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1、简介

《文心雕龙》是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3.7万多字。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刘勰“博通经纶”，“长于佛理”，熟谙印度因明之学，深受魏晋玄学影响，对前人的理论作出了严密系统的总结。

齐梁时代，“文”的范围宽泛,包括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几乎涵括经史于全部典籍。但齐勰着重研究诗赋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鉴赏规律。全书起始从哲学上探讨诗文起源问题，认为“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而天地之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而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把诗文的起源提到了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视为“与天地并生”的合规律的必然现象，反映了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地位提高的倾向。

2、基本内容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相继对文章*的同异提出了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不乏细致，中肯以至精辟的见解。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就是如此。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版本和注释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3、特点

《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一书版本种类较多，影响较大者为清人黄叔琳的辑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注本较为完善。

4、作品价值

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著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著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