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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会村遗址

科普小知识2022-10-07 13: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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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14测定为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

1、地理位置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涂山南麓4公里淮河东岸,蚌埠市西郊禹会区秦集乡禹会村,古称禹墟,是古代典籍记载的“禹娶禹兴禹会”之地。碳14测定遗址距今有4100年,被考古界称之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分布范围自合体东岸至大堤下,遗址到村东、村南,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2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是一处较大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

2、挖掘背景


禹会村遗址

华夏古代文明兴起于何时,迄今尚无确切的说法。众所周知,中国在商周以后的历史脉络通过考古得到确认并为世界所公认,但对商代以前的特别是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公元前2000年至2500年)即考古学上所称的龙山文化时期,还有诸多悬疑无法验证,它也正是中国古代(即夏王朝)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

因此,前些年我国在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后,便于2000年启动了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力图通过汇集多学科专家的研究,论证这一时期的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而对禹墟的发掘正是实施这项工程的重大考古项目之一。其次,到目前为止,我国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先后都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遗址,惟有淮河流域至今仍没有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吉怀研究员在2006年先后两次率队来到地处淮河中游的禹墟遗址进行勘探试掘,初步测定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在试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等文物,以及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特征的“鬼脸形鼎足”的器物。王吉怀据此材料拟订了禹墟发掘的立项申请,上报国家文物局。此申请被考古专家组认定可能揭开中国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而获得全票通过,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领衔发掘。

3、挖掘历程

首次试掘

2007年5月31日上午,连绵的小雨丝毫没有减弱考古者对禹墟的热情。来自国内考古界的多位知名专家聚首蚌埠禹墟,对禹墟考古发掘现场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据了解,专家们一致认同了禹墟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对王吉怀研究员前期发掘出的一些遗址迹象,特别是夯土层功能这一关键点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测定禹墟距今4000余年

5月30日夜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让禹墟发掘现场变得泥泞不堪。这也使得31日上午进入发掘现场勘查的专家们不得不都穿上了鞋套。在禹墟两个发掘点,附近有不少村民自发地围了起来,仔细倾听专家说法。早前因为考古队的进入,他们都对自己脚下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据了解,多数专家都是刚下火车就直接赶到了发掘现场,有的还背着硕大的背囊。在现场的专家们似乎不愿放过任何一处细节,总是仔细端详着现场的每一处。

据了解,此次来蚌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专家还带来了一份碳14年代测定报告,其中得出了禹墟遗址的准确年代。据了解,王吉怀率领的考古队在2006年10月在禹墟进行了试挖掘,其中出土的木炭等标本被送交考古所实验室。经过专家测定后确定,该标本的年代为公元前2350至2190年,这个结果使禹墟遗址的断代有了科学依据,同时也印证了考古队员根据现场出土文物而作出的断代推论。

夯土层成专家考察焦点

在夯土发掘点因为之前意外发现的清代墓葬坑由于深入到夯土层内部,已经揭示了部分土层结构,成为专家此次考察的焦点。针对墓坑剖面显示的红烧土、黄土、白膏土等较为清晰的土层结构,专家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社科院考古所何弩研究员说,该处显示的夯土性质和结构与黄河流域的典型夯土有所不同。黄河流域的夯土夯窝痕迹清晰、层叠关系明显。江淮地区的土壤与黄土土性不同,由于含水量大,夯层结构不明显。且江淮地区考古发现的夯土数目少,只有一处西周时期的夯土祭台,比对有困难。此处的夯土也可能是古人堆积碾轧而成。由于该夯土层上已有龙山时期文化层存在,夯土层的断代应相当或早于文化层年代。因为没有更大的剖面显示该处夯土层的边界和堆积厚度,尚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来考证。

首次发掘与大禹有关遗址

此次来禹墟的专家虽不乏“大腕”级人物,但都出言谨慎,无人遽下结论,体现出考古学者严谨求实的学风。“四川、浙江、陕西、安徽都有大禹传说,但发掘与大禹有关的遗址,这是第一次,对研究夏代、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非常重要。”

社科院考古所赵春青博士就夯土层的性质和功能说,“在禹墟遗址的重要部位发现了这一不寻常的现象,这个层究竟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必须首先解决,然后才可探讨层上的建筑是不是与大禹有关。目前的发现很有价值,结果非常值得期待。”傅宪国研究员建议在夯土部位沿墓坑打一道探沟,探清夯土范围,以期获得更多研究线索。


禹会村遗址

第二次挖掘2008年4月28日,在禹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人员已经开挖了四个10米见方的探方,每个探方挖掘深度有50厘米左右。怀远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张振忠:“我们的挖掘已经按正常的速度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就是堆筑层的迹象。因为有些方里面有一些坑啊,以前老百姓讲的地头窖,通过这些坑我们想更好地观察一下地层。坑里面都是一些晚期的明清、民国的一些砖头瓦器。

据禹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吉怀研究员介绍,根据2007年第一次发掘揭露的迹象,在这次发掘的四个探方下面可能保存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堆筑的遗迹现象:“我们去年挖了一部分,挖了不到二分之一,那么今年在这一块要把剩下的部分全部揭露出来,最终来判断这个遗迹的最后面积和确定它的性质,就是这个地点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正在做这个工作。”

由于禹会村修公路、筑河堤破坏了禹墟遗址的文化层,考古人员又选择了第二和第三地点进行发掘,在淮河岸边,八个五米见方的探方也已经布好。王吉怀:“今年准备是按1500到2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来做,因为去年才发了500平方米,今年要多出个2倍、3倍或4倍的发掘面积,因为这个遗址呢从文化性质,从时代上我们都已经比较清楚,但是呢就是内容比较少,我们渴望从大的发掘面积来获得更多的资料。现在我们就缺少一个发掘面积,因为面积大了,文化迹象暴露的多一些,一个是从文明探源来说能提供一些资料,这样呢对考证大禹也是重要的一件事。”

第三次挖掘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研究课题之一,蚌埠禹会遗址考古项目第三次考古发掘2009年10月15日正式启动。与之前两次的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相比,此次考古发掘面积将超过5000平方米,为历次面积最大的。另外本次发掘人员规模也超过前两次,历时2个月,历史上众说纷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之谜有望揭开。

据蚌埠禹会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吉怀研究员介绍,禹会村遗址在2007、2008年度两次考古发掘中取得了重大成果,证明禹会村遗址是江淮地区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入选了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项目。王吉怀研究员向记者介绍,第三次发掘将历时2个月,在前两次发掘的基础上,对祭祀台、文化层和夯土层进行充分发掘,为了保证工程的进行,此次发掘投入人力也大大超过前两次,有二十余位专业人员,在实际操作中还将投入百余名民工。

通过对祭祀台的全面发掘整理,历史上众说纷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之谜将可得到完全印证,也就是说,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发掘将会有确定性的答案公诸于世。就为何选择在国庆之后发掘,王吉怀研究员解释说,之所以选择秋季,是因为此时雨水较少,考古工作最怕的就是在施工过程中遇到雨水天气,不仅影响工作进程,而且也影响文物的最初出土状态。在前两次发掘中受天气影响耽误了部分时间的他,这次刻意选择了在秋季进行。

第四次挖掘

2010年5月26日,禹墟开始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在文化层探方发现多处成排柱洞,呈南北对称分布,专家判断为大型棚屋建筑遗迹,面积可能超过1万平方米。棚屋区的发现,是禹会诸侯历史的又一重要物证。禹墟考古队负责人王吉怀介绍,在第三次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在淮河大堤以西河滩地上发现一排柱洞,专家推测可能是临时性类似工棚的建筑遗迹。

2010年又在禹墟核心区夯土台西南百米处的文化层探方发现多排柱洞痕迹,从排列方式、朝向、跨度,以及新发现的疑似土墙拐角的基槽等迹象,判断此处为棚屋类建筑遗迹。王吉怀说,龙山时期文明程度已相当发达,聚落居室比较考究,建筑的墙体、地面一般都经过夯筑,有的还用火燔烧,以增强墙体、地面的强度;有的墙面还用白灰装饰,反映了较高的建筑水平。但是禹墟发现的棚屋建筑遗迹没有上述特征,地面没有夯筑等处理痕迹,推测这样的棚屋可能是临时性住所。据了解,两次发现的建筑遗迹分别在淮河大堤两侧,如果连成片,面积将超过1万平方米,规模相当惊人。王吉怀介绍,禹会诸侯事件是夏代立朝之前的一次大规模的盟约活动,祭祀过程必不可少。

禹墟定性为大型祭祀性遗址在考古界已无争议。在夯土祭祀台附近发现如此大型居住场所,为解释当年祭祀人群在何处生活、工作提供了一种答案。棚屋遗迹处散布大量陶器和烧坑,说明此处也可能是大型的陶器作坊群,为大型祭祀活动提供祭祀礼器和贡品。对应禹会诸侯的年代、方位和历史记载,可以说棚屋区的发现,是禹会诸侯历史的又一重要物证。

第五次挖掘

从位于安徽蚌埠市的禹墟考古发掘项目处了解到,禹墟考古发掘中再次有了新发现,考古专家在对此前5次的发掘所提取的禹墟土壤标本浮选过程中,发现了史前大麦。据了解,这一发现将人类的大麦种植史延伸至4000年前商周之前,是史前农业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

4、遗迹布局


禹会村遗址

堆筑台迹

根据前期的钻探和2007年发掘提供的信息,2008年又对堆筑台迹西侧部位进行了揭露,从而呈现出了该遗迹北部的格局和规模,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处“甲”字形布局的人类堆筑台迹,仍然是以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逐层堆筑而成,最后形成一个大面积的白土覆盖面。该次清理的白土覆盖范围(主要为“甲”字形的上部)为东西宽19.30米,南北长38米,应为该处遗迹的主要部位。并在其北部的白土面之上完整的清理出一处东西长11.3米,南北宽6.30米,为圆角长方形的再次堆筑层,并在堆筑层的东西两侧存在有明显的烧烤面,同时在烧烤面附近出土有陶杯、陶甗等器物。而在西侧烧面之上还存在有五条南北向槽沟。

除此之外,在如此大的白土堆积面上,存在有9处圆形圜底坑,直径多为2米,深为0.50米左右,个别略小,分布于所暴露面积的不同部位,其坑壁、坑底均为堆筑铺设的灰土、黄土和白土,显然是在堆筑时有意而为。堆筑台迹的北端又有一条宽1.35米(西部)-6.6米(东部)的沟带横跨东西,从而在台迹北部形成了一条人为的隔离带。

同样,沟壁和沟底也是人为铺设的灰、黄、白土层。而该沟以北的白土面堆筑的较为平整,同时,其东西宽度又向两侧扩延到21.3米,发掘尚未完全揭露。在所暴露的堆筑台迹南端中部(即中轴部位),存在一个1.3米见方的土台,现存高度0.90米,上部已被破坏。该方土台是在堆筑台迹铺设后又重新挖槽堆筑而成,周边即保留有明显的坑槽界限。该土台土质较纯,并具有一定的密度和硬度,应该是整个堆筑台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整个堆筑台迹的面积较大,目前仅揭露出北端的大部,下一步将对北端的延伸部位和南端的长条部位作进一步的清理。

文化生活区

文化生活区发掘分别选择了遗址中部和河堤西侧。中部文化堆积厚度多为1.30米左右。河堤西侧一般为0.5-0.8米。尽管上层破坏了许多,但下层的文化现象非常丰富,以大小不同的灰坑为主要遗迹现象,常在灰坑中有完整和较完整的器物出现。其中一个大型圜底烧坑,分多次堆筑而成,经过了挖坑-烧烤-堆筑-烧烤-堆筑等不同的过程,并在每层坑壁及坑底的烧面之上,遗留有多件规格高、器形别致的陶器。

生活区出土的陶器,一般器形大,胎壁薄,器形别致,多为非生活实用性器物,而且个别的陶器外表,明显的显露出局部燎祭的现象,同时,黑光亮的蛋壳陶器占有一定的比例。

5、文物特点

禹会村遗址地表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器物为夹谷壳、蚌末陶;陶器陶胎厚重、火候低;器形有罐、碗、钵等,鼎足有侧三角形扁足、“鬼脸”式空足和尖锥足等。陶器的纹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弦纹、绳纹和捺窝纹。

6、文化价值

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学术成果,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的标本分析,禹会村遗址是淮河岸边的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较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根据C测定为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遗址的发现对解读《左传》:“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之兴焉以涂山”等历史记载提供了强力支撑,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对研究古淮夷文化、大禹治水以及夏王朝的建立等一系列历史学和考古学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考古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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