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会计教育、研究和实务

推动有助于会计学术研究在资本市场发展中继续发挥关键和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大量问题困扰着会计职业。有人可能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失常现象而非系统问题,只是由于资本市场上的投机活动、监管者的监督不力以及会计职业本身的某些问题才使情况变得严重。然而,本文认为,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应该被看作是对会计教育工作者和学者们敲响的警钟。这种警钟尤其与新兴经济相关,因为会计职业和会计学术界有机会在新兴经济资本市场发展和会计监管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课堂上对职业道德的日益关注是值得提倡的,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作好准备去面对比以前更为复杂的世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赋予学生专业知识、沟通技能和分析能力,从而在面对变化时能够作出明智的决策,并且帮助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继续提高专业能力。同时,作为会计研究人员,必须摒弃“我们的专业领域和研究范围由经济学、金融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界定”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我们是研究会计问题的,但公众对我们有更进一步的要求,那就是改进后安然时代的商业和会计教育。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中的会计研究人员通过将其学术活动集中于某些会计问题,就有机会对这些国家会计职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重要影响。wwW.11665.cOm

为此应作如下三种相互关联的改变:

(1)本科会计教育的焦点必须彻底改变,成为范围广泛的、文科教育的核心构成部分。

(2)会计教员必须将研究重点从日趋追求纯粹方法转向强调实际效果的模式。

(3)会计课程、会计教员和会计职业界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以增加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课程和群体对社会的影响。

本文主要集中于后两种变化的讨论。虽然很多问题是引自美国,但对于新兴和成长中的经济(如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部分)的会计学术界和会计职业界还是有特别的关联性的。

　尽管美国已经建立了会计学院,但会计教育大部分还是在商学院进行。自从戈登和豪威尔报告(gor don and howell report)(1959年《商业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表以来,美国的商学院因“成为社会科学分支或者应用社会科学分支”,已争取到越来越多的学术信誉。这种对学术信誉的争取,一直推动着商学院的研究

议程,包括某类教员的招募、雇佣与晋级及其教育课程等。在pfeffer and wong(2002)的一篇有争议性的文章中,引用了bailey and ford(1996)的话“商学院在其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热衷于采纳并运用科学范式,即采用精确的标准、控制和可检验的模型。”pfeffer and wong进而提出,商学院“在诸如法律、社会工作、医学、教育、建筑和机械等职业院校中,在它们与将要服务的职业的分离程度上,是具独特性的”。认识到商学院的教员确实从事咨询工作并开展大量的行政教育项目,他们继续指出“所谓独特性,是指使商学院与其它职业学院区别开来的分离程度,即关于进入和退出这个职业或经常从事该职业的教员的比例的差异,以及各职业的课程是否与该职业关切的事务相关或者关联的程度、直接引导学生从事该职业的程度,很多情况下也包括引入实习等实践因素”。

美国20世纪70、80年代会计学院建立的理论依据,某种程度上是会计课程与职业之间的联系与pfef fer and wong(2002)所描述的商学院与其他专业有着根本的不同。有人认为,会计课程与会计职业(那时是以“八大”为代表)是紧密联系的,商学院的会计课程需要保特一定的*度才能有效运作。例如,robert sprouse(1989)认为,独立的会计学院的建立是基于它们“不经其他院系同意就能开设新课程及对课程进行改动;能够建立独特的,不那么苛刻的任命和提拔标准;以及有能力从外部渠道筹集并保留资金以提高薪金、为研究和差旅活动提供更多资金。”同样有人期望,会计硕士的推广和普及将使会计学院类似于法学院或医学院。

会计学院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它们汇集校友的支持,获得了职业界最初的援助,使之至少能够在早期集中精力于课程的修订。然而,这种分离常常意味着会计教员与商学院的其他同事相孤立,使课程修订的视角变狭窄,并且经常与商学院之间发生冲突。当专业会计公司意识到人们需要招募具有广泛而不是狭窄的教育背景学生以后,他们将注意力和资源更多地从会计课程培训转移到商业课程培训。mba项目作为杰出商业项目的出现、商学院的教员(包括会计教员)对在商学院开展会计研究的正统性的持续推动、国际会计公司不断扩展为专业服务公司,以及更好地整合商业和会计课程的需要,都造成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新的会计学院成立。此外,商业内外跨学科研究的需要,加上成本效率的压力,使其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作为本科教育规划中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学院。

一、会计和商业教育的机构设置

因此,美国的会计学院从来没有在主流的研究学院中赢得过关注。进入21世纪后,会计学院发现自己明显地并入了商学院,但同时还在竭力充分利用它们过去曾经与职业界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会计学院不仅要遭受许多对商业教育的批判,同时还要为没能够为进入会计职业的学业提供必要的教育而受到来自职业界的不断非难。而一些批评家的质疑更加剧了这种窘境,它们质疑会计职业的利益是否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如果不协调的话,

会计学者又该如何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所以,有必要为会计学院的未来寻找一种合适的组织和模式,能够让对真正有实际影响的相关会计研究得到繁荣和发展。也许,正如bennis and o'toole建议的那样,在考虑商业(和会计)研究时,需要一种真正的模式上的转变。本文的下一部分深入探讨这种可能性并提供建议。

二、理论研究、会计职业和政策影响

衡量商业或者会计研究对安然事件的具体影响,无论如何都是缺乏实质内容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考虑商业和会计研究的—般影响以及这些研究是否产生了一些政策效果。就会计相关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会计研究和学术成就是否已经关注了审计和其他专业服务问题,这些问题至少应对专业中最终导致审计和道德失败的非常问题进行了预警。可以肯定的是,与自然科学和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会计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是一个相对新生的现象。这种竞相开展研究的动力,是否驱使商业和会计学术界远离曾经或能够有潜力对实践有更强影响的研究?即使现有的研究集中于更及时的专业事件,职业界会接受这些发现吗?会计教员和课程与职业界之间依旧存在的紧密联系会影响研究和传播这些发现时真正独立的能力吗? (一)现有的研究是否在玩追赶式的游戏

会计教员和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搭挡,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努力增加他们研究的精确度和基础性。一些批评者认为,对学术可信度的追求降低了商业和会计研究对实际问题的相关性和影响力。由于会计研究者必须用复合的观点来看待实际会计问题,加上多个社会科学部门的研究方法的采用,迫使他们经常以经济学或者金融学,而不是会计学的范式来定义他们研究的问题。

pfcffer and wong(2002)认为商业研究曾经有一定的影响,但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他们引用的数据显示,“商学院所从事的研究对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只是一般的贡献,即使是与那些非学术人员如新闻记者、咨询师和公司中的人员所做的研究相比”。其他人,如goldberg(1996)认为,对于大学的研究来说,即时效用和对商业问题的实际应用“无论在判断研究质量还是有用性方面都不是很好的标准,甚至可能起反作用、与实际长远利益和商业需要相反。”goldberg指出,大多数商业研究是以争端或需求为动因的,其结果往往是产生有所有权的或者秘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学的研究是出于好奇心或供给的原因,以保证质量和卓越为其自身的目标。尽管如此,在会计方面,zeff(1989)怀疑会计研究者有使用方法学作为质量代名词的倾向,倾向于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而不是注重新发现和对知识的潜在贡献。这一观点主要由bennls and o'toole(2005)在争论时提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主流的b类学校悄然采用了一种不适当的——并且最终弄巧成拙的——学术至上模型。他们评价学校时不是看教员对商业业绩的重要动因有多少理解,而仅仅用他们所做科学研究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来衡量。他们采用了一种使用抽象的金融和经济分析、统计多元回归分析和实验室心理学的科学模型。研究中不乏杰出者,但由于只有极少数是基于真正商业实践的,商业学科研究生教育的中心日益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且与从业者的相关性越来越低。

(二)会计学术研究:有人在听吗

一个关于研究相关性最基本的问题是,是否有人在倾听研究者说了些什么。例如,会计职业和(或者)监管当局能否接纳学术殿堂里进行的研究;研究人员的成果和新发现,即使与职业界和社会的重大问题相关,是否能更广泛地改变实践。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是,或者是不可能给予确定答复的。pfeffer and wong(2002)引用了rigby开展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指出“公司花钱实施的工具或想法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来自学术界;来自学校的则更少,甚至常常被抛弃。”据统计,美国会计学会(aaa)非学术会员的人数正在不断下降。一直以来,美国会计学会中来自实务界的会员都要多于学术界会员。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实务工作者会员人数开始急剧下降,到1979年,实务工作者会员的人数已经少于来自学术界的会员人数。这种下降趋势一直在继续,今天,只有很少的美国会计学会的会员是来自公共会计和管理会计职业。这意味着学术界以外能够收到美国会计学会期刊以及(或者)有直接的途径了解会员的研究情况的个人越来越少,因此减少了使人倾听的机会。

汤姆.戴克曼(tom dyckman)(1989)对问题根源的概括在今天看来仍十分中肯,“许多实务工作者和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抱怨会计学术研究对会计实践没有什么作用,其实多半是他们没有研究恰当的问题(统计上的第三类错误——解决错误的问题)。而当他们研究恰当的问题时,研究又不能被很好地执行。当研究被很好地完成时,却又往往不及时(统计上的第四类错误——解决了正确的问题却因时效已过而于事无补)。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事情被很好地解决,但研究者又聪明地把结果隐藏在一大堆专业术语后面,来保证能够在专业学术期刊上而不是读者中间发表。”

(三)会计学术和会计职业之间的联系程度

从职业方面来看,会计学术和会计职业之间历史上的紧密联系,是为了培训大量的达到准人标准的人员而建立的。从学术方面来看,这一联系是为了获得发展和实施优质教育规划所需的资源和支持。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支持显著地表现在整个国家(甚至在国外)大学中会计教授职位的建立,并且得到了基金会、合伙人和大会计公司的毕业校友的资助。几十年来,很多主要的会计公司都发起了较大规模的研究规划,比如毕马威的“审计中的研究机会”以及对很多单个教员研究计划的支持。会计研究确实得到了很多职业组织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师协会以及内部审计师协会的支持。学术和职业之间的联系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能否更好地利用它们来增加研究的相关性和影响?建立密切的联系是否合适以及需要多大的独立性来保证现有研究的平衡性、具有挑战性以及与社会的相关性?

(四)加强联系、保持独立性、巩固相关性

学术教育机构与其毕业生进入的那些职业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这些年来争论的焦点。正如大学在试图寻找更多资源满足教育和研究成本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一样,他们也要将援助机构从联邦和州*及慈善基金会扩展到公司和职业组织。这些关联在会计、制药、医学以及其它相关职业中已十分普及,在大学中的其他部分,它们也在变得更为普遍。

尽管批评者认为,这样

密切的联系会妨碍有关研究日程的内部决策——这些决策属于教员的独享权限范围,而且更密切的关系还有可能继续发展并因此被继续监控。关键问题是要改变这种联系的实质内容。

会计职业界视为相关的内容不一定获得资本市场或社会上其他普通股东的认同,应该基于这一理解来增加相关会计研究的供给和需求。再一次强调,在新兴经济中,经济增长和繁荣的要求可能会使这些群体之间产生更多冲突,解决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和紧迫。

作为学者,不管如何棘手,都要切实维护学术*以及搜寻和报告事实的能力。保持*探究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也是学术研究保持相关性并且具有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使会计与商业课程规划和教员的奖金保持平衡,同时保持研究的独立性的方法之一,是加强学术组织如美国会计学会、欧洲会计学会、英国会计学会、中国会计学会和其他自律性学术组织的作用。这些组织可以作为单个学者、学术项目以及职业界之间的“缓冲器”,发起和促进那些没有被会计服务公司和职业协会重视而事实上却有着重要社会意义的研究。

通过与会计公司和其他注册登记者签订协议来筹集资金来资助审计独立性的研究,美国会计学会扮演,了票据交换所的角色就是一个例子。不幸的是,美国会计学会表现得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来自实务界成员的缺乏和非学术机构成员人数的持续下降,都使美国会计学会越来越孤立。

另一种方法是增加大学会计课程与会计职业界人员之间的流动。在会计服务公司的提早退休,使退休的合伙人有可能在学术岗位上继续工作10～15年的时间。这些退休的合伙人可以为会计课程带来不同的现实内容,为博士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宣传媒介,帮助教员从公司和职业协会那里获得必要的数据以开展实证研究。在美国已经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大的会计公司经常有一些人具有学术背景或在本国的员工中具有学术资格,如安达信公司的长期合伙人art wyatt,重新购建学术项目和会计服务公司之间高素质人员的流动,对各方都会有利。

有影响力的相关会计研究常常依赖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其中许多都要来自职业界。这种向会计研究者的数据流动,从来没有完全无障碍地进行过,并且现在流动得越来越慢。虽然向学术性会计项目中增加实务界人士能够促进这种流动,但是新的规章和对美国萨班斯法案的法律解释造成很多公司限制将有其审计数据提供给研究者使用。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很难想象研究人员在无法获得相关数据的情况下能够去研究实务界所

面临的问题。美国会计学会2004—2005年度主席jane mutchler(2004)在《会计教育通讯(accounting education news)》中提到:如果我们要与实务界携手合作的话,必须有数据才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提供答案,我希望实务界利用我们的研究能力,为我们提供数据,这样我们才能够提供关键的数据输入。我想如果十年之前可以提供有关审计合伙人薪酬方案的信息,那将会怎样?我愿意设想,我们的研究应该已经指出问题,而且,或许我们已经做到与现在有所不同。

三、新兴经济中的机遇与挑战

会计教育和会计职业在美国、西欧和亚洲部分国家都已确立而不易改变。然而,在新兴经济中,却存在着避免出现本文所提到的问题的重要机遇。更为重要的是,会计和商业教育与研究能够而且应该集中于这些经济和国家的会计职业界所面临的真正的、实际的问题。有关财务报告、披露、资本市场、道德、监管等问题只是最重要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会计教育工作者和职业界必须将工作、教学和研究集中于在这些新兴经济中出现的、商业及有关职业界面临的最为相关和紧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做得不足,将会失去在21世纪的商业和会计学术界占据领先地位的良机。

世界上新兴经济中的商学院以及商业和会计学者不要盲目地追随美国的教学、课程和研究模式。这样意味着抛弃美国建立的传统的任期和奖励制度,认真地质疑是否只有在被认为是权威的会计和商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被认为具有学术价值。这也意味着仿效其他职业院校如医学、牙科、法律的模式,这些院校在发展那些与其职业和它们将要服务的公众特别相关的研究模式和奖学金方面更为成功。最后,这还意味着,借鉴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的学术和职业模式可能是十分有价值的。

我同意bennis和o'toole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2005)所作的声明:在科学方法和知识的其他形式之间的重新平衡尚且与很多教授预期的个人利益相违背,更不用说学术中看起来无法阻止的倾向于专业化的趋势。我们相信,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与招募、提拔、给与终身制任期以及其他学术奖励有关的人事政策。商学院必须创造出自己关于优秀的标准,而不是盲目地跟随贸易院校或传统的学术院系打造的路径。尽管如此,很多商学院的领导者说他们所在的大学正在强迫他们采用与自然学科的研究生院系同样的雇佣和选拔标准。在我们看来,这常常是保持一个机能不良(却很舒服)体系的托辞而已。其他职业院校已经开拓出与他们各式各样的职业相适合的标准,现在商学院也必须有勇气来做同样的事情。

四、结论

会计教育工作者必须为那些被认为进入了一个卓越行业的人提供他们应该得到的教育,不是传授给他们具体的规章,而是传授给他们借以做出合理的、有道德的商业实践和决策行为的真正能力。纯粹基于抽象理论的研究以及纯粹基于应用环境的研究,都不能帮助会计和商业职业人员迎接未来的挑战,对于新兴经济中的人们来说尤为如此。会计学术界,在其他学术界和院校领导的支持下,本身作为经济体中的一部分,

必须将他们的研究努力集中于更有潜力帮助解决更相关和更及时的问题的领域。这是一个困难和复杂的挑战,在这样做的直接动机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它推动全部力量在教学和研究中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然而,如果能够做出这些改变,会计学术界、会计职业界和会计实务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更为紧密但与以往根本不同。这不仅将防止安然事件的再次发生,还将更好地将会计教育和研究与职业界的需要和问题以及社会的要求和期望更广泛地结合起来,并且增加全世界会计教育工作者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确保在新兴经济中的会计学术研究继续扮演并强化他们在本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关键和积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