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地处泾渭交汇处西北约4公里的泾河北岸一级阶地上，南距现泾河河道约1公里，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自2004年首次发现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了持续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如庙底沟文化时期唯一保存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聚落*大型水池遗迹、半坡四期文化的制陶作坊区等多处重要遗存。经历年发掘，基本厘清了遗址范围内遗存的文化内涵、聚落布局结构等重大学术问题。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入选“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8年4月10日，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入选“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遗址概况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地处泾渭交汇处西北约4公里的泾河北岸一级阶地上，南距现泾河河道约1公里，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自2004年首次发现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了持续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如庙底沟文化时期唯一保存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聚落*大型水池遗迹、半坡四期文化的制陶作坊区等多处重要遗存。经历年发掘，基本厘清了遗址范围内遗存的文化内涵、聚落布局结构等重大学术问题。

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北部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经初步探明，该墓地总面积超过8.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

考古成果显示，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人骨保存完整，有非正常死亡、人骨移位现象。此前也有报道称，在已经发掘的这些墓葬遗址中，有墓主人“出现了曾经被‘剁手’的奇怪现象”。

2009年4月1日，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入选“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18年4月10日，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入选“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发掘情况

2015至2017年，为了解杨官寨遗址东北部遗存分布状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段环壕外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工作。

发掘区周围地势整体较为开阔、平坦，该地地形为一处北高南低的缓坡。北部现存一较低矮的土台，系晚期平整土地形成。

发掘区地层堆积较为简单，根据土质土色的差异可以将地层堆积划分为五层，各层基本均呈水平状分布，其中①层和②层分别为耕土层和近代堆积层，出土有晚期瓦砾等，②层下发现有少量明代墓葬。③层和④层为垆土层，两层的土色有较小差异，包含物甚少。第⑤层为冲积层，呈浅黄色，该层下发现大量的史前墓葬。第⑤层下即见生土层。

3、工作理念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注重文物保护工作，制定了详尽的保护方案，依托我院文保技术团队和保护设备，通过在发掘现场搭建有保护大棚、为单体遗迹订制了专门的保护罩、对出土的脆质文物进行及时、科学的提取等手段，对考古发掘现场、遗迹本体及各类出土文物等开展相应的保护工作。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制定科学的发掘方案，注重对墓葬相关材料的全方面收集。即在每座墓葬墓道的东端或西端、墓室中部分别留取15厘米的剖面，便于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了解墓葬内堆积的形成过程。发掘完成的墓葬和墓葬中出现的重要迹象，都及时进行文字记录、绘制图纸、拍摄照片、录制视频等方面的详细记录。对于墓地的原始地貌及墓葬本体还进行了三维扫描，建立墓地及墓葬的三维模型，以便于后期进行复原展示利用。同时，还建立了杨官寨遗址考古地理信息系统，推动资料信息化建设，有利于下一步分析研究。

鉴于本次考古发现的重要学术意义，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我们还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开展了体质人类学、DNA(全基因组水平)、病理学、稳定同位素、牙结石、腹部寄生虫、碳十四测年、孢粉分析、植硅体检测等方面的多学科、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研究，全面提取相关资料，深入研究墓地内人群组成、血缘关系、食物结构、形成年代、排列过程及其他方面等重大课题。

4、墓葬与遗物

杨官寨遗址出土文物

初步探明，墓地位于杨官寨遗址环壕聚落的东部，墓地西侧与东段环壕毗邻，墓地范围东西长约530米，南北宽约170米，总面积9万余平方米。目前已揭露面积3800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初步估计墓葬总数达数千座，规模空前。目前已对其中211座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发掘区南侧已被近现代两处取土坑破坏。

本次发掘的墓葬规格相近，基本都是小型墓。开口平面皆为长方形，长约2～2.5、宽约0.6～0.8米，深度鲜有超过1米者。个别墓葬的规格稍大，如M233，墓口东西长3.4米，宽1.25米，面积在4.25平方米左右。

墓葬方向基本为东西向，且同时期墓葬间未见任何打破关系，在部分墓葬开口的东端或西端还发现有圆形的疑似柱洞遗迹，推测可能为“幡”类标识墓葬位置的墓上建筑遗存。

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M388三维影像图

墓葬形制可分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类。洞室墓根据洞室的位置可划分为偏洞室墓、半洞室墓两型。偏洞室墓，均建造有长方形竖穴墓道，墓道底部多不平整，在墓道的一侧(墓道的长侧)掏挖一洞室安葬死者，根据洞室的位置可划分为向北偏和向南偏两亚型，其中以向北偏占大多数，个别墓葬的洞室向南侧偏。洞室修建应当经过严格的计算，均略大于墓主人身高，此类墓葬形制最为普遍，占已发掘墓葬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半洞室墓，属较为特殊的一种墓葬形制，均在墓葬西端(墓道的窄侧)壁面处向西侧掏挖与墓室连成一线的洞室，洞室进深20～65厘米，形似壁龛，仅能容纳墓主头骨或者上半身，该类墓葬数量较少，仅发现十余座。

彩陶盆

竖穴土坑墓根据有无二层台划分为两型。无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为挖建一长方形土坑竖穴埋葬死者，壁较直，该类墓葬仅发现十余座，数量较少。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的规格较洞室墓和不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稍大，多在墓葬底部建造有生土二层台，中部为墓室，人骨摆放于墓室内，个别墓室也向西侧掏挖半洞室，该类墓葬数量较少，占已发掘墓葬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在已完成发掘的墓葬内尚未发现有木质葬具，个别墓葬中人骨周围发现了疑似编织物包裹的痕迹。

M212墓主头骨旁并排整齐摆放的手指骨

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墓主骨骼保存较为完整，个别墓葬墓主人的臂部、腿部有缺失现象，还有少量非正常死亡现象，M151墓主人的颈部插有骨簪，应是致死原因。人骨保存状况一般，尤其以肋骨、脊椎及手、脚部等，以及股骨头、胫骨头等多孔隙骨骼腐朽较为严重，有的仅能根据残存的朽痕清理出大致轮廓。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朝西，面向上，双臂贴近躯干摆放，足部大多并拢，明显不同于人死亡后双脚呈“八”字状自然分列排布的情况。在发掘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墓葬中发现有手指骨移位的现象，有的指骨填埋在墓道内或散乱在人骨周边，有些摆放在头骨附近或骨盆内，有的手骨与尺骨自腕部整体分离约20厘米。

M114埋葬儿童与随葬龟甲

该批墓葬出土随葬品较少，大多数墓葬都不出随葬品，仅在少量墓葬中发现有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泥质筒形罐、陶钵、陶壶、陶杯等陶器，有些墓葬的随葬陶器被发现于墓道的填土内，且破损十分严重，还有些随葬陶器则明显是摔碎后再葬入墓葬的不同位置。随葬的器物还有玉钺、玉环、玉璧等玉器，石璧、石环、石珠等石器，以及骨环、骨簪、骨笄、骨珠等骨器。个别墓葬中出土有颜料，在一座孩童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龟甲。

5、学术意义

尽管本次发掘的墓葬随葬陶器数量有限，但墓葬内出土的重唇口尖底瓶、卷沿曲腹彩陶盆、泥质筒形斜腹罐、夹砂鼓腹罐等陶器具有庙底沟文化的典型特征，彩陶盆上绘制的弧线彩陶纹饰、彩陶壶上装饰的花瓣纹都是庙底沟文化最具特征的彩陶题材，而且墓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与环壕的测年结果完全吻合，因此我们判定该批墓地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这一发现填补了该时期考古发现的空白。

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为我们从宏观上进一步认识杨官寨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依据，也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埋葬制度、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婚姻状况、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课题的研究积累了实物资料。

而且，本次发现的偏洞室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该类墓葬的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的时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