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接触

非正式接触是指双方未事先约定、没有提前商定、没有特定接触的议题，在某个国际场合中刚好遇到一个机会可以接触，这就是我们平日所说的“驻足”。非正式接触多属于寒暄式、短时间的接触。在多边场合时采取非正式接触，外交场合上这种情况会有，但一般不特地强调。非正式接触显然比正式接触低一个档次。

1、关于中日“非正式接触”

2014年8月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非正式接触。双方就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交换了意见。王毅严肃阐明了中方原则立场，要求日方为克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政治障碍作出切实努力。

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自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举行会谈。日媒还强调，两名外长没有采取“短暂交谈”形式，而是入座会谈。

岸田则告诉媒体记者，他与王毅“谈了很长时间……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

而王毅则在此前表示，会面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最重要的是日方是否有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能否拿出实际行动。

就在岸田与王毅见面前不久，日本防卫省还发表了2014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日方一方面宣称要与中方开展对话，另一方面又坚持错误立场，通过各种途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我们不得不怀疑日方所谓对话的诚意和用意。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史为鉴，谨言慎行，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恪守“专守防卫”政策，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表示，“日方有关做法也再次反映了日本现政权十分消极的对华认知和政策取向，与日方宣称要改善两国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

由于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以及后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从2012年9月开始陷入僵局。

此次中日外长非正式接触的背景主要是日本多次提出要求，希望能在不同层面进行正式接触，包括首脑会谈和外长会晤。

由于中方认为在特定时段内正式接触的条件并不成熟，这种背景下，在东盟会议场合双方外长都出席的情况下利用短时间接触，王毅外长借此机会，严肃地阐明中方在中日关系方面的立场，强调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克服两国关系上的困难，要求日本拿出诚意。

2、中日政治关系现状

邦交正常化时间

1972年9月29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2014年中日外交接触

4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见*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

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

5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日中友好*联盟会长高村正彦。

5月9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日本自民党亚非问题研究会代表团。

5月28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代表团。

6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见*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

7月16日，**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会见日本*党代表团。

8月19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见日本跨党派年轻*代表团。

9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

10月28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见日本知事代表团。

11月10日，国家主席*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2月4日，国务院总理*会见第五届*21世纪委员会双方委员。

12月19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长河野洋平。

2015年中日外交接触

2015年的中日关系呈现“低潮波动”的特点。两国*继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期间会晤后，2015年4月在印尼亚非峰会期间再度会面。2015年5月，*主席出席*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两国关系气氛进一步改善。进入2015年下半年，受*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新安保法及二战70周年之际“安倍谈话”的冲击，中日关系再度下行，2015年11月两国总理借中日韩首尔峰会之际实现会谈后又有回升。

3、2016年中日关系展望

2016年，中日关系将延续两面性、阶段性发展的总体特征，竞合、博弈同步深化。中国经济将继续呈现竞争优势，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中日综合力量对比进一步拉开。而安倍*要“恢复强大日本”的势头也将有增无减。实力、政策、心态等因素综合作用之下，中日关系的战略张力、博弈烈度有增无减，特别是今年面对一系列重要事件与节点的考验，震荡幅度可能有所加大。能否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关系企稳进而深化务实合作，成为决定中日关系后续发展的关键。

日本内政影响对华姿态

2016年7月，日本将举行第24届参议院选举，率领自民党赢得这场选举，将是整个2016年上半年安倍内政外交政策的着眼点。经济民生对选情的影响最大最直接，也是安倍心中最没底的一个方面。2015年第二季度开始，日本经济连续两季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安倍经济学”短期效果消耗殆尽，而长期效果如何尚缺乏充分体现。

为避免刺激民众、让“反安保”再起高潮，安倍*还决定暂时推迟新安保法相关举措的实施。新安保法将在2016年3月生效并实施，但在*近日编制的2016年度预算案中并未予以体现。原计划要赶在2016年3月底之前配合新安保法落地、旨在扩大日美军事合作范围的《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的修订也被推迟。安倍*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保参议院选举。

安倍对参议院选举志在必得，动力来源于“长期稳定执政”的目标。同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届时安倍只要判断形势有利，即可能动用首相权限、提前解散众议院、与参议院一起搞“双选举”。而如若自民党经过“双选举”在众参两院均获得足够优势，那将意味着今后三年安倍再也用不着问政于民，高调落实新安保法、尝试正面*的通道将由此打开。2016年是《*宪法》颁布70周年，安倍很想“给个说法”。从“内政驱动”角度看，2016年安倍外交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上半年将保持低调、“隐忍”姿态，包括低调落实新安保法，而下半年将视参议院选举结果而动。这一基本走向，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态势与节奏。

“雷区”震荡危险不能排除

2016年中日关系面临几大“雷区”，再度剧烈震荡的危险不能排除。日本介入南海是其中之一。日本增加在南海的活动势在必然，包括以训练、联合军演等各种名目进入南海。除继续与美、澳以及菲、越等南海声索国开展联合军演外，日本还将以扩大“2+2”会议机制、转让二手装备等方式强化与东盟国家关系。

以*地区*换马为契机，日本是否图谋对台发展实质性关系，是中日关系的另一“雷区”。自台海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事故以来，日方已采取多项举措强化对台经济、贸易投资合作，下一步会否向政治、安全领域拓展？安倍胞弟、外务副大臣岸信夫一直暗中推动日本版的“与*关系法”。*民进党候选人2015年9月曾提出“致力于减缓区域紧张”、推动“新南向政策”等主张，这与日本的战略布局在思路与区域方向上高度契合。

中日在国际多边场合的博弈也将有增无减。安倍*将充分利用为期两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为“争常”而打拼。经过2005年冲刺挫败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更趋现实，不求毕其功于一役，更倾向于将联合国作为展开公共外交、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平台。此外，安倍*把2016年5月主办七国集团峰会视为对内展示外交成果、在国际反恐与确立“海洋法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良机。

辩证处理“稳”与“进”的关系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之年，而世界经济形势预计持续低迷、复苏乏力，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政治社会总体稳定、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任务艰巨，确保国际、周边环境与主要对外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尤为重要。从中日关系看，加强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带动自身发展是双方的共同需求，符合彼此利益，关键是如何化为现实、体现于政策。

中日互利合作空间广阔，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和技术领域、少子老龄化的应对等社会经济领域，也包括地区多边视域下的双边合作以及中国主体框架下的第三方合作等等。而结合上述分析，2016年上半年将面临一个为时不长的机遇窗口期。2016年安倍外交安全政策仍将呈现两面性特点，既谋划海上牵制，又争取经济合作。2016年5月，日本将主办中日韩峰会，谋求在推动三国自贸协定谈判等方面取得进展。面对安倍，中国应当采取抑制加利用的基本政策，通过推动务实合作，为中日关系的后续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从历史宏观看，中日关系现处于探索构建新平衡的过程之中，敏感、复杂、脆弱。中国尤其需要强化引领意识与主动作为，更加注重对关系的先行设计、环境塑造与互动规范，真正掌握主导权。实现稳中求进，需要辩证处理“稳”与“进”的关系。稳定为进取所必需，但又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万事俱备，而需要以合作实践逐渐“锚定”关系、最终实现二者良性循环。（以上为2016年1月8日《参考消息》报道，文章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