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洪仁辉事件引起强烈轰动

乾隆二十四年，即1759年7月19日，一艘在天津上岸的英国商船，引来了当地百姓们的纷纷围观。英国人上岸的时候，港口上就聚起了好几百看热闹的百姓，看到金发碧眼的英国人，围观群众们更是发出惊呼，甚至还有好事者伸出手来，想摸摸这群洋人的头发。场面十分热闹。

但几天以后，这一番在天津引起轰动的“洋人来访”事件，却把皇宫里的乾隆皇帝气的暴跳如雷。因为这群英国人，既不是来访的外国使团，更不是来做买卖的，相反却是来找乾隆皇帝告状的：状告广东海关官员们贪赃枉法，对这些英国商人们巧立名目勒索，请求乾隆皇帝为他们做主！

这桩引发轰动的“英国人维权”事件，就是洪仁辉案！

一：英国商人要维权

作为此时欧洲强国英国的商人，来中国做趟买卖，怎么就要闹着维权了？说起来，这真是一肚子苦水。

大清朝的一个风格，就是闭关锁国。但具体执行起来，也不是全“锁”，作为贸易口岸的广州，自十八世纪起，外贸就越发红火，但毛病也越发多，当地的海关官员贪婪无比，对英国商人们各种敲诈勒索。半官半商性质的“十三行”，做生意更严重不讲诚信，拖欠货款都成了常事。忍够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干脆驾船往北开，非要在广州做生意？别的地方不行？没想到开到宁波后更惨，货都叫当地*扣了！

这下英国人悲愤了：在广州挨宰，去别的地方就挨查，大清朝这还让人活不？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仁辉，当然这洪仁辉是他的中文名，英文名叫James Flint，却是琢磨琢磨明白了：这是清朝的官员们贪污腐败，瞒着他们的皇帝欺负我们，只要咱们去找乾隆皇帝喊冤，正义就一定能得到伸张。于是说干就干，驾着船就奔着北边来了。

当然，要单纯为喊个冤，当然没必要闹这么大动静。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也在下一盘比较大的棋：希望能够说服乾隆皇帝改变贸易禁令，多开通商口岸，这样也就方便了英国商人继续发财，大家双赢不是最好？

为了这个伟大目标，东印度公司也下了血本，特意给洪仁辉准备了一艘七吨重的三桅快船，结实耐用速度快，而且取名叫“成功号”——维权行动，一定成功。

过程也是相当折腾，一开始开到浙江定海海面，就被清军水师给逮住了，然后又甩开清军水师，削尖了脑袋往北开，终于到达了天津海面，又咬牙送给天津知府灵毓两千块银元，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被灵毓接到岸上，安置在庙里居住，那份写满了他们冤屈与期待的告状信，也经过层层传递送到乾隆皇帝手里，也如他们所愿，立刻引发了乾隆皇帝的震怒——都叫洋人跑到天津喊冤了，搁谁谁不怒！

于是，7月29日，在天津望眼欲穿的洪仁辉，终于得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乾隆派来的官员请他回广州参加会审，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也雄赳赳南下广州了，且高调表示要追查到底。正义战胜邪恶的给力剧情，眼看就要到来了。

二：啼笑皆非的判决

满怀着伸张正义的期待，洪仁辉一行人离开天津回到了广州，新任两广总督李侍尧也高调开庭，会同各级文武百官查办此案。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一来二去就审清楚了。长期欺负英国商人的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查办，各级吃拿卡要的海关门吏们，也是打的打关的关。处理相当严肃。

而对这些蒙冤的英国商人们，大清朝当然也没忘了安慰一下：以前海关的各种不合法收费，核查之后也大量减免。当然这减免，也是嘴上说说，其实是“合并核算”，也就是换个说法继续收。有一部分税倒是真免了——英国人自己带的消费品和日用品，从此以后不用收税了。

如果说这几个判决，还算是伸张正义，那么接下来，英国人就蒙圈了：李侍尧到来后，真正花力气查的，竟然不是这几个贪官，而是帮助洪仁辉告状的几个中国人。帮洪仁辉写状子奔走的百姓刘亚匾以及安徽商人汪凤仪纷纷入狱，刘亚匾被杀头，汪凤仪也打了六十杖后流放。罪名只有一个：汉奸罪！

洪仁辉这下蒙圈了：侵犯我们权益的官员，你们就是革职查办，帮助我们维权的中国人，倒是说打就打说杀就杀，什么情况？

还没等英国人缓过来，更严厉的决定也下来了：英国人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诉求全数驳回，愿做生意就在广州做，不愿做就滚蛋！洪仁辉还想申辩两句，却接着被如狼似虎的兵丁抓走：最后要严办这个叫洪仁辉的，此人跑去天津告状，情节十分可恶，抓到澳门关三年后驱逐出境。

所有的一切，叫凉水浇头的英国人瞬间明白了：这坑爹的闭关锁国政策，根本就不是哪个官员胆大包天瞒着乾隆胡来，就是乾隆皇帝一意孤行，强推这坑爹政策。

就在英国人连连哀叹的时候，趁热打铁的李侍尧，更出台了一个叫他们抓狂的规定：《防范外夷规条》。也就是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准在广州过冬，不准和内地人私下接触，只准和官府允许的行商贸易（挨宰就认倒霉）。还要定期接受清朝水师的检查。也就是说，洪仁辉维权之前，英国人总算还有一点的特权，这一场维权之后，全被清王朝剥了个精光。

如果说清朝海关的贪婪，只是丢脸到乾隆跟前，那么乾隆的这番处置，可以说是丢脸到国外。一个古老帝国的自大封闭，几乎展现给全世界。

不过，这个荒唐判决里，也带来一个副作用——方便了澳门赚钱。

三：意外获利的澳门

乾隆年间的澳门，还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只能算是葡萄牙的租借地，进入清朝以后，随着广州的红火，澳门原本已经十分衰败。但这《防范外夷规条》一出，穷了好些年的澳门，却是瞬间盼来了商机。

因为在清王朝这个坑爹判决里，英国商人从此不能在广州过冬，可海上风大浪大，总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葡萄牙租借的澳门，就成了英国人的首选，大批商人蜂拥而去，纷纷在澳门租房盖楼。就连英国的对华商务监督，也都把办公地点设在了澳门。

而澳门的经济，也迅速的红火起来，原本清冷的港口上，从此至十九世纪的一百多年里，常年都是商船云集，这个中国东南的繁荣港口，从此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追根溯源的话，确实得“感谢”乾隆。

“感谢”之外，却更是无尽的辛酸：那个海外贸易红红火火的航海时代，就因为乾隆的昏聩，导致近代门槛前的中国，最终无情擦肩而过，迎来落后挨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