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
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国君芈（音Mǐ）姓熊氏。最早兴起于丹江流域的丹水和淅水交汇的淅川一带，最终在前223年亡于秦国。其全盛时的最大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贵州、广东部分地方。
中文名称：楚国
首都：丹阳、郢都、陈、寿春、郴
英文名称：ChuState
主要城市：郢都、宛、叶
简称：楚
货币：郢爰、蚁鼻钱、布币
所属洲：亚洲
政治*：君主制
主要民族：华夏族、南蛮
开国君主：熊绎
国姓：芈姓熊氏
末代君主：楚怀王（义帝）
1、简述
楚国，又称“荆楚”，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经历了形成、发展与衰退三个阶段，历八百年而亡。形成与称霸楚国由居住于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的楚族发展而来，楚族因此也称荆楚。传说楚族的先祖是祝融。楚族在发展中受到商朝的征伐，力量大大削弱，不得不臣服于商朝。商朝末年，楚族首领鬻熊找到了向商朝复仇的机会。他发现商朝的西方属国周在首领姬昌（就是西周的周文王）领导下不断强大，于是投奔周朝。姬昌对鬻熊很尊敬，尊他为师。在后来的“武王伐纣”中，鬻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楚人因此更加敬重鬻熊，鬻熊的后代从此以熊为姓。西周成立时，封楚族首领熊绎为楚国国君，居丹阳（在今湖北省南漳县境内），楚国正式建国。楚国立国后，贫穷落后，十几代君王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疆辟土，甘苦与共，建设国家。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公元前740年，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国虽然强大起来了，但是毕竟地处偏僻，和中原一带的诸侯国相比，仍然显得落后。于是在中原一带夺得一席之地，提高楚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历代楚王的梦想。从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14年，楚国消灭了周边的十几个小诸侯国，疆土不断扩大，楚文王于是将都城从丹阳迁到了郢（今湖北省江陵市西北），此后楚国开始争霸中原。公元前597年，楚军围困郑国，晋国派兵救援，楚晋两军在邲（今河南荥阳以北）大战，这次却是晋军大败，楚庄王尽洗楚国城濮大战之耻。此后不久，中原各国除晋、齐、鲁等国以外，都尊楚庄王为霸主，楚国终于实现了称霸中原的愿望。称雄与灭亡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战国时期，周王朝更加衰落，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地主阶级迅速崛起，各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西周以来分封的诸侯国越来越少。为了富国强兵，扩大领土，各国相继变法，强国林立，楚国一度落伍，屡遭强国凌辱。公元前402年，楚悼王即位，决心改变现状，后来任用魏国人吴起变法。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军事家，战国时期卫国人，先后做过鲁国和魏国的将军。吴起做将军时，能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甚至用嘴为他吸脓。吴起为魏国的强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不断受到魏国大臣的排挤，不得不离开魏国，来到了楚国。楚悼王平素就听说吴起很能干，因此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命为相，开始变法，这一年为公元前382年。吴起严明法令，罢免无所事事的官吏，废除较疏远的王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加强了军队建设，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楚国军事实力也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增长，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楚国的贵族因为利益受到损失，一直都想谋害吴起。吴起变法的第二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死后，吴起被杀。楚国的变法终止了，这实际上是为楚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楚怀王时期（公元前328年—公元前299年），重用靳尚等谗谀之人，致使楚国最后振兴的机遇丧失。公元前223年，秦王派王翦、蒙武率领秦军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国灭亡。楚国虽然灭亡了，但是在她存在的八百年里，对于南方民族的融合，对江南的开发和南方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楚国由地处荆山的楚族立国而成。其诞生过程艰难，发展历史坎坷。早期的楚国，是从一个南方小国逐渐发展壮大而成为春秋霸主和战国时期一个大国的。在楚国的历史中，称霸中原是标志性事件，屈原和楚辞是楚文化的杰出代表。
2、历代君王
鬻熊、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熊黵、熊胜、熊杨、熊渠、熊毋康、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熊霜、熊徇、熊咢、若敖、鼢冒、霄敖、楚武王、楚文王、堵敖、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楚共王、楚康王、郏敖、楚灵王、訾敖、楚平王、楚昭王、楚惠王、楚简王、楚声王、楚悼王、楚肃王、楚宣王、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楚王负刍、昌平君、义帝（楚怀王）。
熊绎
3、朝代名人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进入湖北省内，也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据考古学家刘玉堂、王红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阳”当位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今湖北省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因处丹水之北，故称为丹阳。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中两次言及到“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
据《汉书•地理志》载：“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古今的大部分楚辞学者、历史学者以此为主要依据考证认为，熊绎为楚始封君，丹阳为楚之始都。对于丹阳的位置，历来有五种说法，淅川县。
屈原
屈原（前339？～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
那时国家正处于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擅长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招致一些大臣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王的疏远。
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屈原被逐出郢都。怀王三十年（前299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楚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挨，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屈原的作品体现了他“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美政”理想，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思想，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另外，还表现了他坚持理想、坚持节操和“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但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高尚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的中华儿女。
屈原沉江之后，被热爱他的人们尊称为“汨罗诗魂”。
吴起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於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於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馀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齧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於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於是魏文候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於子乎？属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彊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於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彊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卻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馀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此外，还有屈瑕、子兰、若敖、斗伯比、屈重、伍举、伍举、屈完等等。
4、历史
楚国的前期历史
楚国是周朝的子爵，但并不是周朝的属国。事实上，楚在商代就已经是南方大国，商为笼络楚，封其为侯，但与西方的周一样，实际上是仅是承认商在中原霸主地位，而不承认是周的属国，大概相当于今天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商未年，周，楚在分别在西方和南方兴起，对商朝形成威胁。商自帝乙起，即筹划应对周楚的威胁，主要措施包括：威吓周国，并在西方崤山建隘建城，既阻周东出，也是西进的前进基地；在南方遏制楚的发展，并给予一定的打击；而重点向东征服东夷领土，扩张国力，保障对周楚的整体综合国力的优秀。从整体上看，商无力同时对付周楚，但对某一方，还是有明显的优秀，却不足以灭国。
帝乙未年，乘周新兴，两次以会约为名，要胁软禁周君；周逼于商强周弱的局势，示弱尊商，自为外臣；而实际上却坚定了与商为敌的决心，从此时起，周即筹划攻商之战。商以为周朝屈服，便把打击重点转向南方，打败楚国，杀其君主，逼使楚国*南移。在暂时压服楚国后，商即把主力东调，进攻东夷，这表明，商此时已经把扩张的方向转向东南。
商朝东向为周的西出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周乘机联络楚国，并得到楚的响应，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即周楚联盟已经比商更广大。周于是与商绝交，汇西方盟兵于孟津，企图进攻商朝，但阻于淆山险塞而罢兵。本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商王帝辛反以为有崤山天险，周一时无法威胁商朝，继续把主力放在与东夷的战争上，令周朝在两年后，得以利用整编的车师绕道北方，避开崤山险塞，奇袭防守空虚的朝歌，一战而令商朝根基崩溃，并约十年后打败了武庚的商军，结束了商朝中原共主的历史。
楚在周商大战的前期是支持周并对商军形成一定的牵制，但在牧野一役后，楚基本上是中立，甚至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武庚的军队与周的对抗。因此，在周分封诸侯时，实际视楚为敌国，仅以楚为南方大国才把楚封为子爵。楚当然也不承认周是他的天王。但逼于这时周强楚弱的格局，在其后的近三百年内，楚基本上是在南方发展，周的发展重心在西方，一时双方倒也和平共处。
到周昭王时期，南方基本上已经是楚的*范围，开始侵凌周的南方属国，而周也达到发展的顶峰，需要寻找对外扩展的空间，两强终于相遇。周昭王以南游为名，集合全部王系军队及部分中原军队进攻楚。楚看来采取了正确的战术，乘周军半渡汉水之机大败周军，歼灭大部分周军，周王溺水。经此惨败，周从此不敢对楚用兵，并在南方封申邓息三国专门防守楚国。其后约两百年，楚在南方转为战略扩张，而申邓息三个前线国家也在中原各国的支援下有效制止了楚向北方的扩张。
但在周朝东迁，特别是周王败于郑之儒葛战役后，申邓息三国失去了中原的有效支持，先后被楚灭亡，至此，中原南方屏障尽失，郑国成了此线国家。楚至此不在视周为对手，自称为王，欲取代周为中原各国的共主。因此楚与周原诸侯国的争霸有不同的意义，象齐晋是以周天子的代理人为霸主，即假天子或包税（供）国；而楚则是要取代周天子，或象楚庄王声称的是代周天子管教他的儿狲。
齐桓为霸时，中原联盟实力再盛，为抑制楚的入侵，集中原兵力企图对楚在申息的前进基地进行打击，恢复南方的屏障，却因走漏风没有成功。但楚国也自问暂无力挑战齐联盟的军事实力，双方约和，楚承诺不攻打齐的属国，齐也承认楚申息的领主权。
此后，楚申息筑方城，将前进基进向前推进了一千多里，至此，甚至中原北方都可位于楚师的攻击之下。随后，齐霸中衰，楚正式向北扩张，一一收服中原诸侯，泓水一役，打败了中原（东南）唯一企图抗拒楚国霸权的宋国，宋公企图借“抗楚”组织中原诸侯，自为盟主的企图完全失败。至此，中原除齐晋两大国外，全部成为楚的属国。（秦其实不属中原诸侯世系，是西戎的一支）。楚企图代周为天下共主，经过500年的努力，接近成功，可是城瀵一战，楚军惨败于晋。楚的*至此又退回到南方。以后百余年，便成了楚的南方*和以晋为主的北方中原盟国的争夺了。
楚国后期的内*败及其原因
西周时期的楚国，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视为偏居南隅的蛮夷之邦，始终受到歧视和打压。然而，正是这种逆境造就了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独立自强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从熊渠立其三子为王到楚武王自立为王再到楚庄王称霸中原的近三百年间，楚国在反抗周王朝的压迫和歧视中走出了一条强国之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事的变化，到战国后期，楚国贵族统治集团逐渐变得昏庸腐败，楚国先君那种“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被丢弃殆尽，楚国也随之从强盛的顶峰跌入败亡的低谷。
楚国后期的内*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君腐化堕落。从楚灵王、楚平王开始，楚国政治的弊端逐步显露，腐败滋生蔓延。他们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劳民伤财，导致国疲民贫，给楚国造成重大创伤。其间虽有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强盛一时和威王开疆拓土有所作为，但楚国君臣贪图享乐的风气已蔚然形成，到楚顷襄王时，甚至“专逸淫侈靡，不顾国政”，致使国势顿衰，民心涣散。在强秦的进攻面前，楚国已经无法摆脱灭亡的命运了。二是奸臣祸国殃民。楚国历史上虽不乏诸如孙叔敖、申包胥、屈原等忠良贤臣，但精于谋私、祸国殃民的奸佞谗臣亦不乏人在，而且这些人得势的时间很长。奸臣与昏君结合导致楚国吏治败坏，其中最突出的当推平王时期的费无极、怀王时期的靳尚、公子兰之流。他们嫉贤纳贿，为非作歹，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昏庸的平王、怀王肆意放纵，导致楚国的内政外交一片混乱，元气大伤。三是贪污贿赂公行。奸臣往往与贪官连在一起。楚昭王幼年继位，权力掌握在令尹子常手中。而令尹子常“贿而信谗”，公然带头*受贿，其贪欲之状“如饿狼焉”，对待小国也极尽搜刮之能事。楚怀王时期的令尹子兰、宠臣靳尚、夫人郑袖等一班权贵，也都是贪财卖国的蛀虫。由这些人把持朝政，楚国焉有不亡之理？
楚国的内*败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是事出有因的。
一是贵族把持特权，制度僵化保守。从楚庄王以后，楚国形成了以楚王及其子弟为主的执政集团，采取任人惟亲*，使权力集中在以楚王为核心的王室亲贵手中。这一方面加强了楚国王权的专制*，避免了王权旁落、*改姓，但也带来了制度的僵化保守。王室阶层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专横独断，不许异国贤才插足政权之中，这就难以使楚国政治推陈出新，开出新局。《吕氏春秋•察今》曾以“刻舟求剑”和“抱婴投江”的寓言来比喻楚国政治的僵化：“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僵化的政治制度是其缺乏创新活力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又造成了楚国的内*败与朝政混乱。
二是派系斗争激烈，造成严重内耗。由于楚国是公子世族专权，其结果必然是各派*为把持朝政、讨好国王而互相攻讦政治，导致内部的权力斗争此伏彼起，没有宁日。逃亡到吴国的伍子胥曾尖锐指出：“楚执政众而乖。”就是说楚国朝臣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之风甚烈。《战国策•中山策》也记载了秦将白起对当时楚国内政状况的评论：“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白起认为他之所以能够“拔郢”，主要是由于楚国内政的腐败和百姓的离心。
三是贪图享乐成风，民众怨声载道。早期和中期的楚国君臣比较注意律己和节俭，关注民间疾苦，因而形成了某种政清人和的局面。如史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楚庄王能够做到体察民情、以德惠民，关心百姓冷暖，赈救穷乏之士，因此“国人大说”，“远者来朝，近者入宾”。然而，后期的楚国君臣却热衷于寻欢作乐，穷奢极欲，沉湎于醉生梦死之中。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楚怀王利令智昏，为贪图小利而上当受骗，“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的愚蠢行为就不难理解了。更有甚者，即使到了亡国前夕，被称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居然也把斗富比阔的豪奢之风推向顶峰，他相楚20多年，主宰楚国朝政大权，其门客个个衣着光鲜，浑身珠光宝气，连穿的鞋子都缀满珍珠。直到130多年后，司马迁考察“春申君故居”，仍惊叹其宫殿的豪华壮丽：“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可见，斗富比阔的奢侈之风已彻底征服了楚国的君臣，他们只顾享受，哪里还顾得上国家的兴亡？！
楚国吴起改革
吴起，卫国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魏文侯曾任他为西河（今陕西东部）郡守。文侯死，武侯立，与吴起不睦，吴起逃至楚国。这时楚国较弱，国内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北面和西北面又一再受到魏、韩、秦等国的侵伐。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即位。吴起大约于公元前395年以后到了楚国，很得楚悼王的信任，就协助楚悼王进行改革。
吴起认为楚国的主要问题也是“世卿世禄”制度问题。他说此制度在楚国造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偪（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他改革的重点和李悝一样，主要也是在于削弱旧的“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楚国经过此次改革，政治得到整顿，军力也日益强大。“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可是，吴起之改革遭到楚国贵族保守派的反对，双方的斗争也很尖锐。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保守派立即发动政变，把吴起杀掉，吴起的改革几乎都被废除。
楚庄王称霸
到春秋中期，即楚庄王、共王、康王和灵王的前期（公元前613—前530年），楚与晋争霸中原，其中以楚庄王成就最大。楚庄王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作为的国王。他即位之初，三年不理朝政，整天似乎沉溺于酒色，但实际上是在观察他的臣属。他理政以后，对那些劝他罢酒色忠诚于国家的有识之士予以重用，对那些阿谀奉迎之徒，予以废黜、诛杀。他积极改革楚国的政治，消灭了楚国最大的贵族集团——若敖氏，大大加强了王权，也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楚庄王任人惟贤，挑选了有治国兴邦之才的孙叔敖为令尹。孙叔敖注重农业，兴修水利，使楚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又改革军制，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在稳定国内的同时，外交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样，楚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大后方，为争霸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大军开至东周的首都，陈兵于周郊，并问周王朝“鼎的大小轻重”。鼎是国家王权的象征，“问鼎”意即想取代它。公元前597年，楚与晋打了一个大仗，楚获全胜，把称霸中原几十年的霸主推翻了，楚庄王成了又一代霸主。
至战国中晚期，楚国*所及，东达吴越、齐鲁之境，北至陈、卫、郑、宋等中原腹地，西至秦邦，南及粤桂，横跨江淮，威震海内，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大国。
5、疆域
在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
6、政治
楚国大约在西周初期正式立国。由于楚国历史悠久，国力强大，文化发达，所以在南方自成一大政治文化的中心，它不但在生活习俗、语言传统与中原各诸侯国有一定差异，而且在政治机构、职官分设上也都自成一系统，与中原各国有所不同。
楚国的爵秩制度，没有中原侯国的卿、大夫等名称。在春秋三传中，未见楚国有卿的记载，只是大夫偶有出现。《穀梁传•僖公四年》明确说“楚无大夫”，而《公羊传》则在文公九年（前618年）说“楚始有大夫”。这大概只是模仿中原国家爵秩的名称而已，其实与中原的卿、大夫等级不相同。
楚国自己的爵秩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最尊贵的爵位是通侯、执珪。《吕氏春秋•异宝篇》说：楚国通缉伍员时曾宣布奖励办法：“得五（伍）员者，爵执珪、禄万担、金千镒。”《战国策•齐策二》记载：齐王使者陈轸问楚将昭阳：“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说：“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战国策•东周策》记载秦攻宜阳，赵累对周君说：“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珪、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这些记载都说明执珪是楚国最高的爵位。又据《战国策•楚策一》说，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楚与秦战于汉中，楚国的“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在一次战役中就死了七十多个通侯、执珪，可见楚国的最高爵位的授予没有受人数的限制。楚国的爵秩制不象中原各国那种贵族世袭制，而是一种军功性质的爵制。上述昭阳回答陈轸破军杀将而封官爵之事，就可证明这一点。楚国的官爵为什么与中原各国不同呢？《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的一句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说明楚国地处江汉以南，生活习惯都有自己的特点。楚国官爵名称虽然不同于中原，但在职官的分设上又与中原各国大致相同，也是分成*和地方两级政权机构。
二、*官
楚国*政权的职官，在春秋早期只有莫敖这一官称，《淮南子•修务训》有“莫嚣大心”。莫嚣就是莫敖。这时期的莫敖，大概相当于大司马的职称。楚武王四十二年，莫敖屈瑕带兵伐罗，因骄纵轻敌，打了败仗、畏罪自杀，自此以后，莫敖的地位开始下降。楚国又另设大司马、右司马、左司马、莫敖的地位降至左司马以下。《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领兵攻打随国，病死路上，“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这时的莫敖地位已在令尹之下了，《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楚康王任命职官时，以“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君，◆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莫敖已降到第六位了。《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问莫敖子华：“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爱*者乎？”子华历举楚国不谋私利，竭诚为国的优秀执政官。可见子华对楚国历史是非常熟悉的。这是战国中期的事。这时的莫敖似乎已不掌实权，只备王顾问的闲职而已。代替莫敖执政的是令尹。
“令尹”这一官称首见于庄公四年（前690年），为楚武王五十一年设置。《史记•楚世家》载，陈轸对昭阳说：“令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可见令尹这个官是楚国*的官称。此后，令尹以次相授，至战国时还保存这个官名。《淮南子•道应篇》、《说苑•指武篇》都记载了吴起官至令尹，而《史记•吴起列传》则称吴起“相楚”。此外《史记•楚世家》说：“考烈王以左徒为尹令，封以吴，号春申君”。《春申君列传《说：“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这是以楚官制比拟中原官制，说明了楚令尹相当于中原官制的相。《韩非子•存韩篇》载李斯上韩王书说：“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这件事已在战国末年，此时楚国的执政官还是令尹。令尹入治民政，出为将帅，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大权。楚国令尹可以考查到出身的人，除了楚文王时的彭仲爽是申国人，楚悼王时的吴起是魏国人之外，其他都是王族子孙。令尹虽是高官贵臣，权倾内外，但一旦犯罪，也一体诛戮，不在法外，不可宽宥。如子玉因兵败城濮而被杀，子上因回避与晋军交战而被杀，子辛因贪财好利而被杀，子南因权势过大而被杀，子重因轻吴而失败，虽未被杀，但自知有罪，忧虑而死。
令尹的辅助是左、右尹。这官名在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初年竹简有了记载。令尹之下是司马，《左传•襄公三十年》说：“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可见司马在楚国权位也是很重的。司马这一官称在楚国出现较晚，楚成王三十三年（前634年）司马子西领兵伐宋，这是第一次在楚国出现这个官称，可能受到中原国家影响才设置的，司马主管军事，战时带兵打仗，平时掌管军赋和军队装备。楚庄王时，令尹屈建曾使司马◆掩整顿全国军赋，清点仓库武器数量，◆掩便对国土重新进行丈量，按土质地形不同分为九等，依其收入情况，定出全国可出战车、战马及各种兵器数量，然后上报给令尹屈建。丈量土地、制定赋税，这在中原诸国是司空的职责，而楚归于司马。所以楚国没有司空这一官称。
左徒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其地位相当重要，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楚怀王时官居左徒。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受到怀王的信任，权重一时。考烈王时，黄歇由左徒升为令尹，封于吴，号为春申君。左徒这个官称的来源可能与司徒这一官称有关。春秋时楚国本有司徒，掌管民工徒役。楚国设官时常在一官之下设左右两个助手。“左徒”或许就是司徒的助手。楚人有尚左的习掼，所以到战国时左徒地位上升而成为要职。司徒在中原各国都是高官要职，如鲁国季孙氏为司徒，长期控制鲁国大权。楚国左徒屈原、黄歇的地位，与中原各国司徒大致相当，这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有逐渐靠近中原各国的趋势。
司败，掌管刑罚狱讼的官称。《左传•文公十年》，城濮之战后，子西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论语•述而》云：“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左传•定公三年》云：“子常归唐侯，自拘于司败。”可见，楚、陈、唐三国都有司败这一官称。“臣归死于司败”与襄公三年晋魏绛曰：“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文意相同，可见司败即中原各国的司寇。以上所述是*的政务官，还有一些是属于事务性质的职官，主要是指在国君周围为楚王服役的官吏。这类官吏的设置大致与中原各国相同。
师、太师，是负责对王子管教的职官。楚穆王为太子时，他的师傅是潘崇。穆王即位后，就尊潘崇为太师。太师本无实权，潘崇因帮穆王出谋献策，对穆王上台起了重要作用。穆王为了感谢他，就让他掌管王宫的警卫。官为“环列之尹”。屈原曾担任过的“三闾大夫”，这是中原各国所没有的，是楚国特有的职官名称，掌管王族昭、景、屈三姓子弟的教育。这与晋国的公族大夫专掌对卿族子弟管教的职能相同。
史官称左史，《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个官称与中原御史的职能相似。
专司占卜吉凶的官称卜尹，也称卜师，是大夫一级的官称。《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平王对帮他夺得王位有功的人进行封赏时说：“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楚国官称以“尹”为名的极多，除政务官令尹，左右尹外，还有乐尹、宫厩尹、芋尹、陵尹、清尹、连尹，等等，这些“尹”前一、二字，当是指掌管的事务或地点。如观从受命的卜尹，就是掌管占卜的事务官。又如楚昭王时钟建为乐尹，就是掌管殿廷乐律的官员。宫厩尹就是为楚王掌管养马之事。楚国*事务官中还有一种管理后宫的官，称为司宫，由阉人充任。《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公元前537年，晋韩起、叔向到楚国送女，楚灵王想侮辱晋国，“朝其大夫，曰：‘晋、吾仇敌也，苟得志焉，无恤其他。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韩起为阍，以羊舌肸（叔向）为司宫，足以辱晋，吾亦得志矣，可乎？”灵王想对叔向加以宫刑，让他作司官之官。灵王的荒谬主张遭到群臣竭力反对才作罢。三、郡县制的建立和地*权的职官
楚国是最早设县的国家之一，在春秋初期就把兼并得到的地方建立县，春秋中期以后，新建的县就逐渐多起来。春秋末年，中原的晋国在推行县制后又设立郡。战国时楚效法三晋，也建立郡。《战国策•楚策》云：
新城公大说，乃为具驷马乘车五百金之楚。城浑得之，遂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为主郡。《史记•樗里子甘茂传》记载，楚怀王想以甘茂为相而问于范蜎，范蜎回答怀王的话有一句说：“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276年楚曾经“复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前248年，黄歇以“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可见楚在战国中期以后，为应付封建兼并战争而在强国交界处设立了不少郡。
县的长官称县公，《左传•宣公十一年》载，楚庄王责备申叔时说：“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可见春秋时期楚初建县，就以县公为一县之长官，后来也有称县尹或县大夫的，其下设县司马，掌一县之武装力量，有如后世的县尉。《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平王想杀太子建，就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执行刺杀任务，就是因为司马是执掌兵权的武职官。
楚国县的行政长官由*任免，一县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收入由*统一控制，遇有对外作战，县军队由*统一调动。
到战国时，楚国模仿中原的地方建制，在县上设郡一级，郡的长官由*派遣武官镇守。如《战国策•楚策二》载，楚大司马昭常防守楚的东地边郡时，曾对齐使者说：“我典守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之六十，三十余万。”县的长官称令，这是秦在商鞅变法时所设置的官称。县的长官由*任免。《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为令尹时，曾任命当时著名的学者荀子为兰陵县令。
在县的下面，还有更低一级的乡里组织。战国后期，楚国有个隐士名叫鹖冠子，他曾设计了一套五家为伍，十伍为里，四里为扁，十扁为乡，五乡为县，十县为郡的地方组织系统。但这套系统不见于楚国的文献记载，未能说明其实施情况，或许只是个人的设想而已。
总之，东周时期官制的变化，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由王宫大臣及臣仆式的官吏，向司民、司军、司政的官吏的转变，最突出的是司徒、司马、司空“三司”官逐渐受到重视。春秋时期，王宫中首领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如僖公九年（前651年），襄王派孔宰代表周王朝把祭肉赐给齐桓公；隐公十一年（前712年）鲁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鲁国本无太宰官，而羽父求“太宰”的意思是想得到最高的执政官。这都可以看出春秋初期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春秋中期，太宰（冢宰）有如后世的“三公”，仅仅是一种尊称，无实际权力，地位已经下降了。如成公十年（前581年）楚太宰子商，仅是一般使者，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宋向带为太宰，位在六卿之外，襄公十一年（前562年）郑太宰石◆，仅充副使出使楚国。但是吴国较后进，所以太宰之职尚居国政之重要地位。至战国，中原各国先后置相为执政官，太宰之称渐废。
战国时期官吏的选用，主要有如下几条途径：
（一）立功仕进。如商鞅变法制定二十等军功爵，只要不断立功，就可以逐级晋升。韩非曾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起于卒任”。就是要从有实际政治或军事经验的人中逐级选拔文武官吏。（二）对策或献策。楚悼王、秦孝公、燕昭王等的求贤令，便是发出策问征询对策的一种方式。吴起、商鞅等人，就是由于对策言中，一跃而居要职。另外一些人为搏取功名，主动向君主献策，当时这种风气极为盛行，《战国策》一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这些献策者，一旦被赏识，便立刻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由于策问、献策和对策的盛行，各种政治主张层出不穷，气氛十分活跃。（三）亲亲入官。这是依靠亲属、裙带、宠幸等关系进入官僚队伍。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齐、楚尤为突出。如齐的执政和将领大都出于田氏，楚的重要官位大都出于屈、景、昭三大家族。秦国由于改革比较彻底，这种陋习较少些。
（四）推荐任能。魏文侯时，象吴起、西门豹、乐年等人都是翟璜所推荐。另外象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则是魏成子所推荐。著名军事家孙膑是通过齐将田忌的推荐而被齐威王用为军师的。
（五）召聘应征。战国后期孔子的七世孙孔顺，就被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以为相。
（六）卖官鬻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官爵也被当作一种特殊商品，贵家豪族可以随便花钱买官做。从上面官吏的几种来源看，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依靠才能，一类靠各种关系。前一类是用人唯贤，后一类则是用人唯亲。
为了控制官吏和防止作弊，各国逐渐建立了玺封和合符的制度。这是整个官僚制度中的一个组织部分。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里不再详谈了。
对于将领，依据胜败进行赏罚，立有战功者，一般按军功晋升爵级；战败受罚，不仅罪及本身，还要连累家属。赵国的赵括被任为将军时，他的母亲因知道他不能胜任，怕战败连累，当即向赵王声明同赵括脱离关系。
7、军事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出自《左传》的“蔿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这句话把楚国军阵的兵力部署很好地体现出来：左右军为策应，前军为先哨，中军为指挥部，预备兵力集中在后军。
《吴起兵法》中有“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征战，其军可败。”的阐述，寥寥数句把楚军的弊病都揭示了出来。其实楚国自春秋始一直有着尚武的习俗，其历代国君也多征战沙场，甚至有“三年不征则愧”的说法，频繁的征战扩大了楚国的疆域也消耗了其国力，战国中后期楚国由于忙于境内少数民族的治理，而无暇北顾，“楚王问鼎”的时代过去了。
楚国的军事技术较为发达，士兵大规模着用水犀（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犀牛，因其近水，故称“水犀”）、象皮制成的铠甲，甚至盾牌也大量采用这种材质。楚国兵员众多，大量捕杀犀、象，成为这些动物在长江流域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楚人还发明了双手剑，但是双手剑的大量配备是在吴国。
8、经济
楚人立国八百年，创造了令人称奇的楚文化。其内容包括哲学思想、青铜文化、军事文化、漆器文化、刺绣文化、科学技术、民俗民风等。而在经济领域，水利建设及青铜铸造业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发达的物质文明
楚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在今随州市擂鼓墩的一个古墓中出土的战国青铜编钟，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辉煌。该编钟总重量达10.5吨，其中礼乐器的铸制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曾侯乙墓编钟演奏的效果非常好，说明完全达到了当初设计的要求，由此可见当年楚国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
铸造青铜器需要大量的铜，当时最著名的大冶铜绿山铜矿，提供了楚国所需的主要青铜原料。铜绿山矿井采用了很多先进技术。例如通风方面，利用井口高低不同所产生的气压差，形成自然风流，并采用关闭已废弃巷道的办法来控制风的流向，保证风流能到达最深的工作面。为了解决排水问题，矿井利用木制水槽等简单工具，构成井下排水系统，把水引到积水井，再用水桶提出井外。
在农业水利建设方面，楚国也走在了各诸侯国的前面。最著名的莫过于楚相孙叔敖领导修筑的芍陂，该水利工程就是今天安徽寿县的安丰塘。工程竣工后，“陂经百里，灌田万顷”，以后很多朝代都加以保护。*成立后，对芍陂进行了综合治理，使芍陂成为淠史杭灌区的调节水库，灌溉效益有很大提高，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楚国蚁鼻钱
关于芍陂的创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楚令尹孙叔敖所修，时间约在楚庄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公元前598年—前591年）之间；一说是楚大夫子思所建，有人推测可能在楚顷襄王时期（公元前298年—前263年）。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芍陂及其水源。
在楚国，还有很多商业贸易场所，被称为“市”。春秋时楚国设有专门管理市的官职称作“市令”。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商业规模扩大，*已经不允许贵族经商，给予普通经商的人很多优惠政策。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在楚国都城郢，“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就是说在郢的大街上，车撞车，人挨人，道路水泄不通，早晨穿出门的新衣裳，到了晚上就被磨破了。有商业当然就要有货币。楚国最初的货币是贝，后来发展为铜币，形状如贝，叫做蚁鼻钱。
9、文化
在公元前11世纪立国之时，楚国尚是一个地处偏僻的蕞尔小邦，但是在以后的几百年间，它一跃成长为一个泱泱大国。在长达八百多年的历史中，楚人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在同时期的众多地域文化中，楚文化一枝独秀，为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楚三闾大夫屈原的《离骚》是我国诗坛上的千古绝唱，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已出土的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宋，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国的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人们熟知的《阳春》、《白雪》、《采菱》、《激楚》，都是当时楚国的歌曲；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在当时的古代世界范围内，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如今，老庄哲学、屈骚楚辞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学科。
楚国虎座鸟架鼓春秋战国时期的宫廷音乐，虽然以青铜编钟与石编磬为主，但鼓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乐器。从目前发现的虎座鸟架悬鼓看，一般都是发现于楚国贵族墓中，不仅表明虎座鸟架悬鼓在楚国贵族中的盛行，而且表明它是楚文化中特有的一种乐器。虎座鸟架悬鼓的构思非常巧妙。它为两虎相背伏卧，两鸟也相背而立于虎背上，鸟尾以榫卯相连；鼓框上有三个铜环缚丝带，并分别系于两鸟的鸟冠与鸟尾相连处，使鼓悬于两鸟之间。还同时出土一对鼓槌。从目前发现的近30件实物看，虎都是用整木雕刻，鸟的头颈、身和腿是分别制作，然后用榫卯相接的，一般都是在虎、鸟与鼓框上先涂黑漆，然后用红色或蓝、黄等色彩绘花纹。它不仅是当时一种造型十分优美的乐器，而且是古代一种手工艺术品。根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的记载，认为凤凰与音乐关系密切，因此以凤作鼓架。
楚国丝绸
战国中期。1982年湖北省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大量的战国中期丝绸，丝织物的种类有绢、纱、锑、罗、绮、锦、绦、组。几乎包括了先秦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经线提花锦的组织结构和纹样都十分复杂，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充分反映了当时已有了先进的提花织造技术。墓中出土的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是世界纺织史上的重大发现，把中国纬线起花和针织技术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精美的刺绣品共有17种纹样，构图大，讲究对称、平衡，色彩配合恰当，给人以端庄典雅、富丽堂皇的美感。
楚风独特铜编钟独领风骚
楚人善于创新，不靠模仿。在铸造青铜器时，他们根据自己的传统和审美标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主要体现在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及其组全形式诸方面。也许是受曾国青铜文化的影响，楚国自西周晚期开始铸造青铜器，并以乐器为主要铸造对象。现在所知的西周晚期楚器，除赵家湖楚墓出土的鼎、簋外，其余均为乐器，如传世的楚公逆镈、楚公爱钟等。钟在楚国具有崇高的地位。曾侯乙编钟是楚地青铜器最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之一。曾侯乙编钟为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成功发掘。此编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具有筚路蓝缕、追新逐奇、崇武爱国等一系列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楚国虽然最终灭亡了，但楚对南方民族的融合，对江南的开发和南方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楚辞——楚文化的奇葩
“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泛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录有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屈原的学生）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等人的仿骚作品。《楚辞》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及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还有不少人称诗人为“骚人”，也是源于此。楚辞被誉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屈原的楚辞，充满着对楚国人民的热爱，对楚国的担忧，这其实正是楚文化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爱国精神。他在诗句中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大意是说自己被流放，不能报效国家，这种处境连鸟兽都不如。其爱国主义精神为千秋万代所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
楚文化的特点
一是体现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楚国的先人，特别是楚王熊绎在荆山创业时期，条件非常恶劣。住的是荆条编织的房屋，驾驶的是柴车，穿戴的是破破烂烂的衣裳，在深山中开荒、劳动，辛勤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从而使楚国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二是具有兼容并蓄、取人之长的开放精神。只要是先进的文化因素，无论其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抑或制度文化，无论其来自何方，楚人都求之唯恐不得，趋之唯恐不及。例如制度，主要参考周朝，冶铁则基本学习周人的冶炼方法，越人的铸造方法，等等。三是形成了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楚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有比较先进的建筑业、冶炼业、丝织业、刺绣业以及兵器业等。首创了精密铸造工艺制作铁器、铸铁柔化工艺制作漆器、流域性水利工程，首创了县制以及率先实行奖励军功的制度等。
楚国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