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又称壬午军乱、壬午事变、汉城士兵起义，是1882年7月23日（农历壬午年六月初九日）朝鲜发生的一次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性质的武装暴动。朝鲜王朝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为一年多未领到军饷以及对由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别技军的反感，而于1882年7月聚众哗变。大量汉城市民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民愤极大的大臣和一些日本人，并且攻入王宫，推翻了闵妃外戚集团的统治，推戴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这次兵变引发了中国和日本同时出兵干涉，并且很快被中国清朝的军队镇压。

中文名：壬午兵变

外文名：임오군란（壬午軍亂）

别称：壬午军乱、壬午事变

发生时间：1882年7月23日

原因：军饷积欠、反感别技军

1、背景

闵妃（明成皇后）

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并不想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而对外开放也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仓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开放，导致日本开始从各方面渗透和侵略朝鲜。闵妃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官场既如此，朝鲜王室自然是腐败堕落。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后来在壬午兵变被镇压后国王高宗颁布的“罪己纶音”中不得不承认：“玩好是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宫闱不肃，妇寺干泽，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联好各国，乃是时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坦承了当时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的失政。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而且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当有限，不但没有使朝鲜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了对朝鲜的蚕食。日本商人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社会危机。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1879年6月，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时，一路遭到民众投石袭击，狼狈不堪。1882年3月，日本大仓组职员儿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成和东本愿寺的和尚莲元宪诚无视开港条约的规定，擅自到朝鲜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边府游历，结果就遭到朝鲜百姓二三百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遭重伤，莲元则当场身亡。甚至于“岭湖山谷之间，有大伙匪类，蜂屯蚁聚，横行里闾，持兵纵火，上纳钱木，白昼抢夺富村饶户，传檄征索，称曰举义而伐倭，哗然指逆而为忠”。因此，开港后的这种弥漫整个朝鲜社会的仇日心理也成为后来“壬午兵变”爆发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骚动的迹象已经出现，大院君也企图趁机夺权。1881年，大院君的亲信安骥泳密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李载先（大院君庶长子）为王，但事泄失败，李载先被赐死，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然而闵妃集团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依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以致出现了“府库仓廪枵然空虚，百官之颁禄难继，军兵之放料多阙”的状况。到1882年，朝鲜国库空虚，军队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埋下了兵变的种子。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壬午兵变终于酿成了。

2、爆发

19世纪末的朝鲜天灾不断，1882年春季，朝鲜又发生了大旱，又有宫中闹鬼的异象传出，京城内人心惶惶，民间普遍认为是闵妃引进“洋妖”和不守妇道而招致的天谴，并且谣传当年将有兵灾。当时，朝鲜*决定扩充新式军队——别技军，因此缩减了旧式军队的规模，将京军五营军（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缩编为武卫营和壮御营，超过半数的旧式军人*解甲。这本来就引起了旧式军人的不满，而缩编后的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并未得到良好的待遇，由于宣惠厅堂上闵谦镐克扣军饷并中饱私囊，加上连年的旱灾和日本的掠夺性贸易，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与此同时，别技军的装备和待遇却远高于旧式军队之上，而且由日本人充当教官，这又引发了旧式军人的极度反感，憎称其为“倭别技”。武卫营和壮御营充满着怨恨的气氛。

3、经过

7月23日

1882年7月23日（农历壬午年六月九日），以金长孙、柳春万为首的上万名士兵及其眷属麇集汉城郊外的东别营哗变，壬午兵变由此爆发。起初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援救被捕的4名士兵，其方式也是示威和请愿而已。哗变士兵先找到他们的长官——武卫大将李景夏，请求他出面解决此事。李景夏虽然对士兵有所同情，但没有实权，不敢得罪闵家，遂只写了一封陈情书，让他们直接去找闵谦镐。士兵们便携带陈情书前往砖洞闵谦镐家讨要说法。闵谦镐当时不在家，士兵们刚到闵府，就撞见了担任都捧所库直的闵谦镐家仆，又看见闵府内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哗变士兵一时积怨爆发、群情激愤，完全把陈情上诉一事抛到九霄云外，便打死了库吏，冲进闵府大肆破坏。士兵们将闵府的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烧成灰烬，“芳烈闻数里”。此时汉城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兵变当天却下起倾盆大雨，直到第二天黄昏才停。人们都认为这是洗冤的征兆。

闵谦镐家的被砸使“壬午兵变”的事态扩大化。哗变士兵在泄愤之余冷静下来，自知闯下弥天大祸，抢劫了当朝权贵——闵谦镐的府邸，已是罪在不赦；又发现自己以一介兵丁的身份起事，竟然没有靠山，事后一定会被朝廷像屠宰牛羊一样尽数铲除。于是，哗变士兵决定前往并包围云岘宫，请求居住在里面的兴宣大院君予以协助。大院君已经引退了八九年，但仍不断试图干涉政事，这次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准备利用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闵妃手中夺回政权，因此大院君对于如何“引导”兵变和掌握大权可谓是胸有成竹。然而当大院君面对上万名士兵和军眷向他求助时，他却说“吾老矣，国事何知？圣上慈仁，必无他……”云云，并厉声喝退士兵；暗中又召来兵变的发起人金长孙、柳春万等人，授之以“密计”，还派自己的家臣许煜化装成士兵潜入兵变队伍中与金长孙等人一起指挥之。“密计”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士兵从无组织、无计划变得组织有序、计划严密，应该是依大院君之计策而行的。所以，大院君可以说是壬午兵变的催化剂，他的参与如同给士兵一方添加了重重的砝码，注定了闵妃集团的即刻垮台。

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起义。壬午兵变爆发的当天下午，随着反闵排日的情绪被全面点燃，起义士兵和市民先到东别营，占据武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兵分三路展开暴动：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金春永、柳卜万等士兵和其他犯人，以及著名的卫正斥邪派儒生白乐宽，后者由于上疏反对开放政策而被闵妃集团逮捕，救出同袍后起义士兵和市民又顺路捣毁了闵台镐、闵泳翊等外戚权贵以及与日本人有交往的人士的府邸，高呼着“杀光闵氏”的口号；一路袭击别技军军营所在地——下都监，处死日本籍教官堀本礼造，从而使朝鲜*手中唯一能镇压起义士兵的力量被消灭；一路则占领京畿监营，扼制朝鲜*的有生力量，接着与暴动民众一起攻打附近的日本公使馆，“声言将尽屠倭人”。日本公使馆方面在当天下午3时接到别技军军官尹雄烈的信函，通知日方局势大乱，忠告其做好防范准备。日本公使馆要求朝鲜*派兵保护，未果。下午5时许，成千上万的朝鲜军民开始围攻日本公使馆，起义士兵和市民与日本人激战至深夜，他们焚毁了公使馆周围的民房，以断日本人之后路，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烧毁公使馆，与使馆人员28人一路放枪，击毙不少围攻的朝鲜士兵后冲出一条血路，仓皇逃窜。

起义士兵与日本人交战情景

花房一行几经周折，逃到仁川避难，得到仁川府使郑志镕的款待。不料很快兵变波及仁川，当地居民围攻花房一行，迫使其于1882年7月26日乘小船出海逃走。恰在此时花房义质遇到一艘英国测量船“飞鱼”号，花房与舰长熟悉，遂搭乘英国船逃回日本。在兵变过程*有13名日本人被杀死（下都监别技军被攻击时死了7人，花房一行逃跑过程中死了6人），为之后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提供了口实。

7月24日

起初，朝鲜*面临变生肘腋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把这次兵变当作一般的变乱处理，在暴动蔓延时只让武卫大将李景夏再度出面，去晓谕解散，被起义军民轰走；而其派去镇压的一点兵力，竟也全部倒戈，结果使闵妃集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汉城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一日之内全部瘫痪。日本公使馆得不到朝鲜*军的保护，也成为日本后来对朝鲜要求驻军权的借口。

兴宣大院君

1882年7月24日晨，三路起义士兵和市民汇合后大举向汉城王宫进发，准备一举推翻闵妃集团的统治，途中杀掉了前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大院君胞兄）和吏曹参判闵昌植。起义士兵和市民气势高涨，势不可挡，从敦化门攻进了王宫——昌德宫，打死了躲在王宫的金辅铉、闵谦镐等大批闵妃集团官吏，其中闵谦镐连肠子都被打出来，可见民怨之深。起义士兵和市民还攻入后宫，四处追杀闵妃。闵妃在混乱中急忙化装成宫女，在武艺别监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的保护下逃离王宫，藏身于老家骊州郡的亲戚闵泳纬家中。她逃走时得到了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大院君之妻）的协助，府大夫人将四人轿借给闵妃，而在闵妃出宫时，郑义吉等起义士兵掀开四人轿将闵妃拖出，洪在羲急中生智，大呼“此吾妹尚宫也！”终于使闵妃得以逃出生天。权倾朝野的闵妃集团就这样在士兵和市民的怒吼下土崩瓦解，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朝鲜高宗李熙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惊慌失措，*急召大院君入宫随侍，自己避往别殿，并宣布归政于大院君以挽回局面，大院君便与其妻骊兴府大夫人和长子李载冕一起进宫。大院君如愿以偿，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摄政。大院君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宫廷的乱局。此时宫中涌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市民，搜寻闵妃，捕杀官吏，刹那间变得腥风血雨、混乱不堪。大院君先命令士兵撤出宫廷，不料士兵们表示：“中殿（王妃）在，必尽戮我等；死，宁行大事而死，决不敢退！”大院君不得已，马上宣布闵妃已死于乱军中，并发布国丧。他还下令赦免起义士兵和市民，遣散他们出宫，并发给士兵积欠的军饷。起义士兵和市民这才放下武器，从昌德宫撤走。壬午兵变暂时平息下去。

大院君执政后

兴宣大院君再次执政后，全面废除了闵妃集团所实行的开放措施。他首先进行人事调换，罢斥了闵妃集团的余党，起用自己的亲信和申应朝等保守士大夫，释放了因反对开放国门而下狱的郑显德、李晚孙、金平默等官员和儒生。他还让自己的长子李载冕兼任武卫大将、户曹判书、宣惠厅堂上等重要职务，掌握兵权和财政。除了人事的安排外，大院君在夺回权力之后，亦立即着手推行改革以缓解社会危机。他先下令把京城附近郡邑的粮米运往京城，作为军士的俸米及民众的粮食。此后，他又下令严禁私自铸造货币，以维护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他更废除都贾制度，强调人人均须纳税，并将地方物产直接运至汉城，以免各地豪强从中取得非法利益。接着又宣布恢复五营军和三军府，废除别技军，裁撤统理机务衙门等命令。

壬午兵变虽然平息下去，但并未完全结束。随后几日，民间谣传闵泳翊等逃亡在外的闵妃集团残余*纠合褓负商数万人，准备进京洗城。当时“都下大乱，坊民俱勒帕揭竿，冲塞街巷，声言御贼，势如潮涌”。大院君则亲自走出敦化门，安抚汉城百姓，并宣布关闭城门，开放武库，将武器发给大家共同防备。于是士兵和市民又一次武装起来，展开了对闵妃集团的新一轮清洗，不少人被认为是褓负商而死于非命，又有许多闵姓外戚和主张开放政策的官员相继为起义士兵和市民所杀，甚至连进京赶考的举子也被当作褓负商的内应而被杀害，原因仅仅是因为袖子里藏着的应举花名册被认为是褓负商名单。从这个褓负商谣言事件可以看出民心对闵妃的恐惧怨毒和对大院君的支持信服。

与此同时，大院君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闵妃集团成员发下海捕文书，密遣御史到各地探察避难者情况。起义士兵将逃亡官僚的家产没收，并殴打辱骂在汉城设置的闵妃望哭处吊祭的人士。他们还捣毁了城郊附近寺庙，因为这些寺庙被认为是闵妃滥施祈福而挥霍钱财的巢穴。起义士兵也不相信闵妃已死，仍到处搜捕闵妃。闵妃*离开靠近京城的骊州郡，在洪在羲、尹泰骏、闵应植、闵肯植、李容翊等人的护送下向南逃亡到忠州长湖院避难。

4、结果

中日介入

壬午兵变本来是朝鲜的内乱，但因为其引发的排日风潮而使事件极大地复杂化。壬午兵变中日本人的蒙难令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朝野争论不休。花房义质公使逃回日本后，便在报告书中主张武力解决。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认为进军朝鲜的时机已至，要求利用这次事件侵略朝鲜，比如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撰文极力鼓吹讨伐朝鲜，扬言“未达城下之盟不罢休”；而此时日本明治*面对着国内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以及*民权运动的勃兴而倍感威胁，听到朝鲜壬午兵变的消息后一时欣喜若狂，准备以此为契机挑起侵略战争，转嫁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日本*在兵变后发出了戒严令（八·五）和征发令（八·十二），大举扩军备战。但日本*一阵开战*过后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遂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明治天皇的亲自裁决下，决定先派花房义质率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胁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否则便发动对朝战争。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将日本*的各种条件及应对朝鲜的策略详细阐释在一份“机密训令”中，交给花房义质，自己坐镇下关遥控指挥，另有代理陆军卿山县有朋率大军待命。于是，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

花房义质

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但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中国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但由于中国清王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并，所以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中国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在壬午兵变前夕，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清廷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尚在安徽老家，由张树声署理）于1882年8月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及日本出兵的消息和中国也应迅速向朝鲜派出军舰的建议后，立刻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并报告总理衙门，先命令天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驻中国的领选使金允植、问议官鱼允中接洽数次以了解朝鲜国情。金鱼二人都是闵妃集团的官僚，他们得知消息后也很感吃惊，认为一定大院君所指使，便不断在清朝官员面前诋毁大院君，并请求清朝出兵朝鲜*乱，保护国王，推翻大院君政权，同时牵制日本（有说法认为是逃亡中的闵妃密派卞元圭到中国要求金允植等乞援，但此说无直接史料依据，且从时间上看来可能性不大）。于是，张树声一面派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和朝鲜问议官鱼允中搭乘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从天津出发，东渡朝鲜，调查事件；一面则奏请出兵朝鲜，与日本对抗，并镇压乱党。8月7日清廷批准了出兵计划，8月13日决定镇压乱党、平定兵变。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的调查船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仁川，他们通过对日本及朝鲜方面进行侦察，也断定大院君为壬午兵变乱首，并且感到了日本的威胁，因此丁汝昌在1882年8月14日回天津后，带来了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马建忠本人和鱼允中则继续留在朝鲜“观变”）。为了避免日本藉此侵占朝鲜，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天朝”地位，清*终于决定出兵朝鲜，准备以宗主国身份问兵变之罪。1882年8月17日，清*派出的淮军6营约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前赴朝鲜平乱，并于8月20日抵达。随同来的不仅有给吴长庆当向导的朝鲜人金允植，还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中国的风云人物。但中方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便在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与马建忠等会合，并按兵不动，因此日本一度占了先机。

朝日谈判

日本对清廷出兵大为震惊，所以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汉城）”，以速决谈判，避免中国的干涉。1882年8月16日，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约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谈判。大院君虽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入，但由于日本兵临城下，*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国王高宗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日本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派一个中队800人驻汉城保护日本使馆等，并威胁朝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对花房表示不再固执于锁国的同时，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本军。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便于1882年8月22日率日军撤出汉城回到济物浦，以示谈判破裂，他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朝日双方在汉城、仁川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

日军一怒之下的撤退，使清军获得后发制人的机会。1882年8月22日，大院君派人急驰马山浦，邀请马建忠调停朝日冲突。这是因为朝鲜上下“斥和攘夷”的呼声虽一度高涨，但毕竟实力弱小，冷静过后许多朝鲜人对同日本作战感到恐惧，不少士兵甚至开小差，尤其是花房强硬的最后通牒迫使大院君向清朝求援。马建忠意识到压制日军的良机已经到来，便率200名清兵星夜兼程赶赴汉城，“居中调停”。8月23日下午到达汉城，受到朝鲜官民的热烈欢迎。马建忠来到汉城后一方面前往仁川与花房接洽，以期缓和局势，并在推翻大院君政权的问题上与日方达成默契；一方面在汉城与大院君会谈，以摸清其态度。清廷及马建忠原本就在金允植、鱼允中的引导下将大院君定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使人，又在与大院君笔谈的过程中发现其严拒日本的态度，因而马建忠为了避免与日方冲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除掉和谈障碍——大院君的想法。

平定兵变

随着马建忠进入汉城，吴长庆所部的淮军六营共计3000清军也开拔汉城，并于1882年8月25日下午抢先日军入驻汉城郊外，中国遂居于主动地位。马建忠与吴长庆、丁汝昌以及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赵宁夏等人共同定下了捉拿大院君到中国的计划。吴长庆等先拜访了大院君府邸——云岘宫，对其“好言诱之”，使大院君消除对清朝的戒心；然后等到1882年8月26日（七月十三日）下午大院君回访清军大营时，吴长庆便令兵士将其逮捕，将大院君强行塞进轿子后运到清军“登瀛洲”军舰上，立刻送往中国天津，等候发落。这天夜里，清军控制了汉城四大门和王宫内外，维持城内治安，翌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宣称“今年六月之变……顷者变告上闻，道路流传，皆言尔国太公（大院君）寔知其事。皇帝用是赫然震怒，念尔国太公既知其事，必能得其主名……今统领北洋水师丁军门暂与国太公航海诣阙，处人骨肉之间，全恩严义，我大皇帝自有权衡，必不于尔国太公有所深责，但举动仓卒，恐尔上下臣民未谕斯意，妄生疑惧，以元代执高丽忠宣、忠惠为例，大负乎圣意之高深。”清军逮捕大院君，表面上是因为他是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争取和平的结局。就这样，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经历了33天就烟消云散了。随后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的审问，并被押往直隶保定府软禁，1885年才释放回朝鲜。

当时的驻朝清军

随着大院君的被捕，剿灭起义士兵、镇压壬午兵变成为清军下一步的计划。1882年8月28日，清军前敌营务处帮办袁世凯用欺骗和威胁手段逮捕了大院君长子李载冕。8月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率清军攻打汉城东郊的往十里、梨泰院（旧式军人及眷属聚居地），抓获了170多名参与兵变的士兵，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但金长孙、柳春万等兵变领导者逃脱。在日本的督促下，金长孙等人很快被朝鲜*抓获。李会正、郑显德、赵采夏、许煜、张顺吉、白乐宽等大院君派系的官员和儒生被赐死或问斩，金长孙、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洪千石、许氏同、尹尚龙、郑双吉等8名兵变“魁首”被判处大逆不道之罪而凌迟处死，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带头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人的汉城市民在慕华馆前被斩首。另外金春永等人虽然侥幸逃走，成为云岘宫的家臣，但在3年后朝鲜*查出并杀死。

闵妃在逃跑后就秘密透过李容翊、沈相薰等人联络高宗，告知她还活着的消息，到兵变被清军平定后，闵妃的“国丧”宣告取消，将她迎回宫也提上议事日程。1882年9月6日（七月二十五日），陈云龙、吴长纯二将率领100余名清兵和高宗派遣的领议政洪淳穆一起前往忠州长湖院奉迎闵妃回宫，9月8日到忠州长湖院，1882年9月12日闵妃回汉城。闵妃回宫后，护送她避难的人全部飞黄腾达，闵氏家族的气焰较从前更盛，而闵妃从忠州带来的一名姓李的巫婆则被封为真灵君（自称关帝之女，因准确预测闵妃还宫时间而被宠幸），成为宫中祸福吉凶的发言人。总之，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

5、影响

1882年壬午兵变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壬午兵变以士兵和市民阶层为主体，规模浩大，来势猛烈，1天之内迅速推翻了封建统治集团。但由于起义队伍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因而起义缺乏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从根本上导致其失败；起义士兵并未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拥戴了另一个封建统治者执政，幻想由此获得解放；而且兵变盲目排外，拒绝改革，并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再加上反动*和外国军队的强大，壬午兵变只持续了1个月便在清军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它推翻闵妃集团、驱逐外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使其加重。但它仍然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并种下后来甲午农民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远因。

壬午兵变还从客观上促进了朝鲜的近代化，初步唤起了朝鲜民族的觉醒。壬午兵变是朝鲜政局的一次大重组，朝鲜虽仍由闵妃集团掌控，但已发生较大变化，保守*由于壬午兵变的失败而被打压，朝鲜社会在兵变后由封闭进一步走向开放，主张朝鲜近代化的开化党亦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并引发了1884年的“甲申政变”。朝鲜高宗也在兵变后下旨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宣布他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在清朝洋务派的主导下，朝鲜开始了渐进式的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这些都可以说是壬午兵变间接对历史起到的推动作用，因此壬午兵变是朝鲜由传统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的关键性事件。

6、评价

韩国史学界则对壬午兵变的评价并不是那么高，因而对这一事件的称呼沿袭了带有贬义的“壬午军乱”（임오군란）。韩国史学界的主流将壬午兵变作为“开化与守旧的冲突”之一环。代表韩国官方观点的《韩国史》写道：“壬午军乱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底层民众展开的抗争，因此暂时的政权更迭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壬午军乱对当时朝鲜所处的国际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也是政治史上的重要的事件。”并指出：“城市下层民众的抵抗运动并没有发展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变革运动，而只是停留在依赖保守的大院君政权的层面上。与提出新的近代的理念与改革案的运动相比，（壬午军乱）只在破坏中世社会*方向上发挥了作用，并显示出短时间推翻政权的强硬的力量；与近代社会*形成的契机相比，（壬午军乱）只是促进中世社会*崩溃、解体的运动。”韩国历史学家李泰镇则认为壬午军乱打断了高宗推进的开化政策，“军乱的漩涡中兴奋的军人火烧了日本公使馆，乘这个机会日本对朝鲜实行强压政策。……中国以搜捕主谋为由派遣军队，实际上它不想让逃出其影响圈，反而要使朝鲜成为中国的属邦。军乱造成了一下子多出两三个甚至更多敌人的非常困难的局面，这与君主高宗和辅佐他的官僚们的期待完全不同。”朝鲜和韩国之所以会对“壬午兵变”有这种不同的评价，是因为朝鲜是站在革命史观的立场，而韩国则是从现代化史观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日本最初称这次事件为“朝鲜事变”，后来由于朝鲜的变乱实在太多而改称“壬午事变”。日本认为壬午兵变不仅是朝鲜政权的内斗，更是一次类似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排外*，严重侵犯了日本的尊严，亦是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用兵之始。现今日本对此事件评价较为中肯。堀本礼造、铃木金太郎等13名被朝鲜起义士兵和市民所杀的日本人被供奉入靖国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