年的遵义城虽说是红军长征途中从江西出发以后经过的最大城市,但其城区面积可能不足现在的二十分之一;人口也只有2万多,不足现在的四十分之一。”
王老回忆说,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期间,遵义的天气虽然也很寒冷,但群众的热情很高。关于遵义会议召开并重新确立*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消息,他是在后来的战斗中才逐渐知道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道金老人是我省目前唯一仍然健在的、且完整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的老红军。
1983年12月,王道金从*遵义地委副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了,离休后的王道金,一天也没有闲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中小学的礼堂等场所是他经常出现的地方。他在传递着一个信息,讲述着光荣传统,他要让后人记住:遵义会议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