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杀气最重的诗是哪一首?是谁写的有什么背景?
我国古代有很多的古诗，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类型，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因为诗人当时写诗时候的经历、心境都很不一样，所以写出来的诗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下这些不同的古诗当中，是否有杀气最重的一首诗呢?古代杀气最重的一首诗是什么，究竟是谁写的呢?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诗，当时是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呢?
一个人若有大仇不能报，心头大恨不能平，阴柔者就会口出诅咒，咒语能用多恶毒就用多恶毒，咒仇人不得好死;凶狠者就会公开撂狠话，杀气腾腾、气势汹汹，断言某年某月某日报仇雪恨。
不过，以上情况，多为私人间的恩怨情仇，除了被咒骂、被恐吓一方，其他人不会有太多感觉。
历史上陈琳写《为袁绍檄豫州》，骆宾王写《讨武曌檄》，凌厉峻切、言辞激烈，也不过止使曹操汗出、武曌色变，仅此而已。
明末流寇张献忠，却公开要与天下人为仇敌，写七杀诗，并立碑明志，碑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因为有七个“杀”字，世称“七杀碑”。
关于这通石碑，上世纪三十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曾写《四川张献忠碑屺》(发表于《逸经》专刊第33期)记：“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
又有李受天君写《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发表于《老成都》专刊第21期)记：“有时到少城公园游览，在柳树回绕的荷花池畔，有民众教育馆陈列室，主楼两侧右一栋平房为兵器室，左侧平房为金石文物展览，有明末清初大西农民首领张献忠所书的七杀碑，碑高约一米，碑面好像涂过墨，石刻字迹已经开始风化，碑文竖书两小行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第三行为七个碗大的张脚舞手的‘杀’字……”
立碑之外，张献忠还作“七杀诗”，全诗为：
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善可报天。
不知蝗蠹遍天下，苦尽苍生尽王臣。
人之生矣有贵贱，贵人长为天恩眷。
人生富贵总由天，草民之穷由天谴。
忽有狂徒夜磨刀，帝星飘摇荧惑高。
翻天覆地从今始，杀人何须惜手劳。
不忠之人曰可杀!不孝之人曰可杀!
不仁之人曰可杀!不义之人曰可杀!
不礼不智不信人，大西王曰杀杀杀!
我生不为逐鹿来，都门懒筑黄金台，
状元百官都如狗，总是刀下觳觫材。
传令麾下四王子，破城不须封刀匕。
山头代天树此碑，逆天之人立死跪亦死!
所谓言为心声，七杀诗杀气滔天，“天杀星”张献忠杀人、恨人之心，狰狞毕现。
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张献忠入川，原本物力丰饶天府之国登时变为百里无烟的狼奔豕突之地。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清康熙二十四年，人口更是少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
有人认为，张献忠是李逵一类粗人，大字不识一箩筐，哪能写诗?是，张献忠为人低俗残暴，语言粗野，现在有一道据说是他制止部将刘进忠进攻汉中的“圣旨”，里面是这样写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毛!’钦此。”
计六奇《明季南略.张献忠乱蜀始末》中也有记，1645年，张献忠要娶原崇祯朝阁臣陈演之女为皇后，礼部送来册封皇后的诸多礼仪。张献忠不耐烦，破口就骂：“皇后何必仪注?只要咱老子毬头硬，养得她快活，便是一块皇后矣，要许多仪注何用?!”
谁此污秽不堪的语言，谁不相信张献忠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大粗?!但这个老大粗却也曾读过书，爱附庸风雅，爱舞文弄墨。
张献忠本人曾非常认真对一个读书人说过，自己也是读书未成，屡次落第，这才投军的，先是投到洪承畴标下吃粮，还到辽东打过后金，后来在中牟县领着黄虎起事，播乱人世。
张献忠并非瞎说，徐鼐《小腆纪年附考》记，1643年张献忠攻陷蕲州，纵兵大杀。前任陇右道李新寻父亲死于乱军之中。李新寻父尸体不得，大骂张献忠。张献忠七窍生烟，杀了李新，亲手在蕲州驿墙壁上题的一首悼诗。
顾景星的《白茅堂集》收录了此诗，诗云：山前山后皆出松，地平平地柳成阴。桃李笑柳柳笑松，千秋万古还是松。
落款是：关西张秉吾题吊李新。诗作水平与“七杀诗”是一样的。
法教士利义思和安义思的《圣教入川记》也收录有张献忠另一首诗：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诗是歪诗，却充分显示出了张献忠不但识字，还喜欢吟诗的特点。
彭遵泗《罗碧》记，张献忠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政权，初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并开科取士，改八股为策论。张献忠自己写了一篇《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颁发学宫，供士子学习。
此外，张献忠还经常有一句口头禅挂在嘴边：“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
所以，“七杀碑”和“七杀诗”出自张献忠之手并无可怪之处。
“七杀碑”和“七杀诗”暴露出张献忠的变态心理：他把自己比喻为天，厌恶和仇恨天下一切人。
张献忠死后，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领余部出蜀，遭到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投书指责，书云：“自入蚕丛，荆棘塞道，万里烟绝，一望凄凉。茂草荒林，惟有马迹，狐游虎逐，罕见人踪。间存一二遗黎，又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刖足剁手，如游异域。忽睹罗刹形不类人。喘延余息，备询厥故，始知令先君(张献忠)之造福于川，盖功德若此其惨毒也。乃曾不旋踵而令先君(张献忠)身首异处，尸饱馋鸦，可见天之所报，人之所为，已足昭鉴。公等碌碌，犹尚不悛。欲挟令以欺天，逞前奸之故，智词多悖，碜煮实险。深窃揣中藏，岂以皮王视我也。尚修邻好，奉教有期。如云会猎岷峨，则水路可通舟揖，陆路可容车马，弟惟有叉手瞠目而听之矣。”
孙可望、李定国二人读李乾德书，惶然不知所对。
张献忠为何如此嗜杀?张献忠多次跟身边人说自己杀人，这是受了上天指使。《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
其实，鲁迅在《晨凉漫笔》中有深刻分析过其杀人原因：“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杀之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
这就是张献忠残暴嗜杀的根源，并非缘于简单的愚昧、野蛮的兽性，而在于精神分裂和过度变态后泯灭了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