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年6月24日）是巴黎第七大学语言学教授，法国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心理分析学家、女性主义者。

中文名：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国籍：法国

出生地：保加利亚

出生日期：1941年6月24日

职业：教授、作家、思想家、新精神分析学家等

主要成就：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之一

代表作品：《Semeiotikè（符号学）》

1、人物简介

克里斯蒂娃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原籍保加利亚，1966年移居法国，现为巴黎第七大学语言学教授。其知识履历横越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代思想宗师。罗兰·巴特概括其特点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总是摧毁那一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从中感到慰藉、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最新的偏见。”80年代以后，她在英语文化圈多被读作法国女权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家，与西苏(HélèneCixous)和伊利格瑞(LuceIrigaray)构成“法国女权理论的新神圣三位一体”。尽管她个人有时希望将自己与女权主义区别开来，但她那些独具风格的概念及其使用如“符号性”、“卑污”、“母性穹若”不仅与女性相关，且对女权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1969年，克利斯蒂娃出版其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之后，在当今的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领域开始产生影响。

2、人物经历

出生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生于1941年6月24日)，保加利亚裔法国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师，女性主义者，最近又成为小说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居住于法国。1969年，克利斯蒂瓦出版其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之后，在当今的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领域开始产生影响。她著述广泛，包括书籍、随笔和建筑意义出版物的序言(译注一)，其中包括有关互文性、符号学和屈辱性的见解，覆盖语言学、文学理论及批评、精神分析、传记及自传、政治和文学分析、艺术及艺术史。与罗兰·巴特、茨维坦·托多洛夫、吕西安·戈德曼、热拉尔·热奈特、列维-施特劳斯、拉康、格雷马斯、福柯和路易·阿尔都塞一起，她是最重要的结构主义者之一，当时结构主义在人文学科中占主导地位。她的著作在后结构主义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

第二故乡

克里斯蒂娃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斯利文，1966年12月移居法国，时年25岁。在几所法国大学中继续其教育。到达法国，克利斯蒂瓦感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逐渐消退，受到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思想的挑战。1965年加入“TelQuel小组”，她开始关注语言政治学，成为小组的活跃成员。克利斯蒂瓦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于1979年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工作可以视为尝试将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后结构主义批评。譬如，她对主体及其结构的观念与弗洛伊德和拉康有相似之处。然而克利斯蒂瓦拒绝以结构主义的方式理解主体，相反，她赞成主体总是“在过程中”或“在危机中”。她以这种方式促进了精炼结构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同时保持了精神分析的教学。她在70年代曾至中国旅行，并将其经历写成《关于中国女人》(1977)。

历程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于1960年到达法国，克里斯蒂娃感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逐渐消退，受到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思想的挑战。1965年加入“TelQuel小组”，她开始关注语言政治学，成为小组的活跃成员。克里斯蒂娃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于1979年完成。她早期致力于语言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研究，并在“原样”学派(Telquel)的影响下，遭遇了弗洛伊德和拉康。1969年和1970年出版的《符号学—解析符号学》、《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小说文本》使她在法国学术界脱颖而出。1974年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论文《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她的符号学研究的高潮，同时亦标志着克里斯蒂娃的研究重点即将从符号学转向女性问题。1974年,春天克里斯蒂娃随“原样”学派来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使克里斯蒂娃开始重视对个人内在经验问题，随后她的怀孕和分娩更加促使她关注母性问题和身体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1975年出版了《中国女性》一书标志着她开始走向女性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领域，开始着重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自此伊始，她从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探讨了女性、欲望、爱情以及边缘、颠覆等问题，分析了西方文明社会中人类表现出的忧郁、焦虑和恐惧症状以及医治心灵疾病的途径，并在随后的十余年写作了大量关于潜意识、性爱和女性主义为主体的作品。《圣母悼歌》(1977)、《真实与现实》(1979)、《女性的时间》是这一阶段思想发展的代表作。

3、人物主张

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

克利斯蒂娃最重要的主张之一在于符号学。她用的“符号学”一词不应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相混淆。对克利斯蒂瓦来说，符号学与婴儿的前俄狄浦斯期密切相关，而前俄狄浦斯的概念涉及弗洛伊德的、主要是克莱因及英国客体关系精神分析的著作，还涉及拉康的理论(前镜像阶段)。这是一个情绪范畴，受制于我们的本能，本能则存在于语言的裂缝和韵律中，而非词语的外延含义中。从这层含义讲，符号学反对符号(象征,symbolic)，符号对应着那些意味着较严格的、精确之含义的词语。她还以其关于屈辱(此概念涉及拒绝的原始心理力量，被指向母亲形象)和互文性概念的著作而闻名。

人类学和心理学

克利斯蒂娃认为人类学和心理学、或者社会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彼此，而是遵从相同的逻辑：群体和主体的幸存。她在对俄狄浦斯的分析中进一步声称，说话的主体无法自行存在，而是他“站在脆弱的门槛上，仿佛是由于一条不可能的划界而站立着”(《恐惧的权力(PowersofHorror)》，P85)。

在她对两种学科的比较中，克利斯蒂瓦主张，个体排除屈辱的母亲，以此作为形成认同的手段，这种方式与社会被构建的方式是一样的。在更广阔的尺度上，文化排除了母性和女性，并由此达成存在。

4、主要作品

《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

《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

《面对自我的陌生》(1988);

《心灵的新疾患》(1993);

小说有《武士》，《老人与狼》《特瑞斯我的爱》

5、作品影响

1969年，克利斯蒂娃出版其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之后，在当今的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领域开始产生影响。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克里斯蒂娃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被译为英文，其中大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与有影响的英译版著作是由托里·莫娃(TorilMoi)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Politics：FeministLiteraryTheory,，1986)，约翰·里奇(JohnLechte)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90)，A.E.本雅明(A.E.Benjamin)和约翰·弗莱彻(JohnFletcher)合编的《卑贱、忧郁和爱情：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Abjection,MelancholiaandLove:TheWorksofJuliaKristeca,1990)，大卫·多恩菲尔德(David.R.Crownfield)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体/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Body/TextinJuliaKristeva–Religion，Women，andPsychoanalysis,，1992)，凯莉·奥里弗所著的《阅读克里斯蒂娃》(ReadingKristeva：UnravelingtheDouble–Bind，1993)和她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伦理、政治与差异》(Ethics，Politics，andDifferenceinJuliaKristeva’sWriting,，1993)，还有诺勒·麦克菲(NoelleMacAfee)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2004)等著作。这充分显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6、与中国关系

克里斯蒂娃

1974年5月，克里斯蒂娃与罗兰·巴特、菲利普·索莱斯等五位法国的批判知识分子来到中国，在这之前她曾在巴黎第七大学学过四年的中文，但还是被中国的“刻板的官方言论”打击了积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无法真正把握住她所学习的古老汉语，与中国当代社会的言语现实，以及她所预设的中国女人的生存状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此行之后罗兰·巴特对中国的评论公开得很少，而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一书虽然顺利完成了，却很难说她已经以她惯有的敏锐，触碰到了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她在书中对中国女人地位的某些理想化描述，对中文“音调传统”的“前句法化”，以及中国文化主体的“母性秩序”之阴性化特质的赞扬，基本上还是从批判西方的父权话语出发，借以引申出东方的某种“他者化”本质，这在后殖民理论谱系中非常容易受到批评。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如果说克里斯蒂娃的中国之行，对于她写作《中国妇女》一书来说，是唯一的一次就地取材，一次“互文”行动发生的可能，那中国妇女当代感更强的生活，为什么在她的叙述中不曾指向费边所说的“同时性立场”(thepositionofcoevalness)。此次她在中国所作的讲演中重温了针对“中国经验”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因果性、神性、女性和男性、语言和文字等概念，是否有助于培养一种特别的人的主体性，不同于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所建构的人的主体性?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主体经验，究竟如何与我们普遍的，或至少存有差异的人类中的另一种行动者相遭遇、相对立或相互并存?”与此同时她也提到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我认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问题之间如何“互文”?借用后殖*义者对克里斯蒂娃的批判，如果说所谓“阴性”本质，无论体现在语言还是性别上，都是对第三世界民族一种前历史化的本质主义定位，而恰恰中国所发生的当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含有普遍性的冲动，克里斯蒂娃所目睹的共产主义中国经验是属于世界历史的，要对它进行有效讲述，解构主义加上后殖*义也未必足够，中国妇女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但问题在于她们和民族国家等群体性、“条件性”话题结合得更复杂和紧密，而对她们的整体化想象实际上不一定是克里斯蒂娃的强项。

7、所获荣誉

2004年，由于她的“最新研究的语言交叉点，文化与文学”，克里斯蒂娃被授予“霍尔堡国际奖”;2006年，她在政治上的观点获得“汉纳·阿伦特奖”。

8、人物评价

托里·莫娃(TorilMoi,1986a)指出，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识背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她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了解来自于在东欧时期的学习：克里斯蒂娃与同胞茨维坦·托洛多夫(TzvetanTorodov)一起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介绍到欧洲。这一时期的学习还令她拥有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托里·莫娃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知识背景，使克里斯蒂娃不仅能够很快地接受结构主义，而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计划运用和改造结构主义。诺勒·麦克菲(NoelleMacAfee，2004)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欧洲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她承继了黑格尔、尼采以来及法国一系列哲学家的脚步，利用后结构主义工具，对关于主体性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释。麦克菲指出：克里斯蒂娃发展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过程哲学”，它根本区别于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绝对同一与凝固化的实体论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