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

公孙弘（前200～前121），名弘，字季，齐地川人（今山东寿光南）。公孙弘布衣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同时，他倡导儒学，精通《公羊春秋》，是我国两汉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凡与他不和的人，他表面上伪装友善，背后却加以报复，如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公孙弘于公元前121年病死，时任丞相职，年80岁。

姓名：公孙弘

字号：公孙季、公孙次卿

所处时代：西汉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齐菑川国薛县人

出生时间：汉高祖七年（前200年）

去世时间：元狩二年（前121年）

主要作品：《公孙弘》十篇主要成就推广儒学

官职：丞相

爵位：平津侯

谥号：献侯

1、人物简介

公孙弘

公孙弘（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21年），名弘，字季，一字次卿（《西京杂记》记载），齐地菑川人（今山东寿光南纪台乡人），他出身贫寒，曾在海边牧豕为生，早年曾任狱吏，因罪被免职。40岁时开始研究《春秋公羊传》。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60岁的公孙弘，以贤良被征为博士。后因出使匈奴不合帝意再被免职。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诏令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推举公孙弘应诏，其策奏被汉武帝选为第一，召见后拜为博士。十年之中，从待诏金马门擢升为三公之首，封平津侯。公孙弘是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为西汉后来“以丞相褒侯”开创先例。其在职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并为儒学的推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曾著有《公孙弘》十篇，现已失佚。

公孙弘“恢奇多闻”，通晓文书法律，并以儒术加以文饰。在朝议事，善于体察武帝心意，提出多种意见以供选择；如果不合旨意，并不坚持己见，因此颇受武帝赏识，不久被提升为左内史。他常为顺从皇帝而改变原来商定的议案，因而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但武帝反倒“益厚遇之”。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阳善阴恶。生活节俭，虽俸禄丰厚，仍布被粗食，而以大部俸禄供养故人宾客。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戊寅，做了6年丞相的公孙弘薨于任上，谥号献。

公孙弘与人相处也有伪善阴险的一面。在奏事前，“尝与公卿约议”，但临到奏事时却常常为了顺从皇帝的意思，而改变原来商定的议案。因而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主爵都尉汲黯曾当庭诘责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汉武帝随即问公孙弘，弘回答说：“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汉武帝不但不责怪他，反倒“益厚遇之”。公元前。126年为御史大夫，两年后拜为丞相，封平津侯。

2、人物生平

大器晚成

《汉书•公孙弘传》书影

公孙弘家境贫寒，年轻时曾经当过薛县的*官吏，但不久就因为犯了错误而被罢官。为了侍养老母，他不得不在海边放猪谋生。直到四十多岁时，他才开始专心学习《公羊春秋》以及各家解释《春秋》的著作。他十分孝顺而谨慎，学习刻苦，使得他很快成为著名学者，深受家乡人推崇，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刚刚即位，就下诏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也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当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后向武帝报告情况，结果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发怒，认为公孙弘无能。公孙弘就上书称病，被罢官归家。元光五年（前130），汉武帝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亲自出题，选拔儒士，征求治国之良策。在策问中，公孙弘以儒家思想为本，以齐法家为用，奉天人感应说，讲“君权神授”，要求君主顺从“天德”以治天下。主张“遇民以信”，强调“民信”贵于赏罚，并由此提出“治民之本”的八条原则；在治政的指导思想上，主张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又糅合进法家“术”的思想，主张礼义、赏罚并用。由于受齐文化特别是邹衍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公孙弘思想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他奉行天人感应说，认为人事由天决定，强调治政与天德符瑞的联系，提出“积德”以顺“天德”的观点。尽管在所征召的一百多个儒士的对策文章中，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按等次被排在最后。但汉武帝非常欣赏公孙弘的思想，就提拔为第一。接着汉武帝召公孙弘入宫，见他不但文采飞扬，而且相貌堂堂，就再次立为博士。

虽然公孙弘对策得了第一，但他感觉未能尽意，没有直接涉及到当世现实，于是他又上疏直接指出当时吏治存在的问题，并以周公治周一事为例来说明，口气相当大。他说：“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汉书•公孙弘传》，以下只注篇名）汉武帝批阅奏疏后，见他竟然以周公自居，气势如此之盛，不由追问他自比周公如何。公孙弘回答说：“我是浅陋之人，怎么敢与周公比才能呢?但是我懂得如何治理国家。我听说虎豹马牛是不可控制的禽兽，等它被教训习惯，就可以牵引驾驭，听从人意了；矫正曲木的不用几日就能成功，销铄金石的不用几日就能熔铸，人对于利害好恶怎能与禽兽木石之类相比呢?用一年的时间使国家发生巨变，我还私下里认为这已经很晚了。”汉武帝听后非常惊异，决心慢慢考验他的才能。

当时，汉朝的地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武帝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并在那里设置苍海郡，北筑朔方郡。由于赋税沉重，巴蜀人民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汉武帝派公孙弘前往视察，出于对当地百姓的关爱，回来汇报时，他极言开通西南夷一无所用。他屡次进谏，要求汉武帝停止开边拓土的一切活动。而汉武帝不以为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并招来能言善辩的朱买臣等人，以设置朔方郡之便利来反驳公孙弘。他们连续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最终公孙弘只好说：“我是山东鄙陋之人，不知置朔方郡如此便利，希望罢止西南夷、苍海方面的工程而专营朔方郡。”汉武帝这才答应了他的请求。

圆滑世故

为官的两起两落，再加上贫困生活的磨炼，使公孙弘对生活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为他以后为官奠定了思想和行为基础。复出后因为直谏而接二连三地碰钉子，使他开始认真地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也学得圆滑起来。每次上朝，议论起政事来，他总是先开头陈述种种方案，让武帝自己去选择决定。有时，自己的观点和其他大臣发生了明显的对立，他也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向皇帝奏明事情，不被采纳也不辩白，逐渐给武帝留下了品行忠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的良好印象，受到皇帝的器重，地位也日益显贵起来。从圆滑中得到益处的公孙弘自然更加圆滑。

就这样，公孙弘只经过一年官就升至左内史，成为主持京师政务的重要官员之一。元朔三年（前126）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贵为三公后，公孙弘遇事更加小心，不争权，不辩解，言行注意迎合武帝的心思。最终于元朔五年（前124）替代薛泽拜为丞相。在这之前，汉朝常例以列侯为丞相，而公孙弘没有爵位，这似乎有违惯例，汉武帝于是下达诏书道：“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公孙弘传》）此后引为惯例，汉代拜相而封侯的制度就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从表面上看，公孙弘宽宏大量，虚怀若谷。实际上他嫉妒心极强，城府极深。他容不得比自己高明的人，更容不得与自己意愿相左的人。凡是与自己有隔阂嫌隙的人，无论亲疏远近，虽假装与之友好，暗地里却打击报复，在其从政生涯中留下了污点。促成主父偃的族诛和对董仲舒、汲黯包藏祸心的任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主父偃是汉代名儒重臣，在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的一系列决策中，他是提供思想和谋略的重要人物，深受汉武帝器重，任为齐国相。到任后，他严厉追查齐王刘次景的种种不法行为和不轨意图，齐王年少，害怕严刑诛杀，于是饮药自尽，没有后代。赵王刘彭祖与主父偃曾有前怨，害怕他会报复赵国，于是私下上书告发主父偃有收受贿赂的丑行。汉武帝闻知齐王自杀，认为是主父偃逼迫齐王，便下令*主父偃，按律治罪。经调查，主父偃确有贪贿的劣迹，但他从未胁迫齐王，汉武帝想从轻处置。当时，公孙弘身任丞相，因常与主父偃意见相反，心怀怨恨。他一反不肯当庭争辩的原则，说道：“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恶首，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主父偃传》）主父偃因此沦为族诛的结局。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他促使汉武帝制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人正直，常常批评公孙弘的阿谀之态，且治《公羊》学比公孙弘有名，因而遭到忌恨与排挤。公孙弘见汉武帝之兄胶西王放纵无忌，多次加害朝廷委任的胶西王相，于是乘机向汉武帝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王相，企图通过胶西王之手加害董仲舒。然而董仲舒学识渊博，威望较高，又善于处理同胶西王的关系，因此深受胶西王的敬重，免遭*。公孙弘的阴谋没有得逞。

即使是同僚汲黯，也遭过他的暗算。因汲黯正直敢言，多次在汉武帝面前斥责公孙弘阿谀虚伪、欺诈无情。公孙弘表面上宽容大度，背地里却伺机报复。他见右内史为是非之职，多皇亲国戚，难以治理，不少官员在这里栽了跟头，就极力推荐汲黯担任右内史，希望置他于死地。然而汲黯精通黄老之学，为人又耿直廉洁，使公孙弘的企图化为泡影。

官高戒奢

公孙弘未发迹时，有过在海边放猪的经历，那是一段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的生活。他贵为三公后，生活仍然比较简朴，用布被，每餐只吃一种肉菜和只去皮壳的米饭。但这种异常的节俭使不少人认为他是在沽名钓誉。

一次，主爵都尉汲黯就曾向汉武帝告发公孙弘的虚伪欺诈。当汉武帝以此事诘问公孙弘时，他坦诚地说道：“的确有这事。在九卿中汲黯与我最为要好，今日他所揭发的正中我的弊病。以三公的显赫地位和高贵身份而使用布被确实是在虚伪欺诈以沽名钓誉。况且我听说管仲为相辅佐齐国，有三处豪宅，奢侈可与国君相比，而齐桓公靠他称霸，这是对上?越于国君；晏婴为相辅佐齐景公，一餐不吃两种肉，侍妾不穿丝织的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这是向下比于平民。现在我官居御史大夫，用布被，使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都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确如汲黯所说。再说，如果没有汲黯，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公孙弘的回答机智而得体，汉武帝十分满意，并认为公孙弘十分谦让，确是贤能，许多大事愿采纳他的建议。

身任丞相后，公孙弘生活更加节俭清廉，顿顿粗米糙饭，而且俸禄多用于接待朋友、宾客，家中无多余财物。在奢侈浮靡之风日益盛行的汉武帝时代，公孙弘虽贵为丞相王公，却始终不为世风所移，自奉节俭，奉养父母孝顺谨慎，而且轻财重义，将俸禄大多用于接待朋友宾客，成为当时人们的表率。他以简约垂一代风范，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并得到了后人和不少史家的褒扬和称赞。汉平帝曾特意下诏表彰了公孙弘节俭的美德。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在自序中称赞道：“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

布衣儒相

公孙弘不仅提出了可行的治国指导思想，还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为西汉全盛时期的到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儒学方面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位儒者大臣，他为汉初的儒学中兴、儒术独尊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正式成为官方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特别是在其实现落实的过程中，公孙弘以丞相之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他在儒学理论建构和创新方面鲜有成绩，但他以儒学干政，将理论和政治实践完满结合，在儒术独尊的保障、落实与发展上立下了汗马功劳。首先，公孙弘因治《公羊春秋》，以一介儒生平步青云荣登相位并封侯，本身就成为“以儒术取贵”的典型，从而强烈地刺激了天下学子欣然学儒的热情。据《史记•儒林传》记载：“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相风矣。”这无疑弘扬了重儒之风，保证了儒术独尊的地位。

其次，公孙弘进入仕途以后，时刻以发展儒学为己任，采用多种实际措施解决儒学发展中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即奏请兴学、置博士弟子和任儒生为官，从政治和教育两个领域推动了儒学独尊政策的逐步具体落实。

第三，公孙弘不但采取措施解决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且注意平息儒学内部的派别斗争，保障了儒学与其他学说斗争的实力，避免了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汉初的儒学基本上分为“齐学”和“鲁学”两大派，就其实质而言，鲁学尊传统，崇伦理，因循守成；齐学尚功利，重革新，善于顺应时势。齐鲁两派在汉初为推翻黄老之学曾并肩战斗，为儒学独尊而一致努力。但当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受到重视以后，他们在为取得朝廷重用上却发生矛盾。汉武帝决定让鲁学大师江公与齐学大师董仲舒相互辩难以定输赢。在这场辩论中，公孙弘以丞相之尊产生了重大作用。他明显偏袒《公羊学》，虽然牺牲了儒学内部个别派别的利益，却避免了因内讧而损失儒者长期努力奋斗获得的成果，保证了儒学独尊地位的稳定性。

同时，公孙弘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和措施为儒学独尊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和物质、制度上的保障，实现了儒学的政治化。他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并复其身，必然使儒学队伍不断获得新的补充，始终保持一定规模，也使博士子弟可以专心研习，为独尊的儒学之发展提供人员保障；他强调从儒家学者中择优充实各级官吏，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结合，将学术与功名利禄相挂钩，这不仅增加了儒学对一般士人的吸引力，而且势必不断改变官吏的构成，有利于提高官吏的文化素质和行政效率。随着儒者在官吏中的比例增加，又会从组织上进一步保障儒学的独尊地位及儒家政治的连续性。

作为一位倡导教育的先驱者，公孙弘与太常孔臧等一起上书汉武帝，提出兴学、置博士弟子以及任博士为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首肯。他在奏议中提出的有关兴学、招生、考察和任用等方面的制度措施，实质上是一篇建立官方教育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以儒学为核心教育内容的官方教育的正式开始，为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介布衣，公孙弘在耄耋之年从博士到左内史、御史大夫，直至拜相封侯，他都躬行节俭，清廉戒奢。西汉末年元始年间，平帝特意下诏表彰了公孙弘节俭的美德：“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俸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富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也。”（《公孙弘传》）他孝顺谨慎，以简约垂一代风范，得到了皇帝及许多史家的赞扬，影响深远。即使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节俭仍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布衣儒相公孙弘所起的表率作用至今也应引起人们的深思与借鉴。

3、主办事件

捕杀郭解

公孙弘以儒家学派的著作和言论作为基础，结合法家思想，将儒法思想相互结合，作为治理国家、办理案件的标准，将违法犯忌、反叛谋逆之人绳之以法。

郭解是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人，以游侠而闻名于世，年轻时心狠手辣，经常打架斗殴，私铸钱币，挖掘坟墓，包庇罪犯，干尽了坏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做了许多行侠仗义为后世称道的事情。

此时的郭解在江湖上已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朝廷的迁徙令成为郭解获罪的开始。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了稳定政治秩序，削弱地方*，加强*集权，下令将各郡国的富人迁徙到长安附近的茂陵居住。郭解作为名震一方的游侠，也被列入了迁徙的名单。大将军卫青出面为郭解求情，说郭解家中贫困，不符合迁徙的标准，不应该被迁。汉武帝却驳了卫青的面子，说郭解本是平民百姓，能让大将军这样的朝廷要员为他说好话，可见他并不是贫寒之辈。

恰逢这时候郭解的侄子杀死杨季主的儿子杨县椽，从此杨、郭两家结下了血海深仇，不共戴天。郭解虽名噪一时，但他身上早年留下的痞子气还在，一言不合就要刀枪相见，他和杨家有仇，一怒之下又将杨季主杀死。杨家的人告状申冤，郭解手下想为郭解效力，将告状之人杀死。汉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震怒，随即下令缉捕郭解。郭解闻风而逃，他把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郭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冒昧拜访籍少公，要他送自己出关。籍少公迫于郭解的宝剑，无奈之下将郭解送出。官吏得到消息，追踪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觉得难逃干系，就自刎身亡。这种复杂的情况让追捕的官吏绞尽脑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郭解抓捕归案。

郭解被抓之后，汉武帝派人开堂对其进行审问，发现郭解所犯下的罪行都发生在朝廷赦令公布之前。按照汉朝的法律，皇帝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令，就会释放犯人。本来郭解运气好，以前犯的罪行可以既往不咎，郭解也可以保全性命，然而郭解不仅自己粗枝大叶，对自己的手下也疏于管教，他的手下经常挑起事端，犯罪杀人成为家常便饭，最终成为郭解命丧囹圄的导火线。

起因是济源的一个儒生和审理郭解案件的官吏闲聊。儒生作为郭解的老乡，当然对郭解早年干的勾当了如指掌。他说：“郭解实际上经常作奸犯科，触犯法律，怎能说他贤能呢？”郭解的门客听到有人侮辱自己的主人，勃然大怒，杀了这个儒生，并割下他的舌头以泄心头之恨。接连的命案让主审郭解的官吏十分愤怒，责令郭解交出凶手，而郭解派人搜查，却迟迟查不出凶手。

主审官吏无奈上奏郭解无罪，因为郭解杀人是在皇帝大赦天下之前，因此不再予以追究，而这次儒生被杀又不是郭解所为。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主管办理重大案件。公孙弘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郭解手下杀人灭口，临走还割断舌头，这种行为实在是残酷至极，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但他不知人善任，对手下教导无方，这种过失比郭解自己杀人问题还严重，倘若这种人不受到法律的制裁，怎么能保证天下百姓的安全？汉武帝听从了公孙弘的建议，随即将郭解绳之以法。

汉武帝统治时期，政治上加强*集权，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绝不允许不法游侠危害社会，扰乱社会秩序。公孙弘正是积极贯彻汉武帝的思想，运用儒家外衣下的法律武器处理郭解事件，大力肃清地方流毒，为*集权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审理淮南、衡山谋反案

公孙弘作为丞相，依据“《春秋》大义”处理了许多重大案件，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审理淮南、衡山王谋反案件。

汉武帝统治时期，淮南王刘安见武帝年近而立仍然膝下无子，以为有机可乘，暗中招兵买马、结党营私，伺机谋反取而代之。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之孙刘建得知消息，遣好友庄芷秘密赴京，向皇帝告发淮南王及其太子刘迁。

刘建本是淮南王刘安嫡亲孙子，为什么要向朝廷揭发祖父大逆不道的罪行呢？事情得从淮南王的家事说起：淮南王刘安有两个儿子，庶长子刘不害，次子刘迁。刘安素来不喜欢不害，专宠次子刘迁。淮南王立刘迁为太子，不害处处受排挤，太子刘迁瞧不起这个庶出的兄长，更不用说以礼相待。刘不害的儿子刘建为父亲鸣冤叫屈，暗中收集太子谋反的证据，伺机扳倒太子，让父亲有机会做淮南王的继承人。

淮南王伺机谋逆事件被告发之后，汉武帝派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立即审理此案。原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与淮南王有杀祖父之仇，极力向丞相公孙弘构陷淮南王的罪状，公孙弘决定深入追究，详细查案。

公孙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经武帝授权，他任用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为丞相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以《春秋》之义正之”。淮南王与其弟衡山王谋反案终于真相大白。在处理淮南王、衡山王谋逆之事上，公孙弘将儒法结合的思想理念深入运用到法治事件当中，他以《春秋》大义为指导，又能任用张汤、吕步舒这样的得力干将，胁迫试图谋反的淮南王、衡山王自杀。

不用卜式

公孙弘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主张臣子应遵纪守法，不可以肆意妄为，如有违背，应予以依法处置。

汉武帝时期，有个河南（今属洛阳）人叫卜式，幼时家中贫穷，他勤劳善良，从事农业生产，养殖牲畜，渐渐地靠牧羊发家致富。卜式为人品德高尚，虽为一介平民，却心系国家。当时正值西汉和匈奴打仗，卜式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上书汉武帝，愿把自己的一半家产拿出来，为抵抗匈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武帝见他不吝家财，慷慨大方，以为他有什么乞求，就派人打探他的意图。

使者见到卜式，问他是不是想以此提高自己的声誉，出仕为官。卜式说：“我从小牧羊，对当官的事儿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使者又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希望得到朝廷的帮助。卜式又说：“我这个人从来不跟人发生争执，邻里之间有家里贫穷揭不开锅的，我就慷慨解囊；有心地不善的人，我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乡里的人都觉得我诚实善良，我哪里有什么冤情呢。”使者说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卜式说：“现在国家正在和匈奴打仗，用钱用物的地方很多，作为百姓，本应该想着皇恩浩荡，为国家尽忠效力，这是我做臣子应尽的义务。如果人人都这样做，消灭匈奴就指日可待了啊！”使者回去之后向武帝如实汇报了情况。

在公孙弘看来，卜式的行为不符合封建正统的思想观念，恐怕是卜式别有用心。既然卜式的行为非人之常情，如果卜式因这件事得到皇帝的认可和鼓励，那么天下百姓会争相效仿，国家的秩序就要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他建议汉武帝不要因为奸佞小人的行为而扰乱了国家的法令。公孙弘将儒学的伦理观念应用于法治事务的处理，最终为汉武帝所采纳，卜式输边的想法未能实施。

4、人物政绩

罢西南夷、苍海郡工程

公孙弘对于边疆问题趋于保守。从建元年间第一次出使匈奴时言不合汉武帝之意到元光年间出使西南后反对通西南夷工程，再到反对置苍海郡、朔方郡及五原郡，公孙弘始终将边境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多次向汉武帝谏言停止边疆的营造工程，尽管武帝一直不以为然，公孙弘却从未放弃。元朔三年，升任御史大夫不久的公孙弘再次向武帝提出停止西南、苍海、朔方、五原的修建，在被朱买臣驳斥的体无完肤后，公孙弘依然没有死心，自退一步要表示赞成朔方郡的修建但仍然要求停止西南夷、苍海郡的建设。武帝这才同意。

反对任用酷吏管理百姓

公孙弘认为酷吏行事过于残忍，如果任用酷吏担任郡守之职，势必对待百姓不仁。因而反对汉武帝提拔酷吏宁成为郡守。

使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

游侠郭解在大赦之前多有命案，虽然后期有所转变，然而他的门客却因为他人对郭解不敬而杀人。按当时法律郭解应无罪释放，然后公孙弘却谏言郭解之罪大逆不道应该诛灭。东汉荀悦认为，游侠在民间作威作福，培养自己的*，他们违背道德破坏法纪，造成社会的动乱。

5、政治思想

公孙弘没有留下自己的理论著作，其思想主要在他的贤良对策中反映出来。

公孙弘的最高哲学范畴是“和”。公孙弘认为任何两种事物都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便是“和”。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主和百姓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人主如“和德”，百姓就会“和合”，从而达到一种天下太平的和谐局面。作为社会领域中的个人来说，心同气、气同形、形同声都是相互对立的，但“心和”就会“气和”“气和”就会“形和”，“形和”就会“声和”。

同时，公孙弘又通过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把人同天地联系起来，得出“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的结论，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公孙弘认为，“和”不仅存在于社会领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蓄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既然“和”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统治者应把它作为最高政治理想。公孙弘认为，统治者只有把握住“和”，才能使“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出现一个太平盛世的局面。

从“和”这一哲学范畴出发，针对汉武政治，公孙弘提出了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这八项主张实际上讲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

公孙弘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首先要使人民信服，统治者只有做到“业之”“理得”“有礼”“爱之”，才能使人民“不争”“不怨”“不暴”“亲上”，这是对公孙弘的“和”中“人主”和“百姓”这一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阐述。公孙弘在此强调礼义的重要性，认为“礼义者，民之所服也”。

同时，光有礼义还是不够的，还要明赏罚，只有“赏罚顺之”，才能使“民不犯禁也”。公孙弘把礼义和刑法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的结论。公孙弘的思想中渗进了不少法家成份，如“因能任官”“法义结合”“赏罚分明”等。不过，公孙弘与单纯的法家又有显著区别。他不像韩非那样否定仁义，而是肯定仁义，并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是比较典型的儒家思想。由是观之，公孙弘既不是单纯的儒家，也不是单纯的法家，而是把两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

6、儒学贡献

公孙弘

公孙弘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要点：

1、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2、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3、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4、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

公孙弘政治作为

7、轶事典故

后来居上、燕见不冠、齐人多诈、如发蒙耳、东阁待贤、三馆待宾、宁逢恶宾、字值百金、长倩赠遗、削竹抄书

汉武帝求贤若渴，任用人才不避亲疏，不问出身，不拘一格。建元六年（前135年），汲黯以东海太守召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一年后，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诏举贤良，公孙弘以策问第一而发迹，后升左内史、御史大夫，后拜为丞相。元光五年（前130年），侍御史张汤因治巫蛊狱发迹，后升太使大夫、廷尉、御史大夫。在此二人逐渐显贵与汲黯同阶之时，汲黯便责难诋毁他们。后来公孙弘与张汤均已位列三公，张汤升御史大夫时汲黯已迁为右内史4年，不在九卿之列。而汲黯却在九卿之位11年不曾升迁。汲黯为人心胸狭窄，因此对武帝抱怨说：“陛下任用群臣如堆积柴火，后来的反而堆在上面。”

8、人物评价

司马迁：公孙弘行义虽?，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以广儒墨，弘为举首。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

班固：平津斤斤，晚跻金门，既登爵位，禄赐颐贤，布衾疏食，用俭饬身。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石显谮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严、贾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司马贞：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宽俭，内怀嫉妒。宠备荣爵，身受肺腑。

刘祁：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风一变，以学问为上，故争尚经术文章，一时如公孙弘、董仲舒、二司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备。

9、人物后记

公孙弘

公孙弘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居相位之时，上书请立太学，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又不是单纯的儒家，他的思想中渗进了不少法家成分。他以儒术缘饰文法，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成功地应用于国家治理的实践，他的思想对西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御史大夫，公孙弘审理游侠郭解案件，将声名显赫的郭解斩首示众；在卜式的问题上，他建议汉武帝不要因为奸佞小人的行为而扰乱了国家的法令；参与查办主父偃案件，将主父偃推入深渊；审理淮南、衡山王谋反案，迫使二人自杀。虽然学术界对公孙弘的性格和人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纵观公孙弘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他综合儒、法思想，将先秦法家的思想精华融入到新的儒学体系之中，并将其积极应用于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这种儒法杂糅的思维观念对汉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对西汉乃至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10、公孙弘墓

兴平墓址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公孙弘墓在兴平县东北十八里处。明朝李昌祺《剪灯余话》记载，霍去病墓西北为公孙弘墓。又元朝郑元佑《题魏钟繇》记载，霍去病墓西稍北，有一座比卫青墓封土更矮一点的墓世传为公孙弘墓。

据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公孙弘墓在茂陵西边较远处。1982年12月，咸阳市人民*公布，兴平市南位镇陈王村村南一公里处，南近高干渠，有一座圆形墓冢，即为公孙弘墓。然考古界尚未定论。该墓葬封土在*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据传墓前曾竖立小碑一座，早已丢失。

麓台墓址

清朝阎循观《程符山十咏·并序》记载，在潍县西南二十里的地方，东面有一座一丈高的高台，台下有七眼泉水，此台名为麓台，是汉朝平津侯公孙弘读书的地方。民国《潍县志稿》载，明朝刘应节在浮山下修建麓台书院，一名公孙弘书院。除此之外，麓台还有公孙弘别业、公孙弘牧豕处、公孙弘墓等众多说法。

1979年，麓台公孙弘墓被立为潍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月，潍县革命委员会在麓台旧址为公孙弘墓新立墓碑。

其它墓址

清朝毕际《淄乘徵》记载，公孙弘墓在淄川县南十五里处，地名为公孙庄。此处有一块断碑。当地的邑志记载，公孙弘墓在县南十五里龙口村的东边，但是墓已经不存在了。等到明朝嘉靖年间，一名知县寻找公孙弘之墓，得到一位老人的相告，便在老人所指之处重新修建公孙弘之墓。2009年3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于淄川区发现公孙弘墓遗址。此遗址位于淄川区龙泉镇韩圣村湖南公路东交叉路口处。据悉，韩圣村原称公孙庄，村庄北庄桥原名“平津桥”。“平津桥”地处“南园”，当地百姓称是公孙弘的花园。*时期，嘉靖时期复修的淄川公孙弘墓冢被夷平，原有的半块石碑亦被毁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