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
舒芜，男，1922年7月2日生，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1937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1940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中学教师。1944年至1949年，历任国立女子和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1949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1952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致力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丰。2009年8月18日23时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中文名：舒芜
又名：方硅德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安徽桐城
出生日期：1922年7月2
逝世日期：2009.8.18
职：业：现代作家
代表作品：挂剑集
1、人物生平
舒芜
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
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
1937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在该刊发表第一篇作品《及时行乐》，抨击上层人物在抗战中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从此开始文学生涯。1940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
、中学教师。1944年至1949年，历任国立女子和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
1949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1952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近年致力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丰。
1986年退休。
2009年8月18日23时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2、主要作品
挂剑集（杂文集）1947，海燕
说梦录（杂文集）1982，古籍
倾盖集（旧体诗词集）与王以铸等9人合集了，1984，福建人民
挂剑新集（杂文集）1985，花城
毋忘草（杂文集）1986，湖南人民
周作人概观（论文）1986，湖南人民
空白（散文集）1986，北岳
书与现实（书评、序跋、读书随笔合集）1986，三联
从秋水兼葭到春蚕蜡炬（论文集）1987，人文
李白诗选编选，1954，人文
康有为诗文选主编，1958，人文
《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主编，1959，人文
中国近代文论选主编，1959，人文
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刘师培著，校点，1959，人文
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著，校点，1959，人文
饮冰室诗话梁启超著，校点，1959，人文
舒芜集（共八卷），2001，河北人民
舒芜口述自传，许福芦笔录，2002，中国社会科学
3、成就争议
舒芜
但有人也指出舒芜在胡风事件中主动“反戈一击”，永远是其历史的尴尬。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
《彭小莲：因为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站立着》：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的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置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么，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须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届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组，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词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开地狱还有多远？
鲁迅文学馆（北京）馆长孙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抛开胡风事件，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舒芜应该是一位现代文学比较优秀的研究者，特别是他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成绩显著，但他认为舒芜晚年似乎并没有深刻反省过这件往事，甚至显得有所回避。
舒芜先生没有说过胡风以及“胡风分子”是*反*的小集团，舒芜先生的那篇文章是*同志擅自改的。我想这点是必须要澄清的。
4、历史追溯
舒芜出身于安徽桐城的书香门第，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曾得到胡风的大力扶植，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50年代，当时文坛一次次论战，著名人物纷纷表态，无一幸免。在这个过程中，舒芜把胡风写给自己的信交了出去，并层层转到最高*手中，由此，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从而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场文字冤案。也正因此，舒芜被认为是可耻的叛卖者。对舒芜的评价和论争，从“*”后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
胡风于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直在*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对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艺派别。中国*一直把他作为进步作家和朋友，1949年邀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解放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批评进行了反驳。
1955年1月20日，**宣传部向**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曲解了胡风写给*的报告中的原意，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但这里，党和*还是把胡风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粉碎“*”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1988年6月18日，**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
王：你在片子里有没有采访当年首先把胡风私人信件交出来的舒芜？彭（纪录片《红日风暴》导演）：他拒绝采访。他蛮假的一个人，文字不错，人很聪明，但是虚伪。他比较功利，他当年巴结胡风的时候，那时候胡风是鲁迅死后的一个重要人物。但解放后就知道大势已过，已经没胡风的位置了。当然他也没想到把胡风的信交出去后胡风会这么惨。他后来也很悲惨，“*”的时候他夫人被红卫兵拉着头发在地上拖。他不内疚，你去看他《回归五四》的书，都在为自己开脱，说刚解放的时候对*的热爱比较幼稚。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幼稚呢！他就迷惑大家，把自己等同于解放后刚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他之所以活到八十几岁活得很好，因为他灵魂没有叩问。
然而《文汇报》刘绪源在他发表在《读书》杂志2010第十期上的《思想者的知情意》一文中，对舒芜的人格做了充分肯定。他写道：一九九七年春，舒芜先生的《后序》在《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发表，引起轩然大波。此文讲述了他一生的思想经历，对当年写作《论主观》的前因后果叙述甚详，与胡风的关系也说得十分清晰，最为可贵的，是把自己从*夕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转变过程解剖得相当深透。他理出了这样一条转变的主线：从外部看，是随着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看到时间越来越证明当的伟大，从而对自己与党内理论家们（如胡乔木）的分歧开始疑惑起来，正如胡风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给他的回信中说：“嗣兴兄（即路翎）看过你底信，说你好像紧张了起来，急着想找教条救命似的。”从内部看，则是在参加国统区*运动和解放初期的具体工作时，在群众运动的热潮中，革命激情升温，引发了对于过去在书斋里和小圈子里形成的思想的批判性思考，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自觉要求——当然事后冷静地看，那是把思想、文化、艺术全都与政治混为一谈了，是用现实政治的标准裁决一切思想和学术。从外部看，那可以解释为一种害怕，怕被胜利者算旧账，这是他人的判断，却也很可能是当事人的一种潜意识；从内部看，却是一种新生，一种充满希望地迎接新生活的积极姿态。舒芜没有回避这一切，把它们都写入《后序》中了。我以为，从这篇《后序》里，可以读出一个思想者的真实性格，那就是相信自己今日的思想力和判别力，对一切旧账都不含糊待之，而要一一反思清楚，并形诸文字。这一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既是一种天真，也是一种认真，而事实上，也是一种读书人的真诚。
......到了他的晚年，思想又有了发展，他甚至对真理的有无也表示了怀疑，因为谁自认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左右的他人，甚至左右一个民族，这是另一种“以理杀人”，不可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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