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取青唐

收取青唐又称河湟之役、王厚收取青唐，是北宋中后期拓边运动的高潮之一。宋哲宗亲政后奉行“绍述”时，王厚“用荐者换礼宾副使、干当熙河公事，并先后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偕王瞻等攻取邈川、青唐。哲宗去世、向太后垂帘听政后，政治局势再一次出现短暂反复，王厚也因所谓“开边”受到政治上的迫害。与之同时，宋廷断然弃掉了元符年间收复的湟、鄯二州。迨徽宗亲政、蔡京主政之后的崇宁年间，宋廷一反向太后主政时所为，重新奉行“绍述”，遂“还厚前秩”，并由童贯监军，命王厚率军重返西北战场。这期间，王厚再次立下显赫战功，再度收复湟、鄯、廓州。

中文名：收取青唐

人物：王厚

性质：拓边运动的高潮

时间：北宋中后期

1、战争背景

熙宁年间王韶在宋神宗、王安石鼎力支持下开启的熙河之役（熙河开边），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战略目的，对吐蕃各部及西夏也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尤其是在开拓疆土方面，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北宋设置了熙河路，并先后收复了河、洮、岷等诸州，取得了重大战果。但与之同时，熙河之役也埋下了隐患。王韶虽然在整个战役进行过程中剿抚并用，但本质上均为民族征服，吐蕃诸部以及西夏方面的反弹在所难免。此外，如前所述，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对拓边一事也始终存在着绝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神宗去世之后，宋廷对外政策及所有军事活动实际上成为反映宋廷内部各派政治*消长沉浮的晴雨表。而王厚取青唐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反复中进行的。

2、战争过程

“元祐更化”时期，实际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彻底否定了熙宁、元丰年间所推行的各项“新法”，也彻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司马光等人标榜以“清静为心，仁惠为政”，一度拟将熙丰年间所获取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全部疆土和军事重镇弃给西夏。尽管此举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的坚决反对，但宋廷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弃掉，而熙河一路则因安焘、孙路、游师雄等人极力反对放弃才勉强得以保存。当其时，“畅习羌事”的王厚也在反对弃地者之列：“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然而，司马光、文彦博等人“斥地与敌”、退避忍让的绥靖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产生了“取轻于外夷”的负面效应。整个元祐八年当中，仅就河湟地区而言，北宋与吐蕃之间的局部拉锯战频有发生。宋哲宗亲政之后，随着元祐之政被彻底否定，“绍述”熙丰政事全面展开，宋廷决定重启河湟之役。

关于宋廷决定出师河湟的原因，诸史所载略有差异。《宋史》王赡本传认为，宋廷出师河湟是因为王赡坐事被夺十一官，“欲以功赎过，乃密画取青唐之策，遣客诣章惇言状。惇下其事于孙路，路以为可取。赡遂引兵趣邈川。”《京口耆旧传·卷·王厚传》称：“绍圣初，上方略请经理西事，遂改武阶，不数年，收复鄯、湟。”另有记载则称：“绍圣中，（王厚）干当熙河公事。会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这些记载似有将北宋出师河湟说成是因个人因素而出现的偶然性事件之嫌。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对出师河湟的原由及过程也有记载，略云：

（元符二年）秋七月，置湟水军。初，吐蕃酋长辖正（即瞎征，音译）、隆赞（同上）争国，于是绰尔结奔河州，说权知州王赡以取青唐。熙河经略司属官王厚乃与赡同画策，遣客诣章惇。惇下其事于经略使孙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发府库，招徕羌人。……既而河南酋长必斯布结以讲朱、一公、错凿、当剽四城来降。赡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许之。……至是，赡等师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趋邈川。孙路知赡狡狯难制，使总营王愍为将，而以赡副之。故其渡河，赡为前锋，愍策应于后。赡将趋邈川，忌愍分其功，绐愍明朝食毕乃发。愍以为诚然。赡夜半忽传发，平明，入邈川。愍徐觉之，整阵而行，日午始至，赡已据府库，舍愍于佛寺。赡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矣。……于是，孙路请建为湟水军。路既怒赡，而愍又以赡据府库事诉于路，故路心右愍而夺赡兵权属之。而赡所请，辄又抑不与，专委愍。至河州，又与同还熙河，而留赡屯邈川也。

综合有关史料、并根据哲宗亲政后的情况判断，王赡、王厚因吐蕃内部出现分裂，利用宋廷“绍述”的有利时机“同献议复故地”，并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决定重新出师，这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与王厚同献议的另一重要当事人王赡（？-1101年），秦州宁远人，也是北宋晚期的一名战将。其父王君万，追随王韶在对吐蕃诸部的战役中屡立奇功。史载王赡“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与王厚一样，也畅习羌事。上引《宋史》的文字因各种原因似对王赡有刻意贬损之嫌；而《京口耆旧传》的记载则过分突出了王厚的作用。

北宋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活动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开，至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宋廷政局再变，诏弃鄯州、湟州“以畀吐蕃”，历时近10个月。宋方从一开始攻城掠地即比较顺利，基本上占据主动地位。“邈川，古湟中之地，部属繁庶，形势险要，南拒河州，东拒兰州，皆二百里”，（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哲宗皇帝卷25）对北宋与吐蕃双方来说，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军于元符二年六月出师。七月，副将王赡领军率先渡过黄河，先下陇朱黑城，顺利攻取邈川。夺取邈川是宋出师后的首战，对以后的战争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此战大捷后，王赡驻军邈川。八月间，吐蕃首领瞎征自青唐脱身来降。吐蕃“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赡遣禆将王咏率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羗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髙永年救之，乃免”。王厚的有力配合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瞎征投降宋军后，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青唐。

九月间，王赡通过激战，占领青唐。宋以青唐为鄯州，以邈川为湟州。元符二年闰九月间，“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贺收复青唐，惇等又升殿贺。知枢宻院曾布宣答。降授内殿承制、熈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王厚为东上閤门副使、知湟州，兼陇右沿边同都廵检使。”在北宋此次经略河湟的所有军事活动中，王厚作为主要将领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因绍圣中即充任勾干当熙河公事的王厚与王赡“同献议复故地”，宋廷才正式启动河湟之役；第二，《宋史》称王厚在此次战役中“降陇拶、瞎征”，与事实稍有出入，但他参加了攻取邈川和青唐的所有战事，并因战功得到了宋廷的嘉奖和擢升；第三，在知湟州任上，王厚与王赡、陇拶、赵怀义等一道在安抚招纳吐蕃首领、构筑城寨以及维护边境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宋军占领鄯州、湟州之后，王厚担任知湟州事，负责管辖和治理湟州，直到哲宗去世后宋廷弃掉鄯、湟才离开此地。

哲宗去世后，“元祐更化”的历史重演，绍圣、元符间开边的将领再次受到排斥与打击。在向太后在权同听政的一年多时间内，宋廷因姚雄论奏王赡、王厚涉嫌贪污府库财物，于元符三年五月，窜王赡于房州，“越明年三月，流赡昌化军，至邓州缢死。王厚郴州安置”。姚雄主要是为了报复王赡，但却正好满足了“旧党”官员的政治需要，王厚也因之受到打击。

建中靖国元年下半年徽宗亲政后，拟改次年为崇宁元年，“绍述”又死而复活。与哲宗亲政时的“绍述”有所不同，徽宗亲政伊始即考虑用兵河湟，收复元符末年弃掉的鄯、湟等州。以资历、战功、才能及对河湟地区的熟悉程度论，王厚当然是率军出征的不二人选。有意思的是，王厚因被遴选为统帅一事与北宋晚期政治史上声名狼藉的几个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史载：立措置边事司，以王厚及内侍童贯领之。上留意西边，尝问知枢宻院蔡卞：“鄯、湟可复否？”曰：“可。”问：“谁可将？”曰：“王厚可为大将，高永年可统兵。”是春，乃以厚为洮西安抚、知河州，令措置招纳。寻令权熙河兰会经略永年为统制官。蔡京又言，童贯顷十使陜右，审五路利害与诸将之能否为甚，大力荐之。遂用李宪故事，命贯为监军，专切往来干当。至是，置司，专命二人主之。赵挺之云，蔡京每以复湟、鄯启迪上，上意向之，京亦知缘边之粮兵未可动，乃劝上多出金帛官爵，厚诱其酋首来降。挺之谓京初不习西事本末，妄以为湟、鄯诸羌亦如沅辰邵之溪洞，贪利畏威，相率归顺。又以为大隆赞既尝至中国，可指呼而用之，不知其大隆赞已据有河南地，岂复肯归汉为匹夫。而都尔伯朗阿克章方为小隆赞谋主，皆不可致，但得其地近汉蕃挨五七人或十数人出汉，乞以白旗立要约，名为招纳而已。然所给散朝廷之金已不可胜计，卒致用兵云。（卷26）其他记载与上述大同小异。

亲政之始，宋徽宗对收复河湟有兴趣，需要找到不辱使命的合适人选；蔡京、蔡卞兄弟虽然“同而不和”，但对任命王厚为大将的看法完全一致；宋廷在王厚出征时需派出监军防范和伺察，童贯对此职兴趣最大；蔡京在钱塘时即与童贯暗通款曲，对童贯怀有感恩之心，因而投桃报李，极力推荐童贯。因为上述各种犬牙交错的奇特关系，却意外地促成王厚与北宋末年著名的“六贼”之一的童贯成为同僚，并最终成功收复河湟，成就了一代名将的功业。

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十二月，宋廷在政治上为开边将领平反昭雪，重新任命王厚、高永年为帅。崇宁二年正月，东上閤门副使、新知岢岚军王厚权发遣河州，兼洮西沿边安抚司公事。三月，王厚率十余万大军进入熙州。六月，王厚正式攻打湟州。战前，王厚进行了周密部署。他说服监军童贯，决定兵分两路夹击湟州。一路由王厚、童贯亲率大军，出安乡关，渡过黄河，直取巴金岭；另一路则由岷州守将高永年为统制官，与权知兰州姚师闵、管勾招纳王厚之弟王端并率兰、岷二州及通远军兵马2万出京玉关。而此时，吐蕃“多罗巴奉怀徳之弟溪赊罗撒谋复国，（赵）怀徳畏逼，奔河南，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朝廷患众羌扇结，命厚安抚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贯偕往。多罗巴知王师且至，集众以拒。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羌备益弛，乃与偏将髙永年异道出。多罗巴三子以数万人分据险，厚进击破杀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罗巴，与俱遁。遂拨湟州”。王厚以功进威州团练使、熙河经略安抚。

湟州一战，王厚战术运用得当，将士勇猛拼杀，这是宋军迅速得手的主要原因。吐蕃多罗巴得知宋兵前来征讨时，也做好了充分准备，但由于王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致多罗巴因有险可守而产生麻痹心理。与之同时，王厚与高永年则出其不意，分兵合击，顺利攻占了湟州。宋军致胜的另一原因，则是王厚对湟州的地理形胜和吐蕃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充分利用了元符间知湟州时留下的政治影响。这从攻打湟州之前王厚在给朝廷的一封奏状中可以清楚看到：

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至熙州，体问得元符弃地之后，诸羌因我城垒，聚粮整备，结集兵众，以为固守之计。又湟州境内巴、金、癿当、把拶宗等处形势险阨，自来羌人负以为固，有一夫当之、万众莫前之说。议者因此多言湟、鄯难复，得亦难守。然厚久已详察羌情状，分离不一，互相窥视，必不能并力同心，保有其地。若奉扬国威，示以恩信，必能瓦解来降，其违命者亦不过一二族，则皆破胆矣。厚先在湟州日，镇抚境内，颇见畏怀，闻厚复来领帅，各已欣赖，间通信息，愿为中国用者甚众。

由王厚此疏可知，尽管“湟州境内巴、金、癿当、把拶宗等处形势险阨”，有“一夫当之、万众莫前之说”，但王厚在战前即有如成竹在胸，故能指挥若定，奋勇拼杀，一举攻克。在其戎马生涯中，此战可以说是王厚最经典的战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一代名将的卓越风采。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湟州之役的战果无疑是巨大的。一是收复了湟州并管下城寨周围边面地里，共约1500余里，东至黄河、兰州京玉关，西至省章峡、宗奇界，次西至廓州黄河界，南至河州界，北至夏国盖朱界；二是收复了湟州并管下城寨10所，即通川堡、通湟寨、省章寨、峡口堡、安陇寨、宁洮寨、癿当城、宁川堡、南宗堡，获得了众多军事要塞；三是招纳湟州管下大首领膝令等21族，户口约10余万计；大首领令奘行等50余人，小首领把班等400余人。“湟州一境土壤膏腴，实宜寂麦，控临西夏，制其死命。前世所欲必复之地，今仍一举得之。”消息传到北宋京城开封，朝野一片狂欢。

湟州大捷后，王厚率大军驻扎湟州，部署攻讨鄯州（青唐）和廓州事宜。王厚攻打和收复鄯、廓州所采取的策略，仍是剿抚并用。崇宁三年三月，监军童贯自开封返抵熙州，鄯州、廓州之役正式启动。随即，王厚与童贯率大军由筛金平出发，直奔鄯州。在进军途中，“陇右都护高永年为统制，诸路蕃、汉兵随行；知兰州张诫为同统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不测，于兰、湟州界侵扰，及河南蕃贼，亦乘虚窃发，骚动新边，牵制军势，乃遣知通远军潘逢权领湟州，知会州姚师闵权领兰州，照管夏国边面；另遣河州刘仲武统制兵将驻安强寨，因而兴筑甘朴堡，通南川、安强、大通往来道路。于是本路家计完密，无后顾之忧，大军得到专力西向。”四月间，王厚“命（高）永年将左军循宗水而北，别将张诫将右军出宗谷而南，自将中军趋绥远，期会宗哥川”。

有关攻克鄯州的细节，《宋史》王厚本传有生动记载：羌置阵临宗水，倚北山，溪赊罗撒张黄屋，建大斾，乘高指呼，望中军旗鼓争赴之。厚麾游骑登山攻其背，亲帅强弩迎射，羌退走。右军济水击之，大风从东南来，扬沙翳羌目，不得视，遂大败，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三千余人。罗撒以一骑驰去，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鄯州降。厚计罗撒必且走青唐，将夜追之，童贯以为不能及，遂止。王厚攻克鄯州之后，宋军一路势如破竹，顺势在几天之内攻下了廓州，“酋落施军令结以众降”，宋军再次获得大捷，“拓疆幅万余里”。

3、战争结果

王厚是一位杰出的统帅和军事家，同时也有较深远的政治眼光。对于如何管理新收复地区，他有着系统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为防止吐蕃诸族归顺后反叛，导致新的动乱，巩固和稳定所收复地区，王厚有着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

据王厚崇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所上奏状称，攻取湟州后，他自己回军河州措置事务，但“仍每月一次轮差将官领千余骑，附十余日粮，前去湟州及临宗、绥远、来宾一带巡绰。照管抚存新归部族讫，即回本驻札处”以防不测。

在如何治理所收复地区问题上，王厚也有至为周详的考虑。从他关于治理鄯、廓二州的想法和做法可见一斑：对原有居住人户，“田土依旧为主，秋毫不得侵占”；对于“与官军抗敌杀逐心黑之人，所营田土并元系西蕃王子董毡、瞎征、温溪心等田土，顷亩不少。已指挥逐州尽行拘收入官，摽拨创置弓箭手，应付边备，可省戍兵经久岁费，为利甚博”；招募弓箭手“与新附诸羌杂居，伺察羌人情”，使之“不敢作过”，并“令逐州如有情愿投刺之人，一面招置，听候朝廷指挥。仍将已种到青苖，就便摽充为种粮去讫”。显然，王厚对收复地区的治理是有其长远考虑的。

此外，对收复地区归属不甚明了的所在，王厚还建议朝廷或增设新的行政建制，或使之归入临近州军进行管理。如崇宁二年，王厚收复通川堡、南宗堡、峡口堡后，上奏将其纳入湟州管辖。同年，王厚上奏“溪哥城乃古积石军，今当为州”，请求“以李忠为守，置河南安抚司”，得到宋廷的同意而付诸实施。又“乞以通远军依旧为渭州，升为节镇，并乞改差文臣知州。仍乞自朝廷选除”。打下鄯州后，根据王厚的建议，将其“更名曰西平，建为陇右都护府”。同时根据军事需要，在一些战略要地新筑了一批城堡。如震武城即是此时新筑的，不久升为军。经过王厚对收复地区的重新规划与治理，“至是唃厮罗之地悉为郡县矣”。

4、评价

王厚此次出师河湟，北宋*耗费了较大的财力，据说是“费钱亿万，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余缗”。但撇开其他因素不论，毫无疑问，经过王厚在徽宗崇宁间的征战与开拓，史称共收复湟、鄯、廓三州二十余垒，“自崇宁以来，……凡所建州、军、关、城、砦、堡，纷然莫可胜纪。”北宋王朝的版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所花费的代价应该说是值得的。

5、历史影响

王厚于北宋哲宗元符年间、徽宗崇宁年间两次出征河湟地区，均立下了显赫战功。尤其是在崇宁年间统率大军再次经略河湟期间，王厚不仅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卓越建树和军事艺术，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治理边疆地区的政治智慧。

但是要准确定位和评价王厚以及他在北宋晚期的军事活动并非易事。其所以然，是因为至少如下方面需要首先釐清：

其一，在宋人的词典里，“拓边”是贬意词，且王厚去世20年后北宋王朝即告覆灭，必须说明王厚的军事活动与“靖康之难”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其二，王厚虽然经营西北卓有成效，但这一地区不久便落入金人之手，其意义又何在；

其三，王厚征战河湟实际上是哲宗、徽宗“绍述”的重要内容，如何将王厚军事活动的性质与“绍述”的性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其四，如何估价北宋“重文抑武”的传统国策以及北宋晚期众多负面历史人物对王厚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给评价王厚和他的收取青唐带来了困难。

宋室南渡之后，“靖康之难”的成因是南宋朝野痛中思痛的重要内容，由于诸如两宋之际杨时之流的官员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复杂作用，南宋朝野将蔡京等人的胡作非为简单等同于王安石变法，从而得出了北宋之所以覆灭的似是而非的答案，因而王厚多年征战西北边陲的功业不仅未能得到南宋君臣的认同，反而与祸国殃民等同，于是，一代名将王厚的风采也渐渐被历史尘封，甚至被歪曲和否定。对王厚个人而言，这是有欠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