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为何只有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我国的史书是有很多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二十四史了,而在二十四史当中,却只有一本书被人们称为是“帝王之书”,这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所主编的一部书,是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不过这部史书并非是单纯记录某一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而是从周威烈王到五代后周世宗时期,前后跨度长达1362年,可以说是非常久了。然而这样一部史书却被人们称为是帝王之书,这又是为什么呢?
1、司马光为什么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名臣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为止,涵盖了十六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极高,许多人将它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家绝笔。自《资治通鉴》成书以来,它就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军政要人的必读书。清初大儒顾炎武评价《资治通鉴》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曾国藩则称《资治通鉴》乃是“先哲惊世之书”。
《资治通鉴》对后世的影响和价值毋庸置疑,作为该书主编的司马光自然功不可没。那么问题来了,司马光为什么要耗费十九年时间来写这部巨著呢?
司马光历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是当时朝廷中影响力最大的官员之一,同时也是公认的史学大家。司马光在台谏部门任职多年,作为一名言官,他曾孜孜不倦地向皇帝上书提出各种意见。但皇帝有自己的考量,因此司马光的许多建议都未被充分采纳。于是司马光便c开始萌生了想要写一部总结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兴衰得失的史书,让皇帝以史为鉴。
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向英宗进献了一部初成的史书——《通志》。宋英宗对历史非常感兴趣,看到司马光的作品后赞不绝口,唯一的遗憾就是内容量太少,看得不过瘾。于是他下令置书局于崇文院,命司马光继续编纂史书。
没过多久,宋英宗就驾崩了。他的长子赵顼继承皇位,是为宋神宗。神宗知道司马光是个很有能力的大臣,便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司马光一语就道破了当时国家问题的症结所在,听得宋神宗眉飞色舞。于是宋神宗打算让司马光主持改革,可没想到司马光却对皇帝表示自己没空。接着司马光对皇帝说自己正在写一部记录了历朝历代兴衰得失的史书,以后皇帝通过此书指导就会知道如何治理天下了。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要先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至于改革这种小事,交给其他人就能搞定。
宋神宗知道司马光个性执拗,不好强人所难。为了表示对司马光工作的肯定,宋神宗为他的作品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司马光拒绝了宋神宗的邀约,于是宋神宗便找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然而司马光却又偏偏要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各种变法主张,结果就是司马光被贬出京师,到西京洛阳任闲职,这下他终于有充足的时间来编著《资治通鉴》了。
2、资治通鉴为何是帝王之书由于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是想要给帝王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指引,因此他在题材的选择上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比如《资治通鉴》开篇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这一年周威烈王任命韩虔﹑赵籍﹑魏斯三位卿大夫为诸侯。古代礼法等级制度森严,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督率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各守本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春秋时期虽诸侯林立,可是由于有礼法制度在,所以无人敢僭越。
司马光认为维护礼制是天子的本分,周威烈王却自己打破规则让韩﹑赵﹑魏三位卿大夫成为诸侯,此举正是造成后来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没什么存在感的公元前403年,在司马光眼中却成了极为重要的年份。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资治通鉴》中还有很多,比如汉明帝的马皇后在历史上不算特别出名,但司马光却用很大篇幅来描写马皇后是如何德冠后宫,成为中宫表率的。而历史上许多比马皇后更出名的女性在《资治通鉴》中却没有提及,因为那些女性虽然有很多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但司马光认为这些事情毫无意义,所以不值一提。
许多人认为《资治通鉴》是部帝王之书,对普通人意义不大,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资治通鉴》中的许多案例典故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只有真正读过《资治通鉴》的人才会明白,这部编成于900多年前的历史书原来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职场、经商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启发。
3、资治通鉴的内容简介《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这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