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灭佛
又称“三武一宗法难”。是中国历史上由帝王发动的四次大规模毁佛灭法事件。“三武一宗”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
1、北魏太武灭佛
概述
第一次灭佛在北魏时期,北魏太武帝初信佛教,后受寇谦之影响改信道教。公元447年因在讨伐盖吴反叛中发现寺院中藏有兵器,又查出酿酒具及钱财,又有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于是下令诛沙门、毁佛寺。由于太子信佛暗中相护,大部分沙门幸免于难,佛像、佛经也得到隐藏,但魏境内寺宇多被毁,佛教损失惨重。
南北朝及隋唐君主多崇尚佛法，令佛教力量日大，以致发生佛教与*争夺土地及劳动力的情况;部份佛寺渐变成”庸俗〃之地，参与不法勾当奸淫掳掠，无所不作，因此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遂有灭佛之举。
背景
时佛教都十分兴盛，大批田产及劳动都佛寺管理，国家的财富大批流入佛寺之中。
北魏佛寺有奴婢协助耕作和洒扫，并设有”佛图户〃和”僧只户〃，他们交出粟物给佛寺，作为”僧只粟〃，作灾荒时用。
北魏太宗帝一向崇道，信任道士寇谦之。谦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通图谶历教之学，兼修儒术，尝言：“受神中之诀，今当辅佐太平真君。”
对政治抱有期望，其时丞相崔浩为汉族领袖，亦精通术数，常欲整顿人伦，分明姓族，摧毁佛教，维持中国传统文化。崔浩既遇谦之，乃向太武帝推荐，帝嘉纳之，乃奉天师道，更诣道坛受符籙。浩每与帝言佛教之非，称佛教为虚诞，帝颇信之。时僧尼堕落，寺院僧尼数目增加也导致国家经济衰败，益激起太武帝灭佛之决心。
时间
(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发现长安一寺院藏有许多兵器，又於室内发现酿酒器皿与妇女密，疑寺院与盖吴勾结，乃成灭佛之导火线。帝命毁长安佛寺沙门，焚毁经像。
帝下诏灭佛四年后，崔浩以罪诛，灭佛事始渐息。
原因
综观此事，其根源在胡汉之争。丞相崔浩好道教，又好“五德终始之说”，想导太武帝承“古圣王之正统”，故极力主张排斥外来之佛教，太武帝亦有华化之思想，图继统中华，复加上经济受佛教影响太大，遂借盖吴之乱中长安佛寺不法事，下令灭佛。
此为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事件。
2、北周武帝灭佛
概述
第二次灭佛由北周武帝宇文邕发起。当时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武帝,谓“国治岂在浮图”,寺减僧,帝赞同。公元566-578年间七次召沙门、道士及百官论辩儒释道三教先后。建德三年(574)下令禁佛道两教,毁寺焚经,令沙门还俗。“汉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
背景
刘宗义熙末年，社会目沙门为五横之一，佛徒侵占农田，不劳而获，又可逃避租税力役。
北魏末年，佛徒人数有二百万，寺院三万余所，占北魏人口十五份一。
周武帝亲政后第二年，关中荒旱，命当户拿口粮出来卖，而寺僧却借荒年放高利贷。
奸人亦有匿於僧法之下，图谋*。如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沙门慧思谋反;又如太和五年沙门法秀谋反，皆须用兵讨平。
周武惩於前事，遂有灭佛之心。
帝本信道教，兼奉佛说，唯却深信治国须用儒术，时有还俗僧人卫元嵩者力说武帝建立一理想之地上王国，代替天上之佛国。
嵩与道士张宾相结，二人俱善术数，大受帝信任，武帝於是数次召集大臣，佛道讨论三教优劣。於574年又诏佛道大集京师，帝亲临太极殿主持讨论。张宾与僧人智炫辩论落於下风，帝亲斥佛教不净，智炫反指道教更不净，更牴触武武帝之短。武帝大怒，乃下诏∶
“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
由是道观寺院经像被毁，僧尼还俗，归於军民户。
原因
周武帝灭佛之原因有二∶
僧徒滥杂，寺庙多币，蛊害百姓社会；
尊崇儒家。
意义
综观之，武帝灭佛之根源在於武帝视佛道为虚妄，其组织不纳赋税虚耗国力，欲重振儒家传统，方便其励精图治之意图。
宇文邕
南北朝时期北周政权皇帝。字祢罗突。公元560—578年在位。鲜卑族。宇文泰之子,史称北周武帝。即位初由其堂兄宇文护专朝政。572年,杀护始亲政事。在位时,释免奴卑杂户,禁止佛、道二教,尽毁经象淫祠。严惩贪污,兴修水利。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灭齐后,在齐境继续推行禁法道法。历史上习以其与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柴荣合称“三武一宗灭佛”。
3、唐武宗灭佛
概述
第三次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又称“会昌法难”。武宗受道人赵归真、刘元靖等影响,以为佛教“非中国之教,蠹害生灵”,于是会昌五年(845)勘检天下寺舍奴婢,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计毁寺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多人,佛教元气大伤。
背景
唐中叶以后，诸帝大都信佛，宪宗遣使赴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还京，更轰动朝野，瞻礼者万人空巷。
惟唐自安史乱后，藩镇连年混战，均田制破坏，*财政日匮，百姓之赋役相对加重，由是百姓借寺院以逃税者渐多。唐代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贵族扩充庄园，多与寺院僧人相结，如此则不利於国家经济收入。
武宗即位后即亲信道士赵归真，对佛及其余宗教皆颇有不满。此外，武宗亦欲借没收僧尼产业以裕国家财政。於是於会昌五年(845)下诏禁道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佛教首当其冲被禁。总计其时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亦多达二十六万多人。
武宗灭佛时宰相李德裕出身北方经学世家，亦为灭佛之拥护者。故是次灭佛可算是儒道二教合力排斥其余各个外来宗教。(是次并毁景教，祆教与摩尼教)
其后宣宗立，又复佛法，杀道士刘玄靖等十多人，但武帝前佛教的盛况终亦不可复见了。
周世宗灭佛
概述
第四次发生在五代周世宗时。公元955年世宗下诏禁私自出家,不经朝廷许可的寺院予以废除。计废寺3336所,民间铜佛像全部入官用以铸钱。北方经过几次大规模灭佛,经论章疏散失殆尽,佛教日渐衰落。
就严格意义上讲，这位五代时较有作为的君主所推行的“灭佛”之举，出发点仍是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加强国家的赋税兵役来源，以求改变社会上寺僧过多过滥的状况。
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此外，“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资治通鉴》卷292）可见，此举带有整顿当时北方弊端丛生的佛教之性质。除废30336所寺院外，周世宗也没有对佛教徒大开杀戒，这次颇为温和的“灭佛事件”之余，*还保留了2694所寺院，以及留存僧42444人，尼18756人。另外，*规定了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铜钱，民间存铜像者过50天还不交，满5斤者以上的，一律处死。5斤以下者，量刑不等。这更直接显露了周世宗灭佛的经济动机。世称“一宗法难”。
到最后一次法难周世宗抑佛运动中，尽管世宗抑佛的手段比前几次灭佛“温柔”很多，只求将佛教的影响降低到他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然而，元气大伤的中国佛教已经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番折腾了。加上偷师禅宗的宋儒们开创出的理学的挑战，而佛教并无可以称道的理论创新，内外交困的佛教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衰败。
4、评价
北周武帝灭佛运动确立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的政治的原则，断绝了佛教寺院与平民*分权*，发展成为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确立了中国皇朝政教分离的传统，使中国在此后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得以在国家制度上保持了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唐武宗灭佛，佛教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由极盛而走向衰微了。但是大量僧尼还俗，寺庙土地与财富受过*所有，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供养僧尼的经济负担。
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有所不及。但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此后再也不复国教气象。中国佛教的大量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也在这些运动中毁灭。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
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
5、灭佛原因
“三武一宗灭佛”主要与当时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间日益突出的经济利益矛盾有关,也大多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相关。也就是说“三武一宗灭佛”一方面是佛教的发展已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
当然，“三武一宗灭佛”更直接与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决断密切关联。而在封建专制集权机制的运作下，皇帝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对佛教的兴衰程度甚至可起决定性作用。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衍变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时，就必然受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而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那种“神权绝对服从王权”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这一宣扬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无法游离于中国社会严苛的具体条件。
但灭佛也表明，当佛教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有利时，便会得到支持、扶植；一旦脱离或偏离封建政治轨道时，便会受到打击、限制。
6、排佛原因
三武一宗灭佛
君主常信道士而毁佛，三武皆崇道士而灭佛，道教因得君主之助而占上风.
此外，佛教徒绝少接触政治，道教徒反甚热衷，因而道士易循政途接触君主，利用君权打击佛教。
2.经济∶僧尼不织不耕，毋须徭役，更有奸徒借佛事聚歛，受人指责，基於国计经济原因，北齐文帝，北周太祖唐高祖皆有汰僧尼之诏，北魏太武帝乃发现长安寺中藏有富人所寄赃物万计才下决心灭佛以增国家财富，北周武帝，唐武宗亦以经济理由下诏灭佛。
3.民族：基于华夷之辨而排佛，中国有深厚之文化传统及特色，部份人以为华夏文化较印度夷狄者为优，佛徒服饰又与中国不同，故力加排斥。
信道者排斥佛教亦基於华夷之辨，因道教源出本土，灭佛存道，理由堂而皇之。
4.伦理：排佛者有三破论.
指佛徒不事生产，逃避赋役，佛事虚耗财富；
指佛徒遗弃两亲弃绝孝道；
指佛徒削发伤身，又有使民族有灭绝之罪，且如子弟较长辈早出家，又有长辈拜后辈之非，於礼不合。
7、佛道之争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古代中国人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和抵制。这种情况在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而其时人们排斥佛教的一个重要论据即是“夷夏”之说。
道教与佛教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发生在南朝宋、齐之间，这场争论以顾欢作《夷夏论》为肇端，双方围绕道佛谁先谁后、夷狄之教是否可以适用中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道教始终以本土宗教自居，配合儒家的纲常名教，反对来自印度的佛教“用夷变夏”；佛教则避开、或调和儒家一方，专攻道教的弱点，力图巩固佛教的生存地位。有关佛教的“夷夏之争”，本质上来说并非是中国与印度在广泛的民族层面上的冲突，而仅仅是中国本土各学派藉以与佛教进行论战，从而确立自己正统地位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