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打了五场战争,这五场战争让他们明白了什么?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已经打了总计5场战争。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有西南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大概每隔十年，日本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战争。这表明近代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以战争为发展驱动力的军国主义国家，它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日本近代发动的这五场战争各有特点，并不雷同：首先，促使其发动战争的动机皆不相同;其次，战争结果给日本带来的教训也截然不同。总得来说，五场战争作为一个整体，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从诞生到毁灭的全过程。
西南战争：旧*的完结与现代技术的普及公元1877年(明治十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日本近代史的第一大拐点。自明治维新开始积攒的国内矛盾，于此役全面爆发。由于明治新*意欲跟封建制度一刀两断，从而实现近代化，所以支持旧时社会的下层精英不断受到打击，这群下层武士对明治*十分不满，最终引发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后一次国内武装冲突——西南战争。
但由于明治集权*已经开始运作，且幕府末期的乱局早已得到控制，下层武士集团根本无法和明治*对抗，最终，武士首领西乡隆盛死亡后，坚决抵制“废藩置县”政策的鹿儿岛向明治*投降，至此，西南战争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日本旧*的完结，新制度通行全国，明治维新的阶段性目标达成。
在这场战争中，明治*通过征兵制招募的国民兵战斗力强悍，打败了旧*的武士，所有人都叹服新式军队的强大，从此，日本开始了迈向近代化的军事改革。由于军事的需求，电报、现代邮政等通讯技术迅猛发展，那些军事技术慢慢实现了“军转民”，使整个日本社会完成了现代技术的普及。
然而，西南战争的内耗，也让经济状况不佳的明治*陷入财政困境，随着通货膨胀以及贸易赤字的扩大，明治*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情况，最终，负责财政的大隈重信*，日本政客为了弥合分裂，将目光瞄准了朝鲜和中国。
为了获得东亚地区的霸权和经济主导权，日本于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这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正式对外战争。对日本来说，此战不仅事关国运前途，更是完全脱离中华文明影响的契机。17世纪明朝灭亡后，日本内部兴起了“国学”，日本学者研究本国古代典籍和历史，企图从中找到日本文化的定位，这场“国学”运动，让日本人意识到“日本”是一个独立文明，并开始反思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19世纪末，由于清廷的“洋务运动”步履维艰，没有完成近代化，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率先实现了近代化，日本人找回了面对中国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希望藉由甲午战争与清廷一决雌雄，通过胜利彻底摆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
在甲午战争战前，日本人的国家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纷纷慷慨解囊购买日本*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的国债，最终募集到的战争经费远远超过预期。过去对国家和民族没有归属感的群众，忽然觉醒了，具备了作为*民的自觉性。原本只是概念的国家，借着甲午战争的备战，成为了现实，最终，日本打败了清廷，又夯实了这股国民意识。
可以说，*民意识的觉醒，是甲午战争的最大成果，同时，也宣告日本正式拥有了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
战胜了衰落的清帝国，日本获得了强烈的自信，于是将下一个战争目标瞄准了沙俄帝国。沙俄企图染指远东，这是自认为东亚霸主的日本所不能容忍的挑衅，于是日本和沙俄在1904年爆发了军事冲突，这就是日俄战争。
这场战争的胜利对日本影响巨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发起了全国总动员，战争主体不再依赖贵族和佣兵，军国主义战争*建成。
其次，机枪、火炮、军舰等近代兵器成为了日军的标配，增强了日军的战斗力。
最后，日俄战争改变了东亚秩序格局，使日本的战争野心再次膨胀。
日俄战争中，日军战死85000人，伤者约153500人。当时日本全国人口不过4000多万人，伤者竟占总人口的0.3%。日本伤兵回归社会后，成为了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同时，日本人也认识到，通过战争获得的权益太过诱人，无数人憧憬新的战争，不自觉的成为了军国主义的一份子。
此时，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反战的声音，如内村鉴三、幸德秋水等学者，认为战争给日本带来太多伤害，应当停止，然而，*内的军国主义情绪高涨，反战的声音从一开始就被忽略了。
日本学者片山庆隆，在《日俄战争与报纸》书中表示，日俄战争的一大创新，就是媒体变得重要起来。报纸上的新闻，尤其是前线的战报，有意地将日本的命运与战争胜负捆绑在一起，煽动日本人的国家情绪，从而让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片山庆隆举例说，以前，报纸通常只会放在阅报所，群众需要付费阅读。日俄战争发生后，日本人每家每户主动订阅报纸，以了解前线的战况。最终，借着战胜沙俄的喜悦，日本人的自信心再一次提升，同时，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沸腾了起来，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准备好了另一场战争。
1914年，欧洲各国陷入混战，列强们无暇东顾，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开始谋划称霸亚洲的计划。
日本作家千叶功，在《旧外交的形成》一书中表示，最开始，作为日本盟国的英国，并不希望日本参战，并向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言明了态度。英国此举，是考虑到日本趁欧洲战乱，独自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会损害英国利益。后来，随着欧洲战况恶化，英国改变态度，力主日本参战，但日本方面超出英方的要求，露出扩大战争范围的意图，希望通过战争获取更多权益，于是英国又撤回了要求。
日本此时由大隈重信领导内阁，因为反对他的人太多，所以他采取积极的战争态度，希望借助军国主义的*获得全国的支持。然而，日军元老山县有朋考虑到跟德国的关系，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持消极态度。大隈重信担心山县有朋会动摇他的内阁的威信，于是开始独断专行，不向元老呈报外交情报，直接推行自己的政策。著名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就在此时产生。
大隈重信此举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使得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严重不满。结果，日本与盟国英国关系恶化，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并没有捞到额外收益。日本对国际秩序严重失望，认为只有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从而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军国主义氛围达到顶点。
1931年，在国内军国主义情绪的裹胁下，日本攻击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提前将中国拉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后，日本又于1941年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宣告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日本为了应付同时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三个战场作战的局面，只能不断压榨国内战争潜力，最终，油尽灯枯的日本战败。
在反思日本战败的研究中，日本学者辻清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看法，他在《日本官僚制研究》中表示，日本发动战争，乃至最终战败，一个隐藏的原因是明治宪法*的局限，这个*当初为了保护天皇权力，制衡内阁总理大臣，所以将“均衡”看得比“效率”重要，整个制度呈现一种“二元决策”的影子，即天皇和内阁总理大臣都有权力指导国事。因此，这个*无法灵活、果断地进行决策，遇到紧急事件，容易造成管理失序。同时，日本内阁由于控制力有限，无法压制愈演愈烈的军国主义狂潮，反而只能借助军国主义情绪稳定自己的统治。
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卫文麿的下野。近卫文麿出身高级贵族，在民间拥有极高声望，他在1937年、1940年、1941年三度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但因为各方掣肘，无力解决内外矛盾，最终黯然下野。他的经历说明了明治宪法*的极限。
近卫文麿的失败，象征着明治宪法*——这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天皇主导下的权力分立*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虽然看上去十分“近代”，但它本质上还有封建时代的影子，它要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元老勋贵们的支持下才能发挥作用，跟现代政治*格格不入，不仅有违共和精神，效率也极其低下。面对失控的军国主义狂潮，无法合理压制，只能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到了战后，经过外力的干涉，日本将天皇的影响排除出政治范畴，新宪法明确规定议院内阁只需对国会负责，以及内阁总理大臣拥有国务大臣的任免权，从而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内阁不再需要军国主义为自己撑腰，自然切断了军国主义复辟的可能。
从西南战争，一直到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五场动机不同的战争，使得日本促成了旧*的完结，实现了国民意识的觉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然而，他们也让军国主义的幽灵肆意地在国土上蔓延，悍然侵略别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历史影响。
从1877年到1945年，在68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国主义狂潮给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他们自己也吞下了战争的苦果。发动不义的战争，最终只能接受正义的惩罚。希望现代化的日本正视历史，反思在军国主义上所犯的错误，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