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山

史东山（1902年12月29日－1955年2月23日）导演、编剧，原名匡韶，原籍浙江海宁峡石，出生于杭州。早年曾从事美术和戏剧活动，1919年后历任河北张家口电报员，上海影戏公司导演，上海艺华公司、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南国影片公司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常委。1922年进入影坛参与创作了《杨花恨》（1925）、《儿孙福》（1926）、《同居之爱》（1926）、《王氏四侠》（1928）等影片。1932年与蔡楚生等合作拍摄《共赴国难》，抗日战争爆发后，拍摄有抗战四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好丈夫》（1939）、《胜利进行曲》（1941）、《还我故乡》（1945）等片。后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人组织联华影艺社拍摄由他编导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曾轰动中国影坛。

原名：匡韶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02-12-29

逝世日期：1955年2月23日

出生地：浙江杭州

星座：双鱼座

国籍：中国(内地)

职业：导演、编剧

1、人物资料

史东山

原名匡韶。浙江杭县人，祖居海宁硖石横头街，小名“三宝”，大名史东山。1919年后历任河北张家口电报员，上海影戏公司导演，上海艺华公司、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南国影片公司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常委。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电影文学剧本《柳絮》等。编导电影《女人》、《狂欢之夜》、《重庆屋檐下》、《新儿女英雄传》、《新闺怨》、《八千里路云和月》。《新儿女英雄传》获1951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法利导演荣誉奖。此后他编导的影片还有《同居之爱》、《王氏四侠》和《银汉双星》等。*建立后，一直担任电影方面的领导工作。工作之余，编导了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该片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导演奖，他是上世纪50年代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导演奖的唯一中国导演。他还重视电影、戏剧的理论建设，曾致力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研究，并著有电影理论专著《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论电影镜头的组接》等。

2、人物经历

史东山和华旦妮伉俪

17岁那年，当中学算术教师的父亲病逝，作为长子，为了养家的重担，他辗转北平、天津、张家口做报务员。仆仆风尘中，这个青年来到了上海。

19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

20岁进入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并担任临时演员，业余时间学写剧本。

20岁出头，他被介绍去电影《古井重波记》担任一个角色，这是他走入电影界的开始。

1925年，23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上映时名《杨花恨》，不久当上导演。

1927年，和华旦妮在上海结婚

1930年，入联华影业公司，九一八事变后，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了《共赴国难》，从此走上新的艺术道路。

1932年以后，编导了一系列广泛触及社会问题，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影片，如《奋斗》、《人之初》、《长恨歌》、《狂欢之夜》、《青年进行曲》、《保卫我们的土地》、《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

1934年，他编导了表现妇女问题的影片《女人》。

1946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被认为是为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块基石，创造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5年2月23日，因怕牵连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自杀身亡，终年53岁。

3、执导作品

4、获得荣誉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剧协常务理事、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兼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影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曾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被誉为“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基石”

1951年，编导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奖

5、人物评价

印象：“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

解放后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后来做了史东山女婿的王云人（史东山长女史大同的丈夫，退休前是中国电影基金会的秘书长）向笔者回忆：“我们住一个大院，他年轻时候很帅，一表人才，穿着西装、领带，皮鞋擦得很亮，院里的人都很尊敬他，大家都叫他东老。电影圈里，大家都知道东老。”

从海宁硖石走出去的东老，是凭借自学成材的大导演。

“人这一生，半为社会，半为自己。”—这是他20岁时贴在床边的座右铭。

八千里路云和月

23岁，编导电影《杨花恨》。这是他做电影编导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大动乱中的江南才子展露出他的编导才能。当时也在上海的作家周瘦鹃在报上写文章说“史东山是电影界的妙才”。

年轻时代的史东山在当时的上海名噪一时。在拍了《杨花恨》后的第二年，他转入联华前身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导演了《同居之爱》《儿孙福》，《儿孙福》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接触电影，还处在无声片的时候。电影屏幕上很多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鬼片。

而史东山的电影从表现小市民的身边小事、关注女性的处境和爱情，到关注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的进步电影事业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史东山占据了其中重要一页。

“1928年，父母结婚后，田汉就是家里的常客，他们是好朋友。通过田汉，父亲认识了地下党夏衍、阳翰笙等人，他们经常在家里开会。”在回忆父亲加入左翼电影事业的往事时，长女史大同如此说道。

老电影人都说，东老脾气大，但为人正直，工作严肃。

在重庆时曾有一个剧团让大家*投票表示愿意跟哪一位导演合作，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愿意与史东山合作。这成为电影界的佳话，由此也可以想象当年的史东山在电影戏剧界的威望。

“我父亲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对人和蔼可亲，他批评人家，人家也心服口服，因为他说得对。”史大同说。

史东山和蔡楚生被认为是*的影坛双雄，史东山的成名略早于蔡楚生，且素有“伯乐”之誉。史东山上世纪30年代初在老联华公司当导演时，发现明星公司副导演蔡楚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与几位导演联名推荐蔡楚生进入联华当导演。

1930年3月，史东山加入左联。他是八年抗战中拍摄抗日电影、导演抗日话剧最多的一位电影导演。

1947年，在上海摄制的故事片里，可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媲美的，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两部影片都轰动当时。上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纪实风格的张扬是中国电影现代变革中的重要一面，《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这一变革步伐中的一部开山之作。

6、家庭成员

家风：“正派，正直，不随波逐流”

史东山和夫人华旦妮一生共养育了5个儿女，分别为：史大千、史大中、史大正、史大同、史大里。

5个子女中，仍健在的只有长女史大同，她退休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塑型化妆工作。史大同出生于1934年5月，她天性里有父亲的影子：执着、认真、勤奋。

史东山、孙瑜、蔡楚声

“在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由于爸爸一生为革命，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三次与我们告别，长期忍受着骨肉分离之苦。实际上，从1937年我3岁记事起，直到1955年2月23日爸爸去世，我真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4年，但是，他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7年，史大同3岁时，史东山告别妻儿去了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进入由*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

“我深爱我的爸爸，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她回到父亲身边，但父亲和她只在上海共同生活了两年，又再次分别。“爸爸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把全部时间放在了事业上，他没有时间陪我们玩耍和聊天。”

对于把女儿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史东山心里有深深的内疚。“所以，1949年上海一解放，他就第一个把我接到北平，留在他身边。爸爸补偿给了我很多的父爱，那一年我16岁。”

父女俩住在招待所——前门远东饭店。

故居

“爸爸每天去开会，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我一个人呆在招待所，当时还没找到学校，人家都开学了，我就哭了。爸爸就搂着我说：‘你爸爸也没上多少学，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读到初中就失学了，后来全是爸爸自己刻苦自学的。所以，人的一生一定要靠你自己去努力奋斗。奋斗，你懂么？’”　　16岁的史大同心里非常崇敬她的父亲，“奋斗”二字刻上她的心头，她在不知不觉中学习着父亲。“无论把自己放在哪里，对自己都严要求，高标准。”

1950年，正当《新儿女英雄传》正式开拍之际，抗美援朝开始，17岁的史大同在自己的坚持下参了军。“虽然爸爸从小离开我，但我很理解他的爱国心，从小留在脑子里。他是爱国的，国家号召保家卫国，我要像爸爸那样站出来，我要参军。”

参军那天，她到北影摄影棚和父亲告别，生平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掉下眼泪。“爸爸教育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奉献精神、献身精神，这是爸爸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不计较待遇，不计报酬，这是爸爸遗留给我们的。”

*后的史大同，已经45岁了，开始自学英语，现在她能做到与外宾对话，给*电视台翻译剧本。史大同说：“爸爸走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思想财富。我崇拜他，我就学他，我的孩子就学我。我把爸爸的这种学习奋斗精神传给了我的两个儿子。”在史大同看来，史家人的家风，正如著名演员白杨所说源自史东山的正派和正气。“正派，正直，不随波逐流，做人做事力求完美，我们家有这个传统。”

传承：“热爱是最重要的”

史大同的两个儿子王晓昀、王晓康在改革开放初相继出国留学，王晓昀是目前最优秀的数据库软件工程公司下属PowerDesigner的创始人，任法国巴黎SAP软件公司的总设计师。“他在国外33年，一直没加入外籍。”

王晓康受外公影响，从小热爱艺术，爱画画，爱写作。毕业于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电影电视学院。曾自编、自导、自己独立制片，拍摄了两部英文专题片《目的地—拉萨》和《喜马拉雅的传奇》。现从事高级管理工作。

史东山的大儿子史大千也是一位导演，代表作品有《青年鲁班》《红色背篓》，1985年病逝。

而在1954年9月底，史东山在离开人世前不久，曾接到邀他出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教授的公函。这是他梦寐以求培养电影新人的舞台。史大千的第二个儿子史晨风正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最后的疯狂》就是由他导演的。三代人的道路也折射出中国电影史的演变。

史东山的二儿子史大中，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幼年空军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到北京，积极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服务。在*结束后病逝。史大中的两个儿子史少杰、史少凡都从事技术工作。史少杰在德企工作，他说：爷爷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观点。爷爷这种精神也是中国的希望。史少凡在清华大学信息研究院搞科研工作。在他自己的工作上，他和他的祖父一样也追求完美。

史晨风

第三个儿子史大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校钢琴系，后成为上海青年钢琴家。

幼女史大里是我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史大正与史大里均于2010年去世。

史东山孙辈里，没有一人见过祖父史东山，但祖父对他们的影响却融入在血液里。

史晨风是目前史家后代中唯一在从事影视创作的人。他30岁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片子。眼下，海清、小沈阳主演的热播剧《后厨》，他是总导演。

他说，“作为我祖父、蔡楚生等那一代人，他们确实拍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那个时代的印记、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缩影。能不能超越他们，或者做好当代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在努力。热爱是最重要的。三代人用生命去热爱职业，但他们因所处时代不一样，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