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1、人物生平

少年时代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不过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在清华的演讲中，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老人还是孩子）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1945年纳粹投降，看过*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重的批判意识。他在以往的一次回忆中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哈贝马斯一生不但对诸多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M·韦伯、海德格尔、阿尔多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与当代著名的理论家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

大学时代

1949年—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获得教授资格）期间1953年的海德格尔事件对他触动很大。这一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1935年所作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阐述他的国家*理论，为纳粹德国进行辩解。这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1955年，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引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学者时代

哈贝马斯

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学生*运动的精神力量。由于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认识分歧，他同学生“德国*学生联合会”决裂。他指责学生们脱离现实、理论立场上过于教条主义，认为议会中的不*现象只能采取说服或者启蒙的形式解决，而不应该借用暴力。学生运动*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

由于这种矛盾，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1983年，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2、主要理论

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通俗地说，就是指“*之外，作为*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交往行动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

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

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3、思想历程

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反思期（1990——2000）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制度。

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

4、思想特征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2，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3，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4，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最近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5、主要著述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理论和实践》

《知识和人类旨趣》

《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社会科学的逻辑》

《合法性危机》

《文化与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沟通与社会进化》

《沟通行动理论》

《真理与论证》

《包容他者》

《事实与价值》

《认识与兴趣》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交往行为理论》

《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后形而上学思想》

6、影响中国

哈贝马斯曾于2001年4月访问中国，并以“全球化压力下的民族与国家”（Nation-StatesunderthePressureofGlobalization）为主题，作了一系列演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听众太多，许多人甚至在狭长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据说是社科院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学术活动。在清华大学，莘莘学子不顾劳累，东奔西走，为的只是能在易地后的报告厅里争取到一席之地，哪怕是站席也行。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场面都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在复旦大学，相辉堂几乎爆棚，面对滚滚人流，校方无奈之下，只有求助武警维持秩序，把报告厅变成进不得出不得的“围城”。

哈贝马斯及其思想在中国受到追捧并非偶然，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满足了正在进行关键性社会转型理论的紧迫需要。从内容上，哈贝马斯在中国的七大演讲的课题诸如*理念的文化间体性、亚洲价值与现代性的关系、哲学的实践性、*的正当模式、全球化及其挑战、世界主义、欧洲问题等等都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紧迫需要探讨的理论课题。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与在这些课题上的首席权威哈贝马斯的对话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是与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思想特征以及治学方法有关。如《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所指出，哈贝马斯的思维方式是后本体论思维方式，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思想特征是本体论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理论探索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全方位性，这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7、人物评价

哈贝马斯的哲学著作广涉而又专业，哲学思想博大而又精深，哲学体系庞杂而又巧妙。哈贝马斯以反潮流的勇气，对理性与真理的信仰与执着以及对话百家的精彩，独步当今哲坛，领尽学术风骚。迄今为止，哈贝马斯已撰写了二十多部论著以及数百篇各类文章。其论著全被译成英文。其中，《公共领域的转型》（1962），《理论与实践》（1963）、《知识与人类兴趣》（1968）、《交往行为理论》（1981）以及《对现代性的哲学辨论》（1985）被公认为哲学经典，而《交往行为理论》是真正划时代的巨著。1994年退休后的哈贝马斯，始终笔耕不停，出版了《对他者的包容》（1996）等著作。

进入21世纪，他继续出版了《分裂的西方》、《宗教与自然主义之间》与《欧洲：平淡的工程》等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哈贝马斯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列为20世纪100名世界名人之一，并被当今许多哲学家尊为20世纪末期最伟大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