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與弼
吴与弼(1391-1469)，明学者。初名梦祥，字子溥，号康斋，江西崇仁人。年轻时得《伊洛渊源图》，慕而究读，罢科举。《明史》载其“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授徒乡里，四方来学，教诲不倦。天顺初征授左春坊左谕德。留二月，称疾归。晚年游闽，胡居仁、陈献章、胡九韶等皆出其门下。学宗程朱，注重“静时涵养，动时省察”。有《康斋文集》、《日录》等。
出生地：江西崇仁
1、史书记载
吴与弼
正统十一年，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于朝，请授以文学高职。后御史涂谦复荐之，俱不出。尝叹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天顺元年，石亨欲引贤者为己重，谋于大学士李贤，属草疏荐之。帝乃命贤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赐玺书，赍礼币，征与弼赴阙。比至，帝问贤曰：“与弼宜何官？”对曰：“宜以宫僚②，侍太子讲学。”遂授左春坊左谕德，与弼疏辞。贤请赐召问，且与馆次供具。于是召见文华殿，顾语曰：“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对曰：“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③，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帝曰：“宫僚优闲，不必辞。”赐文绮酒牢，遣中使送馆次。顾谓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时帝眷遇良厚，而与弼辞益力。又疏称：“学术荒陋，苟冒昧徇禄，必且旷官。”诏不许。乃请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帝曰：“欲观秘书，勉受职耳。”命贤为谕意。与弼留京师二月，以疾笃请。贤请曲从放还，始终恩礼，以光旷举。帝然之，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与弼归，上表谢，陈崇圣志、广圣学等十事。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所著《日录》，悉自言生平所得。
①洛闽：洛学和闽学，代表人物分别为程颢兄弟和朱熹。②宫僚：太子属官。③异数：这里指皇帝给予的特殊优待。
2、三度辞官
在吴与弼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也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就是他被朝廷召入京城，却三度坚辞皇上授官的情节。
据史料记载，吴与弼6岁入学，19岁赴京师金陵求学。偶然读到宋代理学创始人朱熹的著作，当即放弃科举考试返回家乡闭门钻研。21岁开始讲学，从学弟子甚众，其中不乏学有大成者。而众弟子中有一位叫娄谅，娄谅学成后教出了一名学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理学大师王阳明。明天顺初年，年近古稀的吴与弼已经成为儒家高行，声名远扬。朝廷派出专人召他进京。英宗皇帝下谕“烦辅东宫”，希望吴与弼教授皇太子。这事搁谁头上都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儿，但吴与弼却以“少贱多病，杜迹山林，本无商行”为由请辞。之后英宗三次挽留，三度坚决请辞。最终，英宗只有派遣官员将其送回，并以禄终身。
3、理学思想
吴与弼
天道观。“理”，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程朱如此，吴与弼亦如此，且身体力验，潜心研究，在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主张按自然法则办事，用“理”来检点日常行为，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他认为“痛省身心，精变物理”，是通“天道”的阶梯，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和认识事物的最高标准。他说，“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通过学习，修养而达到的。可见，吴与弼对“理”的见解，是符合认识事物规律的。
性善观。“人性之本善”是吴与弼继承、发展孔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可以通过教育和自身修养，达到“心地纯然”。他说：见到他人善、恶的行为，要以其为鉴，反省自己，收敛身心，使自身能够成为“明德”的“新民”。当然，他提出的自我道德修养，仍是以“圣德之言”为准绳的。认为要达到“新民”，必须学习“圣人”，加强自我修养，除去身外之物及各种私欲，才能到达“性善”的境界。从这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明代早期的理学逐渐向着明代中期王阳明弘扬的心学过渡。这可以说是吴与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践行观。古之儒者，崇尚躬行实践。吴与弼完全继承了儒家这一优良传统。他用“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把封建伦常的“理”，贯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断一切、处理一切，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乃至于忧和乐，生与死的标准，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圣人”、“贤者”。吴与弼认为，一个人要达到这一步，就需要“慎独”其心，“居敬”、“穷理”。“穷理”，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
苦乐观。吴与弼长期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和农民一样下田劳动，饭粝蔬豆，一生过着清贫生活。日子虽然窘迫，但他仍然拒收拜访求学者的报酬，安贫乐道，固守清贫，可说达到了“物我两忘，惟知有理”的境界。有一夜大雨倾盆而下，“屋漏无干处”，他泰然自怡，隆冬天气，他“彻夜甚寒，腹痛，以夏布帐加覆，略无厌贫之意”。
4、学派
由于他已成为儒学高行，举国仰慕，从学者很多，全国各地都有，其中著名弟子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魏庄渠等，稍后的理学家王阳明、湛若水等，都是吴与弼的再传子弟，形成名盖全国的“崇仁学派”。
5、教学方法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耕读相兼”并付诸实践的学者，其“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而*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及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就是吴与弼教育思想的现代演绎。
6、学术意义
吴与弼的重大理学意义，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下移。与孔子促成的第一次文化下移不同，明代发生的第二次下移，是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推动并完成的。在王阳明之前，中国文化一则为佛、道两家完全操纵，一则又高高在上，成为士族阶层的专利品，儒家与社会下层脱节现象十分严重。“阳明学”让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走进大众，使民间信仰不再为佛、道两家所完全操纵。王阳明作为吴与弼的再传弟子，“阳明学”可说是吴与弼“崇仁之学”的再传。还有广东的湛若水，也是吴与弼弟子陈献章的学生，因此说，“崇仁之学”构成了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下移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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