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

2016年4月14日，杜志浩等10余人到位于山东冠县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催要高利贷，并对企业法人苏银霞及其子于欢有侮辱谩骂言行。民警出警后，于欢欲离开被阻止，与讨债人发生冲突，于欢持尖刀将杜志浩等4人捅伤，杜志浩于次日凌晨死亡。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017年3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6月23日公开宣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1、案情

2016年4月14日，杜志浩等10余人到位于山东冠县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催要高利贷，并对企业法人苏银霞及其子于欢有侮辱谩骂言行。民警出警后，于欢欲离开被阻止，与讨债人发生冲突，于欢持尖刀将杜志浩等4人捅伤，杜志浩于次日凌晨死亡。

2、调查

2017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山东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对外发布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5月26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于欢案处警民警调查结果。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法庭审理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接受了采访。

两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于欢案件的调查工作情况。

答：山东聊城于欢故意伤害案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山东开展调查工作，并向社会作出回应。

自3月26日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组会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专案组，先后赴冠县、聊城、济南等地，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工作。一是听取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和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汇报，审阅了全部卷宗材料。二是实地查看案发现场。通过测量现场距离、绘制现场示意图、访问在场人员等方式，尽可能还原案发时当事人所处位置，为准确认定事实、界定责任奠定基础。三是复核主要证据。围绕案件事实和舆论关注焦点，提审上诉人于欢2次、复核主要证人19人、调取重要书证50余份，进一步查清了案件事实。四是核查关联案件。对舆论同时关注的吴学占等人涉黑、苏银霞等人涉嫌集资诈骗和杜志浩涉嫌交通肇事等案件，工作组听取了办案单位的汇报，查阅了相关卷宗材料，并已责成山东检察机关会同*机关认真调查，依法处理。五是组织专家论证。最高人民检察院两次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于欢案涉及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论证，听取意见和建议。

二审开庭，检察官充分阐述了最高检调查组和山东省检察院研究的共同意见

记者：在庭审中检察机关是如何认定于欢行为性质的?

答：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认为，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于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应当通过第二审程序依法予以纠正。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检察官在法庭上充分阐述了检察机关的意见，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组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的共同意见。

首先，从防卫意图看，于欢的捅刺行为是为了保护本人及其母亲合法的权益而实施的。为了保护合法的权益，这是正当防卫的目的性条件。合法的权益，并不限于生命健康，还包括人身*、人格尊严等其他合法权益。本案中，于欢在认识到自己和母亲的人身*、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不法侵害、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的行为，正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的人身*、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实施的。一审判决书认为，“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其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这一法律评价虽关注到生命健康权，但忽视了对于欢及其母亲人身*、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正当防卫保护对象的错误理解。

第二，从防卫起因看，本案存在持续性、复合性、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针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防卫，这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这里的不法侵害，既可以是犯罪行为，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包括对非法拘禁，公民可以进行防卫。本案中，杜志浩等人并不是苏银霞高利贷借款的直接债权人，而是被赵荣荣纠集前去违法讨债。对讨债一方的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整体把握。在案证据证实，讨债方存在持续进行的严重不法侵害行为，按时间顺序可分三个阶段：一是2016年4月1日赵荣荣等人非法侵入于欢家住宅，4月13日擅自将于欢住宅家电等物品搬运至源大公司堆放，吴学占将苏银霞头部强行按入马桶;二是2016年4月14日下午至当晚民警处警，讨债方采取盯守、围困等行为限制剥夺于欢、苏银霞人身*，实施辱骂、脱裤暴露下体在苏银霞面前摆动侮辱等严重侵害于欢、苏银霞人格尊严的行为，采用扇拍于欢面颊、揪抓于欢头发、按压于欢不准起身等行为侵害于欢人身权利，收走于欢、苏银霞的手机，阻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在源大公司办公楼门厅前烧烤饮酒扰乱企业生产秩序;三是从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至于欢持刀捅刺之前，讨债方持续阻止于欢、苏银霞离开接待室，强迫于欢坐下，并将于欢推搡至接待室东南角。这三个阶段的多种不法侵害行为，具有持续性且不断升级，已经涉嫌非法拘禁违法犯罪和对人身的侵害行为。面对这些严重的不法侵害行为，于欢为了制止这些不法侵害，反击围在其身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加害人，完全具有防卫的前提。聊城市检察院起诉书没有认定作为防卫起因，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认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是错误的。

第三，从防卫时间看，于欢的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防卫适时，是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本案中，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是案件的转折点。民警处警本应使事态缓和，不法侵害得到有效制止。但在案证据证实，杜志浩一方对于欢的不法侵害行为，没有因为民警出警得到控制和停止，相反又进一步升级。在苏银霞、于欢急于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时，杜志浩一方为不让于欢离开，对于欢又实施了勒脖子、按肩膀等强制行为，并将于欢强制推搡到接待室的东南角，使于欢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时，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不断累积升高，于欢面对的境况更加危险。如果他不持刀制止杜志浩一方的不法侵害，他遭受的侵害行为将会更加严重。于欢在持刀发出警告无效后，捅刺了围在身边的人。一审判决书认定“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显然是对矛盾激化的原因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也是在认定事实不全面情况下得出的错误认定。

第四，从防卫对象看，于欢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的反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防卫行为，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性条件。这里的不法侵害人本人，是指不法侵害的实施者和共犯。本案中，于欢持刀捅刺的对象，包括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四人。在案证据证实，这四人均属于参与违法讨债、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的共同行为人，杜志浩还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实施了污秽语言辱骂和暴露阴部、扇拍于欢面部等严重侮辱行为。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实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三人对于欢母子有言语侮辱和暴力殴打行为，但他们围挡在于欢身边且在杜志浩被捅刺后仍然没有走开，同样限制了于欢的人身*，于欢为制止不法侵害而捅刺的四人，均是不法侵害人。

第五，从防卫结果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是正当防卫的适度性条件，也是区分防卫适当与防卫过当的重要标准。衡量必要限度时必须结合不法侵害的行为性质、行为强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进行综合考量，既不能简单以结果论，也不能一出现死伤结果就认定是防卫过当。本案中，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采取的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了伤亡后果，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首先，于欢不具备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其适用前提是防卫人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加害人而实施防卫行为。本案中，虽然于欢母子的人身*权遭受限制乃至剥夺、人格尊严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侵犯，但直至民警出警后均未遭遇任何针对生命权严重不法侵害，因而不具有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其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是否正当，不得适用特殊防卫阻却刑事责任的法定评判标准。其次，本案属于违法逼债激发的防卫案件。本案中，杜志浩等人的目的就是把钱要回，手段相对克制，没有暴力殴打于欢母子的意思和行为;讨债一方(李忠)对杜志浩脱裤暴露下体的行为给予了制止;当于欢捅刺杜志浩、程学贺后，严建军、郭彦刚、么传行等人围站在于欢身边，也没有明显的暴力攻击。最后，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本案中，于欢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摆脱困境，使用致命性工具刺向加害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后果，其行为结果明显属于“重大损害”。从不法侵害行为看，虽然加害人人数众多但未使用工具，未进行严重暴力攻击，于欢身上伤情甚至未达到轻微伤程度;从防卫紧迫性看，出警民警已到场，虽然离开接待室，但仍在源大公司院内寻找报警人、了解情况，从接待室可以清晰看到门前警车及警灯闪烁;从防卫行为保护的法益与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衡量看，要保护的是人身*和人格尊严，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是生命健康，两者相比不相适应。从防卫行为使用的工具、致伤部位、捅刺强度及后果综合衡量看，于欢使用的是长26厘米的单刃刀，致伤部位为杜志浩身体的要害部位(肝脏)，捅刺强度深达15厘米，造成1死2重伤1轻伤的严重后果，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出庭意见是依据调查和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依法慎重作出的

记者：检察机关为什么不在庭审前公布本案的具体意见?

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通过深入细致、全面客观的调查、审查和广泛听取意见，形成了检察机关的出庭意见，这个意见是依据调查和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依法慎重作出的。不提前公布，主要是考虑到本案已经进入二审程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的检察官需要结合庭审举证、质证情况，当庭发表意见，这体现了依法按程序办事的基本要求。二审法院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程序，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使二审庭审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提取了执法记录仪、处警记录等重要物证、书证

记者：山东省人民检察院5月26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于欢案处警民警调查结果。检察机关为什么认定案发当晚处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答：这是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我们调查工作的重点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组会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专案组先后询问了所有处警人员和主要的在场证人，提取了执法记录仪、处警记录等重要物证、书证，反复查看了案发地——源大公司的厂区监控录像;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也对案发当晚处警民警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犯罪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经过调查，我们的结论是，案发当晚处警民警并不涉嫌渎职犯罪。

检察机关调查认定的事实是：2016年4月14日22点07分许，山东源大工贸公司员工报警称“有人打架”。22点17分许，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女民警朱秀明带辅警2人到达现场。处警民警联系报警人，电话未能接通。民警发现公司办公楼一层接待室聚集多人，遂进入接待室进行询问。室内双方均表示没有报警并各执一词，民警警告在场人员不准打架。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提出可能是外面员工报的警，民警于是准备出去寻找报警人。苏银霞母子打算与民警一同离开接待室，被讨债人员阻拦，民警再次警告不准动手。22点22分许，处警人员走出房间，源大公司员工(非报警人)上前向民警反映情况，民警听取情况并给副班民警打电话，通报“现场很多要账的，双方说的不一样，挺乱的”，通话记录和相关证据证实，副班民警表示马上开车过来增援。民警再次安排辅警“给里面的人说不能打架”。22点23分许，处警民警进入警车商量要不要给领导打电话，商量的结果是先不打，约40秒后处警人员下车往室内走，源大公司两名员工(仍不是报警人)继续向民警反映情况。22点25分许，接待室突然传出吵闹声，民警闻讯跑进室内，发现有人受伤、于欢手里拿着刀，民警立刻将刀收缴、将于欢控制住，同时安排打120电话，伤者同伴表示开他们自己车去医院更快。民警随后对现场及证据做了保护和固定。22点35分许，副班民警带2名辅警赶到现场。副班民警是从家中赶过来，大约在接到电话12分钟左右，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公司厂区监控录像显示，警车到达现场后未再有任何移动。

检察机关调查认为，案发当晚处警民警按照*机关相关工作程序迅速开展了处置工作，但民警朱秀明等人在处警过程中也存在对案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处警不够规范的问题。根据调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案发当晚处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山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立案。聊城市冠县纪委、监察局已对相关处警民警作出了党政纪处分。

3、一审

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宣判后，被告人于欢、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受理该案。

4、二审

2017年3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

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二审公开宣判，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对于欢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等和被告人于欢不服，分别提出上诉。2017年3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5月20日召开庭前会议，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2014年7月至2015年11月，上诉人于欢的父母于西明、苏银霞两次向吴学占、赵荣荣借款共计135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苏银霞先后偿还184.8万元。其间，因于、苏未如约还款，吴学占、赵荣荣指使他人采取在苏银霞公司院内支锅做饭、强行入住于家住房等方式催债。2016年4月14日16时后，赵荣荣先后纠集郭彦刚、杜志浩等十余人到苏银霞公司讨债。当日21时53分，杜志浩等人在该公司接待室内以辱骂、弹烟头、裸露下体等方式侮辱苏银霞，并以拍打面颊、揪抓头发、按压肩部等肢体动作侵犯于欢人身权利。当日22时22分，杜志浩等人阻拦欲随民警离开接待室的于欢、苏银霞，并采取卡于欢项部等方式，将于欢推拉至接待室东南角。于欢持刃长15.3厘米的单刃尖刀捅刺杜志浩腹部、程学贺胸部、严建军腹部、郭彦刚背部各一刀，致杜志浩死亡，郭彦刚、严建军重伤，程学贺轻伤。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其防卫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鉴于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于欢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且被害方有侮辱于欢母亲的严重过错等情节，对于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于欢的犯罪行为给上诉人杜洪章等和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严建军、程学贺造成的物质损失，应当依法赔偿。原判认定于欢犯故意伤害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故依法作出上述改判。

5、解读

山东高院负责*威解读改判依据。

认定具有防卫性质且防卫过当，有何依据?

于欢的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既是本案法律适用的焦点，也是诉讼各方争议的焦点，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核心。

二审判决认为，案发当时杜志浩等人对于欢、苏银霞实施了限制人身*的非法拘禁行为，并伴有侮辱和对于欢间有推搡、拍打、卡项部等肢体行为。当民警到达现场后，于欢和苏银霞欲随民警走出接待室时，杜志浩等人阻止二人离开，并对于欢实施推拉、围堵等行为，在于欢持刀警告时仍出言挑衅并逼近，实施正当防卫所要求的不法侵害客观存在并正在进行。于欢在人身安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才持刀捅刺，且其捅刺的对象都是在其警告后仍向前围逼的人，可以认定其行为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

二审判决认定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同时又认定属于防卫过当。本案审判长、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吴靖表示，杜志浩等人实施不法侵害的意图是给于欢母亲施加压力以催讨债务，而于欢实施的是致人死伤的防卫行为;杜志浩一方虽多人在现场但均未携带使用任何器械，而于欢持尖刀进行捅刺;于欢是在*机关已经介入事件处置的情形下实施防卫，当时面对的不法侵害并不十分紧迫和危险;于欢除了捅刺对其母子有侮辱行为的杜志浩外，还捅刺了另外三人，且其中一人系被背后捅伤;于欢的防卫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害;本案系熟人社会里发生的民间矛盾纠纷，与陌生人之间实施的类似行为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显有不同。综上考虑，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了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山东高院负责人说，法律既要尊重和保护人身*和人格尊严权利，也要尊重和保护生命健康权利，公民的正当防卫权作为国家防卫权的补充，其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不能超过法律容许的范围。此案中杜志浩的“辱母”情节虽然*人伦、严重违法，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但不意味着于欢因此而实施的防卫行为在强度和结果上都是正当的，都不会过当。相反，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司法的公平原则。

从无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有何考量?

今年2月17日，聊城市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6月23日，山东省高院二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山东省高院负责人表示，从无期徒刑到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是经过反复斟酌、慎重考虑的。

法院二审查明，此案系由吴学占等人催逼高息借贷引发，苏银霞多次报警后，吴学占等人的不法逼债行为并未收敛。案发当日，被害人杜志浩曾当着于欢之面公然以裸露下体的方式侮辱其母亲苏银霞，虽然距于欢实施防卫行为已间隔约二十分钟，但于欢捅刺杜志浩等人时难免不带有报复杜志浩辱母的情绪，在刑罚裁量上应当作为对于欢有利的情节重点考虑。

杜志浩的辱母行为严重违法、*人伦，应当受到惩罚和谴责，但于欢实施防卫行为明显过当。于欢及其母亲苏银霞的人身*和人格尊严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于欢的防卫行为超出法律所容许的限度，依法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此外，于欢当庭不认罪，没有自责、悔罪表示，也是应该酌情考虑的量刑情节。

吴靖说，免除处罚显然与防卫过当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犯罪行为不相适应，对于欢减轻处罚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防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伤亡后果，减轻处罚依法应当在三至十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山东高院负责人表示，在案件事实方面，除了“辱母”情节问题，二审判决还就引发本案借贷关系的真正主体、吴学占等人实施讨债行为的完整过程、案发当晚杜志浩等人实施逼债行为的具体情形、于欢实施捅刺行为的具体情境等，依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在判决中作了反映。综合考虑于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审判综合考虑案件的事实证据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于欢案件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一起刑事案件。二审裁判如何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是考验二审判决的一个难点。

山东高院负责人说，在二审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对于欢以及杜志浩等人的行为进行客观评判，并体现在案件的裁判结果中，力争使纸面上的法律规定，通过有温度的裁判被人民群众所认可。

山东高院负责人表示，法官作为居中的裁判者，不能因为于欢是基于杜志浩等人的不法侵害而实施了防卫行为，就忽略或否定其行为所造成的重大损害后果，不适当地免除对于欢的刑事处罚，应该综合考虑案件的事实证据，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于欢的行为作出认定和处理。

一些参与旁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通过于欢案，司法机关应坚持公开审判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办案机关要让所有的诉讼活动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现出来，把开放的法庭变成普法的课堂，把法庭的裁判变成普法的教材。

6、评论

于欢案是一堂生动法治课

人民日报陆侠

法律人也是人，研判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虑之于情，但同时又是刚性法律的执行者，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都要依之于法

广受关注的于欢故意伤害案，近日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相比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二审虽然同样定为故意伤害罪，却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更重要的是，二审判决书中极为详细的事实还原，以及法庭对各方意见的一一回应，仿佛一场清凉的雨，终于让沸沸扬扬的舆论，客观全面地看待于欢的法律责任。

简单梳理判决书，法庭采纳的意见主要有五条：1.原判认定于欢行为不存在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应予以纠正，于欢行为具有防卫性质;2.于欢行为不属于特殊防卫;3.本案属于防卫过当;4.于欢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5.于欢当时的表现，依法不构成自首。五条意见，条条击中要害，不仅抓住了影响法律量刑的重要情节，也与舆论所关注的焦点高度合拍。

同时，法院的判决书也如同一篇公正客观的报道。当前全国都在推行“谁执法，谁普法”，在具体语境下，这往往就体现在尽量详尽的案件还原，以及严格全面客观的依法判定。于欢是在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威胁的情况下才持刀捅刺，且其捅刺对象都是在其警告后仍向前围逼的人，可以认定其行为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被害人捂着肚子说“没事没事，来真的了”，说明于欢所受的不法侵害并不紧迫和严重，但他却手持利刃连刺四人，其中一人是背后捅伤;杜志浩并非自行前往医院，选择去人民医院而未去更近的中医院，是因为前者是当地最好且距离也比较近的医院，侦查实验证明从现场分别前往两个医院，车程仅仅多约2分钟……经过反复调查的细节公布，与按照法律条款的判定同样有力量。

从一审到二审，于欢案留给人们最大的思考可能依然是舆论与法治应该有怎样的良性互动关系。舆论有力地推动了于欢案的二审改判，让沉默的声音被打捞出来，让更多光照进来;随着案情信息的不断展开，我们也更感受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的真实分量。在事实不清、信息不足情况下的舆论轰鸣，可能变成噪音而影响“正音”的发出，也可能左右公众甚至是法学家对案情的判断。

于欢案无疑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从一审判决引发的巨大争议，到二审判决微博直播，再一次提示：公开是最好的稳压器，也是最好的法治课。通过最大限度的司法公开，可以消弭误解、打消猜忌;通过恪守公正的司法纠偏，可以支持正义、驳斥谬误，让司法公信力回到正轨。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司法正义乃至整个国家的公平正义，正是由我们关注的个案连缀支撑起来的。认定于欢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既是严格司法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判决书中有一句说得好：于欢及其母亲苏银霞的人身*和人格尊严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于欢的防卫行为超出法律所容许的限度，依法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法律人也是人，研判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虑之于情，但同时又是刚性法律的执行者，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都要依之于法。只有如此，发生在于欢和被他刺死刺伤的人身上的悲剧，才会超越个案的争议，深具启发后来者的法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