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借鉴*大学最需要的是办学制度
2010年,校长朱青石在给学生和家长的公开信中说:“参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一步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2011年,协助HKUST的三名HKUST教授“逃跑”。朱庆时总裁也调整了HKUST的定位。他说:“我们应该让HKUST成为像加州理工学院一样的创新研究型大学。”最近,朱校长提到:“如果我们展望未来,我希望南方科技大学像斯坦福大学一样,不仅成为高科技的研究者,而且成为深圳、广东甚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作为一所新成立的大学,在它成立的地方找到学校的定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HKUST来说,无论是想先“模仿”HKUST,还是想后来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都没有必要在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情况下去思考它。对于外国大学,中国的大学需要向它们学习,但它们“带来的”不是学校的外部,而是最基本的办学*。
早在2007年,深圳就提出要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经验,经过15年的努力,力争将其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科技研究型大学。这一提法一直持续到2011年初。深圳之所以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作为参照,是因为它的地理距离很近,而香港科技大学的迅速崛起,也符合中国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期望。本来,如果深圳能够充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消除HKUST“落地”的阻力,HKUST的许多“风波”基本上就不会发生。首先,深圳可以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由香港首先制订大学的章程,再由香港科技大学制订南方科技大学的章程,以厘清*与学校的权责界限。第二,根据大学章程,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大学的重大战略决策,包括公开选举校长和确定大学的发展方向。第三,应赋予学校充分的办学权力,促进学术自主和教授管理。
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所以南方科技大学出现了“混乱”。事实上,当深圳宣布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时,深圳是有意按照上述路径成立南方科技大学的。当地*官员曾公开表示,他们将通过深圳人大颁布南方科技大学的条例,但这尚未成为现实。只是在去年年中,《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才出台。由于南方科技大学没有章程,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公开选拔基本上由*部门主导。南方科技大学第一届理事会,所有成员由*任命;因此,HKUST没有办学自主权。由于南方科技大学没有有效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向香港科技大学学习注定要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HKUST向其他外国大学学习更像是一句“口号”。通过这些几乎每年都在变化的“口号”,公众甚至可以感受到朱庆时总统的无奈。一方面,这些口号给人的印象是,朱主席指的是深圳市*,特别是最近的提法,即“不仅是一个高科技的研究员,而且成为深圳市,广东省,甚至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办学的角度来看,为了建立自己的特色,一所学校必须首先保持其独立性,并考虑太多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这很可能使大学陷入功利主义。近年来,斯坦福大学也开始反思。很多人认为学校不重视通识教育,商业气息太浓。
另一方面,把大学建成“中国的某某大学”,如东方的哈佛大学、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等,一直是我国*官员和学校领导的目标。本世纪初,我国许多大学都列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其他大学完全是根据外国大学的“形状”建造的。例如,在大学旁边建了一个科学园区,用来建设中国的“硅谷”和“128号高速公路”。学校内部也根据相关大学设立学科。然而,这只是类似于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是神圣的。
只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才能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和独特的办学特色。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经验。中国大学发展的难点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最关键的环节是*部门必须改变传统的办学方式,真正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
可以说,深圳和我国其他各级*部门对此还没有准备好。根据现代大学制度,公立学校将真正成为“公立学校”。*有责任投资,但不能直接参与办学,不能直接任命校长,必须通过大学理事会公开选拔。不允许指导学校设立任何学科或专业。这是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如果*部门不作出上述改变,我们的大学就不会有突破性的办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口号”和“舌尖”。(原题:向国外大学学习是最需要“拿来”的办学*)
熊丙奇(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