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是现知中国最古的汉医方书,全书为九千九百十一字,抄录于一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长卷之后5/6部分,卷首列有目录,目录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每种疾病均作为篇目标题,与后世医方书之体例相同。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此书所载绝大多数为外科病,其次为内科疾病,还有少量妇儿科疾病。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五十二病方是西汉文物,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中文名:《五十二病方》
地位:中国最古的汉族传统医学方书
字数:9911朝代西汉出土时间1973年
出土地点: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提及
治疗方法:外用内服法灸、砭、熨、薰等
1、详细信息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2、作品内容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方剂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复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敛、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七味药。根据疽病的不同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提出“骨疽倍白敛,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据对书中283首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的分析,认为该书已初具方剂学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有理论指导、有实践意义的方剂学体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方剂虽仅明确提及丸剂,但实际上已根据疾病的情况及病人的体质,分别使用了丸、饼、曲、酒、油膏、药浆、汤、散等多种剂型,并对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次数、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记载。
《五十二病方》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书中有关创伤的16种疗法(止血、镇痛、清创、消毒、包扎等)以及烧灼结扎术、结扎摘除术、瘘管清除术等痔疮手术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外科技术。
《五十二病方》保存着远古时期传流下来的若干方药,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书中对一种疾病有不同的疗法,同一种药物有不同的名称,甚至一个字的写法前后不统一,又如不少的方后注明"尝试","已验","令"(即善)字样,充分证明是劳动人民群众经实践而积累成的,充分反映了西汉以前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情况。
《五十二病方》这类文字较多见;而隶书也是从周秦篆书演变来的,字体已接近楷书,由于隶书结构简省,书写方便,所以在汉初已取代篆书,由此可证《五十二病方》文字是汉以前的文字。据考证,帛书书法字体,颇与《秦金文录》、《诅楚文》等秦铭文相仿,基本属秦系小篆文字,其中有些文字结构类似战国早期的楚国文字,由此可以推论,出土帛书中《五十二病方》的字体算是较早的一种。其篆书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四世纪春秋末至战国之际,甚至更早,其抄录年代则不晚于公元前三世纪末秦代或秦汉之际,并于汉文帝十二年随葬于墓,无疑它比《黄帝内经》还要早一个较长历史阶段,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集著。
《五十二病方》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涉及面较广,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外科内容突出。使用的药物虽然比较简单,但也有药名247个,大约是《神农本草经》的三分之二,可是有一半是《神农本草经》中所未见的,有些药物用了很古老的名称,如“答”就是小豆,还有“啻牛”已不知为何物。对于方剂也是由单味药到药物的配伍使用,全书283方中,除祝由方31方,残缺不可辩认者46方,纯属灸法,熨法,不用药物者9方,其余197方中用单味药78方,两味上者119方,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以一二味药物组成方剂为多见。此时中药理论刚刚产生,正在由单味药应用向多味药配伍的过渡。
辨证论治在《五十二病方》开始有了初步体现,如疽病方这一记载:“治白蔹、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同一疽病,症候因有骨疽、肉疽、肾疽的不同,治疗也就有倍白蔹、黄芪、芍药的区别,根据症候的变化改变方剂比例关系,它为我们提供了祖国医学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的依据。又如“牡痔、牝痔”的治疗共有12方,而每方的主治证候都不一样,治疗则又有外敷、熨法、角法及外科手术等。从这些方法中不难看出,《五十二病方》中的辨证论治思想在当时已初步形成、
与现存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对照,可以发现《五十二病方》在医学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更为原始、古朴的特色,还看不出《内经》中已经出现的五行学说的痕迹,阴阳学说也几乎没有反映,难得提到脏腑,没有各个腧穴(即穴位)的名称,只提到过“泰阴”、“泰阳”两个脉名,书中的治疗方法有灸法、砭法而没有针法。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书里记载的某种疾病往往有几种不同的疗法,同一药物也常常几个不同的名称,甚至字的写法前后也不统一,这些可以证明283个医方是长期搜集和积累的成果,其中不少医方后面注明“已验”、“尝试”、“令”(灵验的意思)说明它们曾在医疗实践中经历过反复的验证,里面可能保存着不少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原方。因此《五十二病方》的成书年代无疑早于《内经》和《神农本草经》,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古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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