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访问科普小知识本站旨在为大家提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科普小知识,以及科普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科普文章

箕子

科普小知识2022-10-01 16:17:18
...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人,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朝鲜,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箕子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在孔子《论语·微子》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中文名:箕子

外文名:JiZi

别名:胥余

国籍:中国

民族:华夏族

出生地:朝歌

职业:太师、国君

主要成就:辅佐纣王、建立箕氏侯国

父亲:商王文丁

1、人物生平

辅佐商纣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贵族,是商纣王的叔父,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官太师,因其封地与箕,故称箕子,他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贤”。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纣王的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尹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见成汤所创六百年*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癜,披发佯狂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起来,贬为奴隶。

武王访箕子

纣王末年(公元前1124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灭。在这商周变易之际,箕子便趁乱逃往箕山(今山西东南部晋城市陵川县棋子山),在箕山(今棋子山)过起一段短暂的隐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参悟星象运行、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万物循变之理。武王灭商建周后,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

箕子明夷

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武王听后,十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尚书·微子》)他不愿作周的顺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无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来请,箕子乘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遗老故旧一大批人,匆匆离开箕山向东方而去,从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迹的传说,棋子山也渐渐被人们称作了谋棋山、谋棋岭。

东渡朝鲜

箕子一行人从今胶洲湾渡海,奔向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创立了箕氏侯国。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据说,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了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了一岛,因见山明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那地方叫做朝鲜。从此,箕子带领的五千余人在那里定居下来。

相传箕子到朝鲜后便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施用八种简单的法律,来防止和解决人们的争执。并把故国的文化传播开来,把围棋传向四面八方。

后来当周武王知道箕子远避东方时,便派人到朝鲜封箕子做朝鲜的国君,并邀请箕子回乡探望。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52岁。后来箕子从朝鲜回到国都前来朝见周天子姬发。在途经商故都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心甚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国。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诗歌中的"狡童"比喻不听忠告的纣王。诗歌采用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箕子到达箕子朝鲜以后的情况。

箕子朝鲜

《尚书》收录了箕子的《洪范》,而《周易》卦爻辞唯一提到的可靠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将箕子、比干、微子并称为“三仁”。朝鲜王朝的《三国遗事》、《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重要史书,也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箕子的史迹。

箕子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公元前3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公元前1120年,周朝时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地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朝鲜野史《三国遗事》造谣,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造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高丽时期成书的《三国遗事》与之相差数千年,中间并无其他史料记载,一般均认为檀君朝鲜系后世杜撰,不足采信。

开发朝鲜

箕子带去了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懂得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他们把中原文明带到朝鲜半岛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鲜习行中国礼乐制度,衙门官制、饮食起居逐渐沿习中原习俗。

政治上,箕子颁布八条成文法,禁止杀人、伤人、盗窃;经济上,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殊技术。据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著的《东史纲目》记载,箕子在朝鲜治理不到三年,当地民风大变,夜不闭户,没了盗贼,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民众节俭敬睦,社会和谐安定。还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黄河,把永明岭比作嵩山,编成歌典来歌颂和赞美箕子。

中国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所说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鲜教化百姓,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此,《高丽史》也有记载:公元1102,礼部上奏称,中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并乞求为其立祠以祭。

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朝鲜史书,箕子对古朝鲜的开发都是功不可没的,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公元17世纪初)的史学家林鹅峰认为,箕子到朝鲜开创“东方君子国”,“东方君子国”这种称谓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据史料记载,箕子王朝共历41代君王,直至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世孙箕准被门下卫满发动政变所推翻,箕准南逃,箕子王朝灭亡。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后继发展

《史记·朝鲜列传》明确记载说:西汉建立政权后,与古朝鲜以水为界。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卢绾反叛,投降匈奴;燕人卫满逃跑到朝鲜地区,后来夺取王位,建立了卫氏王朝,建都王俭城(今平壤)。吕后当权时,卫满曾经与汉朝的辽东太守约定,称为汉朝的"外臣"。卫满传国三代,至孙子右渠王。右渠王与汉朝关系紧张。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使者涉何与右渠王反目,涉何杀死朝鲜的裨王长,右渠王派兵杀死涉何。于是,两国间爆发战争。元封三年,在汉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尼相参杀了右渠王投降。汉武帝把朝鲜地区划分为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儿子长降以及尼相参等人为侯。以上史实,是两国学术界都承认的。如:朝鲜*主义人民*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贺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就是这样记述的:"纪元前3世纪,中国周灭亡,分裂为数国,互相混战。当时古朝鲜的侯也称为王,拥有相当的官僚机构和相当的武装部队。……后来,秦统一中国,筑万里长城时(纪元前214年),古朝鲜的否王曾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后来,他的儿子准王收留北中国燕、齐、赵等国避乱和迁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鲜西部地区,扩大了古朝鲜的领域。""纪元前206年汉统一中国后,修万里长城外的辽东故塞,以卢绾为燕王,与古朝鲜以浿水为界。纪元前195年卢绾叛汉,亡命匈奴,其部下卫满聚众千余名,渡水入朝鲜。准王赐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统率亡命于古朝鲜西部国境之汉人。卫满在古朝鲜的西部境界扩张*,于纪元前194年袭击王俭城,驱逐准王,自立为古朝鲜'国王'。""汉四郡的设置对朝鲜各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汉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各部落之间的交易广泛开展起来了。考古遗迹发掘工作中(仅辽东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黄海道,直到韩国庆尚道地方,都发现汉朝时代的文化遗物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2、方志记载

封国于箕

“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本段此句“在太谷县东北”有待商榷,有日知录原文

箕子明夷

《太平御览卷十六》: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岁月日星辰为五纪也。)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业世相传为畴。律,年三十三传之,畴官各从父事。)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颇推五胜,(五行相胜。秦以周为火,用水胜之也。)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尚黑。汉兴,方纪纲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

东去朝鲜

《史记·宋微子世家》、《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

《韩非子》: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则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箕氏世系事迹,见于鲜于氏奇氏谱牒。据谱牒所载,“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勋者,有别子三:曰友平,其后为鲜于氏。曰友诚,其后为奇氏。曰友谅,其后为韩氏云。”说亦未必可信。今姑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今平壤也。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为朝鲜侯。亦曰韩侯。韩,方言大也。《诗》所谓王锡韩侯者,即其后也。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潜夫论》谓:"昔周宣王亦有韩城,其国也近燕,故《诗》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又引王肃云:"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又引《水经注》云:"方城今为顺天府固安县,在府西南百二十里。"按《大清一统志》:"韩城在固安县西南;《县志》今名韩侯营,在县东南十八里。"细审诗义,今人多从此说。据现行政区划,当在北京市通县之西,固安县之东北。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笺:案韩西盖朝鲜之误。此说不可取,郑玄曰:周封韩侯,居韩城,为侯伯,言为猃夷所逼,稍稍东迁也。固安县之韩侯国后迁至东北,原姓姬,后改姓韩,以国为姓,可有史书为证,魏略曰:箕子之后朝鲜侯,准与满战,不敌也。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王海中,不与朝鲜相往来。可证固安县之韩侯国后迁至东北,原姓姬,后改姓韩,东北必有韩侯国,后来东北与朝鲜就有了韩姓既而诗云,韩侯受封北土,追其蛮貊,王肃潜夫论言,东北韩侯被卫满所灭,其后逃入韩地,此韩侯为韩西.。箕子十八传至贞敬王阙。其十三年,当周桓王十年。饥,使通齐鲁语者,泛海买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鲜于益聘于齐。齐行人公孙恪来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轩辕氏之术,能炼丹长生。以访东海神山,浮海至朝鲜。群臣请试其术。不许。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为天老王。以一清为国师。筑求仙台于纥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传位于子修道王襄。以一清为国太师。使一清弟子卢龙,驾大船数十,入东海求神山。至竹岛,遇风,舟尽覆。卢龙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药毒发卒。修道王子徽襄王迩立,诛一清及卢龙。二十七世曰英杰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将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国所谓东胡。或曰:实后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济世王混。禁人民潜商齐鲁者。三十二世曰赫圣王隲。燕僖公使来聘。卒,子和罗王谐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边郡,郡守苗春败之。卒子说文王贺立。五年,周显王四年。燕将以二万人侵辽西,上大夫卫文言败之五道河。燕将移屯连云岛。造船筏,将渡海来袭。明年,文言又败之。射杀其将。余众遁还。卒,子庆顺王华立。十二年,周显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车吉汗来朝。请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万会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连年来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六年。请和,许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显王四十六年。燕称王,亦称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靓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润,大为燕将秦开所败。失地二千余里。以潘满韩为界。未详何地。北胡酋阿里当夫请助报燕,不许。北胡怨,不朝贡。自将伐之,败还。卒,子宗统王杏立。王之世,服属于秦,惟不与朝会。卒,子哀王准立。立二十年而秦灭汉兴。二十七年,燕人卫满,率千余人来归。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数百里。汉惠帝元年。卫满告王:汉兵十道至。请入卫,许之。满遂袭王。王与战,不胜。将左右宫人及余众数千浮海。攻马韩,王之。都金马郡,今全罗北道益山郡也。传九世,为百济所灭。时王莽始建国元年。遗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后马韩。至建武时,降于新罗云。”其所记皆不近情理,伪迹显然。然天下无可全然伪造之物,总必略有事实为据。据之,亦可推想朝鲜古代之情形耳。

箕子继序之君。东史无考。而新刊《幸州奇氏族谱》。列录箕子以后世序。以为奇氏於湖南光州。浚梁得石碑。刻箕子后奇氏世系甚详。箕子后失国后。复系马韩世系甚详。然有节节可疑者。今采录焉。盖周武王已卯。箕子来居朝鲜。仍以为君。汉惠帝丁未。箕准为马韩。合为九百二十九年。而今此四十一代。则为一千三十六年者。可疑也。四十一代之中。东史只有箕否、箕准两代名。而此则无箕否。可疑者也。且三国中叶以后。始有諡法。而《奇谱》列录。皆似諡号。可疑者也。东史。以箕准为马韩始祖。号虎康王而已。无继序之君。而《奇谱》。则无虎康王。而以康王卓为首。可疑者也。其列录。太祖文圣王箕子四十年。庄惠王松二十五年。敬孝王询二十七年。恭贞王伯三十年。文武王椿二十八年。太原王札四十四年。景昌王庄十一年。兴平王捉十四年。哲威王调十八年。宣惠王索五十九年。国家晏然无事。谊襄王师五十三年。文惠王炎五十年。盛德王越十五年。悼怀王职二十五年。文烈王优十五年。昌国王睦十三年。武成王平二十六年。贞敬王阙十九年。乐成王怀二十八年。孝宗王存十七年。天老王孝二十四年。修道王襄十九年。徽襄王迩二十一年。奉日王参十六年。德昌王仅十八年。寿圣王翔四十二年。英杰王藜十六年。逸民王冈十七年。济世王鲲二十二年。淸国王璧三十五年。导国王澄十九年。赫圣王骘二十八年。和罗王謵十六年。说文王贺八年。庆顺王华十九年。佳德王诩二十七年。三老王煜二十五年。显文王释三十九年。章平王润二十八年。宗统王恤十二年。哀王准二十八年。马韩康王卓편021。汉惠戊申立三年。安王龛三十二年。惠王寔十三年。明王武三十一年。孝王亨四十年。襄王燮十五年。元王勋二十六年。稽王名失传十六年。汉成帝癸卯。为百济王温祚所竝。又按马韩。以康王卓为首。其下列录七王。且东史。马韩始於汉惠帝戊申立。成帝癸卯。为百济王温祚所灭。当为一百七十六年者。亦可疑而东史往往特书之。以为信迹。则似未为允当也。箕子代序。或以为金草家百鍊所传。未可据也。箕子子孙。不可略也。故仅得古牒。冥搜幽探。得略干条。兼为辨证之。《魏略》。箕准子支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往편022海中。不相往来。韵书。箕子封於朝鲜。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鲜于。《三国志》。鲜于嗣。魏明帝景初中。乐浪太守。明帝遣嗣及带方太守刘昕。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晋书》。单于婴。晋武帝太康二年。平州刺史。鲜卑寇辽西。婴讨破之。鲜于枢。宋赵孟頫赠鲜于枢诗曰。箕子之后多髥翁。洪万宗《东国历代总目》。皇明洪武间。有鲜于京者。为中领别将。其七代孙寔。自泰川来。居平壤崇仁殿侧。遂以寔为箕子后。拜殿监。子孙世袭。而鲜于氏之闻人鲜于铗。号遯庵。尤庵宋先生门弟又有鲜于恪。亦知名人。《东史》。马韩元王。有子三人。曰友平、友诚、友谅。国亡。友平奔高句丽。仕琉璃王。为北原鲜于氏。友诚降百济。仕温祚王。为德阳奇氏。友谅亡归新罗。仕脱解王。为上党韩氏。李月沙廷龟崇仁殿碑曰。马韩末。有孱孙三人。曰亲后为韩氏。曰平为奇氏。曰谅入龙冈乌石山。为鲜于氏。其曰亲者。卽《通考》所谓。箕准子友亲。留在冒姓韩氏者也。其曰平曰谅。与《奇谱》同。又有箕氏。《万姓统谱》。箕姓。箕子之后。以国为氏。周有箕郑。晋文公问济饥。对曰以信。箕酆。晋大夫。汉箕堪。西华令。箕肆。臧荼将。箕稠。乌桓校尉。箕澹。晋时劝刘琨攻石勒。我东。则京兆帐籍有箕氏。而皆微贱。余於湖南按察营。见箕姓。役使令者。问其族。则只有一身云。此箕子子孙之大略也。我东。为箕子纪事。堪作箕子朝鲜史者。有尹斗寿《箕子志》。李栗谷先生珥《箕子实记》。徐命膺《箕子外纪》。正庙诸臣所编《箕田考》。按柳泠斋得恭《滦阳录》。圆明园宴班。王中堂杰。求三国秘史、东国声诗於副使。本国无此二种答之。又求圃隐、牧隐二《集》。徐公浩修或虑有忌讳处。竝辞以无。中堂恳问他书。不得已以韩久庵《箕子井田图说》应之。后竟筵禀校正。附柳根、许筬、李瀷诸说。名以《箕田考》。印送。此外。未知有何书也。愚以为於《洪范》之书。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守也。箕子朝周之说。可谓诬罔千秋者也。谨为辨证焉。

开发朝鲜北部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箕子后人

《后汉书·东夷传》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千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述。《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述得更详细,而且记述箕准南逃以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该国的确既有箕姓,又有韩姓。

3、历史成就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经历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说:“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1、“正蒙难”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书怀;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

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

正蒙难

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箕子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法授圣

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杰作”。

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并且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五曰皇极......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在这里箕子阐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皇建其有极”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义)。后人释“皇”为大,释“极”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

化及民

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八条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礼仪。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就是“殷人尚白”这一习俗的延续。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4、教育思想

神道设教

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达的思想是神权至上主义,反映了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的社会现实。他总结了商代神道设教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按照天生万物的法则办事,违背了这个法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类大法传给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常道。鲧被诛以后,禹继承了他,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常道,做了这样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畴之首,各有其性,必须顺其性而用之。这个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放在“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质上有“润”与“燥”的差别,在方位上有“上”与“下”的差别,在形体上有“曲”与“直”的差别,这里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试图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包含有差异思想的萌芽,从而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开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关系,鲧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办法而失败了;禹总结了这个教训,通过实测来掌握山川形势,同时按“水曰润下”的客观性能,采取疏导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绩。这种对“五行”各种物质性能关系的认识,包含有内在联系思想的萌芽,给后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禹经过治水平土的斗争,在初步认识“五行”各种性能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促进其能动性的发挥。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性,就令发展水稻生产;认识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进各种交通工具的制造;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发展冶炼铸造,变革自然,为人所用。

箕子认为天子必须立一标准,使人民遵从。“皇建其有极。”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义;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坏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绝对权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

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箕子认为如君主不从天意,天必警以灾异,天人相应。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说。所谓“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顺乎天意,则风调雨顺,万事吉利。所谓“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则降灾降祸,万事不顺。

补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说,“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不要反复,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主张对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对付他;对那些强硬不可亲近的人,就采取刚强的方式去制服他;对那些平和可亲之人,就用柔缓的方式去教育他。纠正沉静之人的缺点,要用刚强来补救;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

箕子认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过失,影响一年,卿士影响一月,师尹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没有变化,百谷就能成长,政治就会光明,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安宁了。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平康正直,万事大吉,国家平安。这是箕子设计的治国方案。

重视五事

箕子在总结殷亡的教训中,还提出对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进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箕子说所谓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察,四是听受,五是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容貌恭敬,表现就严肃;言语有条理,办事就顺利;视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听受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通达,就能成为圣人。箕子作为太师,提出重视“五事”,显然是针对君主及太子的。他认为君主与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还要对外界多所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这样,才能成为理想的圣君。

惟材所用

箕子对周武王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他的意思是说,凡是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天子要经常想到他们。行为不和法则,又没有陷入罪恶的人,君王要宽容他们。有猷、有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达不到上才标准的人,也要诱抚之,使之为我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面,突破神权政治局限的例证。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国家重要的*要员八位:“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财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宾客,八是治理军务。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见他对教育的地位是重视的。

八大法律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

1,杀人者死

2,伤人者赔偿

3,盗窃者为奴

4,男女不能乱搞

5,同姓不得结婚

6,部落人不许越界

7,部落不许仇杀

8,生活中要避讳

5、个人作品

《麦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经故都朝歌时而作。故地重游,作者目睹宫室毁坏荒凉,淇河之滨,朝歌原野,遍地小麦正扬花秀穗,但今夕纵异,触景生情,心甚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愤然吟诗。寥寥十数字将亡国惨状和原因和盘托出,而且凄凉悲惋。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殷·箕子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箕子还总结治国安邦之道的著作《洪范》

6、历史论证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

箕子开发古朝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论证:

1、古代中国史书的记载;2、古代朝鲜史书的记载;3、考古发现与民俗的证明;4、从后代历史往前推断。

古朝鲜地区,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公元前12世纪,殷商遗民箕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箕氏王朝,传国900多年;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国200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他们作为移民成了后来韩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古朝鲜的历史。

(一)箕子及其东走、来周时间中国正史皆以箕氏朝鲜为古朝鲜的起始王朝。箕子实有其人,并非虚构,“箕,国名,子爵”。“微子、箕子,实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尚史·箕子》谓“箕子名胥余,纣之亲戚,或以为诸父,或以为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纣亲戚也”。他是商纣王时的重臣,官至太师,位至三公。孔子曰“商有三仁焉”,箕子即其一。他是对朝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受到世代朝鲜人民的尊重和爱戴,高句丽人“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朝鲜和韩国,还有祭祀箕子的祠庙。商纣王荒淫无道,“傲然酒池肉林之间”,拒谏饰非,群臣不附,国势日下。“三仁”力谏无果,比干被剖心观窍,微子无奈隐去,箕子佯狂为奴。“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于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周灭商后,周武王命召公“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亡之痛,远走辽东,建立古朝鲜国。箕子是哪年远走辽东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周灭商的时间。我们还是从周武王孟津观兵谈起,因它是周灭商的前奏。《史记·周本纪》:“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皇王大纪·纣王》“西伯薨,葬于毕。”“毕,文王墓地名也。”“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可见,“毕”既指文王墓,又指毕星。“绪业九年”为周武王继位第九年(纣王三十二祀)。那么,为什么要称“文王绪业九年”呢?周文王受命灭商,但未完成,武王“以大统未集,安有改元称王之事?”故继位而不改元。“绪业”可理解为继承文王的未竟灭商事业。《史记·周本纪》把孟津观兵的时间说为文王绪业九年。但《集解》谓:“武王十一年东观兵,十三年克纣。”《金縢篇》云:“十一年武王服阕,观兵孟津,十三年克纣,十五年有疾,周公请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则武王年九十三年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观兵,十一年伐纣,则以为武王即位年数与《尚书》违甚疏矣。”为什么《史记》与《集解》及《金縢篇》所记时间不一致呢?这是有原因的,《皇王大纪·纣王》载:“因文王,九年为十一年。”《尚书全解·周书》也说:“上承文王之年为十一年”。“九年”、“文王之年”都是指文王绪业九年。为什么要把“九年”改为“十一年”呢?原因有二:文王受命九年即亡,而自己伐纣时,恰好又是文王绪业九年,出于忌讳,把九年改为了十一年;行将灭商,意即文王的“受命”之事和“绪业”任务即将完成,必须要使用自己的年号。孟津观兵后,周是否立即向商发起了进攻,史书记载是有分歧的。前引《集解》和《金縢篇》都载,孟津观兵后,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而是两年后才发起灭商战争的。《史记·周本纪》也说是“居二年”后,才“遍告诸侯”,灭亡商纣的。但《皇王大纪》载,孟津观兵后,即向商纣发起进攻,并灭亡了商纣王朝。笔者认为《皇王大纪》的记载是对的。因为,周文王绪业九年,即是商纣王三十二祀,而此年,正也是商纣灭亡的时间,不可能再有两年后的灭商战争了。为了清楚起见,简单列表如下(表中未注出处者,在正文已出现,并有注):

箕子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缓和因灭商造成的政局动荡,采取了一些抚慰措施。“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闳夭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在周灭商的那年,即武王十一年。当年,箕子东走朝鲜。那么,他何时来周呢?《汉书·五行志七上》载“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何以称“祀”,不称“年”?因为在周称“年”,在商称“祀”。《书传·周书·洪范》卷上谓:“在周而称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云“称祀不称年者,则武王重箕子之不臣,尊箕子之道,故特以商之旧称之,此圣人大公无我之心也。”“十有三祀”是何时?《大学衍义》卷二谓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尚书疑义·周书·泰誓》“则谓十有三祀者,是箕子受封之十有三祀矣”。这两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后二年”,是指灭商后的第二个年头,即武王十三年。“武王十三年”与“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在实质上是有区别的,“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可以理解为武王继位的第十三个年头,而第十三个年头即是武王十五年了(因改九年为十一年之故),是在周灭商后第四年,而不是“后二年”。箕子被封在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在完成灭商后六年即死去。也就是说,箕子被封十三年时,武王已经死去六年之久了,怎么会有武王问道,箕子演述洪范之事呢?

7、考古发现

首先从有关考古发现看。檀君神话说,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与该国的石器时代相互印证。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与慈江道交界处,处于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考古发现,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鲜半岛正当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处,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古代中国的泰山一样。檀君神话又说,檀君在箕子进入朝鲜后便移位隐居,正说明古代朝鲜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由神话时代转入了文明时代。《汉书》说箕子制定了八条禁令,标志古朝鲜社会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已快速地迈进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历史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朝鲜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5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这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而且,古朝鲜的青铜器和支石墓跟中国辽宁和山东的青铜器与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其次从该国古代的族源神话看。该国族源神话基本是卵生神话。高句丽国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罗国的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新罗国的脱解王(姓昔)和金阏智也是卵生,新罗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驾洛国的6个国王也都是卵生。这些神话本身,与中国卵生神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卵生神话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简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参见《史记·殷本纪》);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业,其后代曰孟戏、中衍,仍然鸟身而人言(参见《史记·秦本纪》);直到明末清初,满族还有仙女吞鸟卵而生下清始祖努尔哈赤的神话传说(参见《清史稿·太祖本纪》及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据诸多学者考证,东夷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带,后来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东北迁徙,并达到朝鲜、日本等地。更有人认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为东夷分支。《孟子·离娄下》便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我们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划为东夷范围,但它们与东夷诸族相互影响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从卵生神话这个角度看,古代朝鲜与箕子所带去的殷商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从姓氏及有关考古发现看。中国《宋史·礼志》记载,宋徽宗封箕子为辽东公。宋朝罗泌《路史·国名纪》说:唐高祖武德年间"以辽为箕州"。今辽宁集安西有淇水县,辽宁新民一带有祺州。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铜鼎,腹内底壁铭文有"箕侯"字样。而且,箕子东去朝鲜时,在路经河北正定时留下了一支子孙,就是后来"鲜于"复姓的来源。《风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

朝鲜半岛的姓氏也一样可以作为证明材料。今朝鲜*主义人民*和大韩民国的姓氏中有箕姓,还有其分支韩姓、齐姓,他们都奉箕子为始祖,并到中国河南省淇水县朝歌镇的三仁祠寻根问祖。还可以从服饰、古代历法、风习等看。朝鲜族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见殷商尚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这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古朝鲜的历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该地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殷商有杀人殉葬的风俗,而《东夷传》等记载扶余国"杀人殉葬,多者百数"。《东夷传》还说,该国"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王"。这又使人想起《吕氏春秋·顺民》的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民乃甚悦"说明百姓认为汤这样作才对,否则就不对,也就是说把大旱归咎于汤。而且,《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还说,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话、民俗,各个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证箕子与殷商遗民对古朝鲜的开发。

8、主要遗址

唐朝时,在朝歌南关建箕子庙,文学家柳宗元为共写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间,在南门内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遗址尚存。河南省西华县有箕子台一座,原址位于县城东南,为箕子被纣王流放后读书之所。原址已坍塌,后人在县城西北新建一台,仍名箕子台。

上一篇:翅瓣黄堇

下一篇:谢河镇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