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县衙

平遥县衙坐落于平遥古城中心，始建于北魏，定型于元明清，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在元至正六年（1346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整座衙署坐北朝南，呈轴对称布局，南北轴线长二百余米，东西宽一百余米，占地26000余平方米。

1、景区简介

平遥县衙

平遥城为县治所在地，设官莅事，必有常所。平遥县衙位于衙门街中段路北，坐北朝南，东西宽131米，南北长203米，占地2.66万平方米。建筑群主从有序，布局对称，前朝后寝，左文右武。明成化十年《山西通志》称：“平遥县治在城内西南宣化坊，元至正六年建，国朝洪武三年主簿孙在明重建。”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记载，县治于明万历十九年、二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八年间，均有过大规模的增建改筑；清顺治十二年及光绪五年补修添建。衙门外，左翼有观风楼，右翼有乐楼，前有照壁.衙门内，沿中轴线自南而北有仪门3间、牌坊1座、大堂5间、宅门3间、二堂5间（明代匾额名"忠爱堂"）、内宅5间、大仙楼3间。仪门外之东西厢窑（房）各7间为赋役房。大堂前东西厢各11间，为吏、户、礼、兵、刑、工房。大堂两旁设赞政厅、銮驾库各3间。宅内各层均有东西厢房。衙署东部有彰瘅亭，自南而北又有钏楼、土地祠、寅宾馆、侯祠、粮厅和花园。西部有申明亭，往北有重狱、女狱、轻狱、洪善驿、督捕厅和“马号”。这座古县衙的主要建筑均有楹联，如大堂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二堂楹联“与百姓有缘才到此地”；“期寸心无愧不负斯民”。

2、历史沿革

平遥县衙

自从平遥（包括此前之平陶）成为县治以后，平遥就有了它的政权机构县衙署了。早期的平遥县衙旧址都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已无处觅踪。现存于县城西南隅的县衙署为明清时期的衙署。据明成化十一年（1475）《山西通志》载，这座衙署初建于元至正六年（1346），明洪武三年（1370）由当时署理平遥县事的主簿孙在明主持重建，已六百余年了。平遥县衙创建已久，但由于历史原因，早期的建制已荡然无存了。据《平遥县志》记载，元大德七年(1303年)八月六日夜，县境发生大地震，人员伤亡’7000余名，房屋倒塌20000余间，县衙建筑亦倒塌殆尽。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县何其智将三间大门改修为砖砌门洞，于门洞上增修谯楼三问，并在县衙内东侧新修寅宾馆三间。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知县周之度在县衙大门外东侧增修观风楼一座。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知县杨廷谟对县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重修大门为三间，修仪门三间，东西角门各一间，新修土地祠三间，修筑木结构牌楼观政亭一座，重修大堂五间，其中东梢间为钱粮库，西梢间为武备库，公堂东西耳房各三间，东为赞政亭，西为銮驾库，新修吏、户、礼、兵、刑、工六房22问，大堂后修内宅，东设县丞宅，西有典史宅，在兵、刑、工房后修有公廨房，以北修县仓。至此，平遥县衙在明清两代的格局已基本定型。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将牢狱围墙改为砖石结构，在仪门外，大门里修砖窑14间，名日“赋役房”，以便里老收粮。衙门外东侧新修彰瘅亭、阴阳学、医学，西侧添修申明亭。衙署对面路西修筑管支马户，轿夫房，总补司房共9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知县汪丽日在衙署内东侧增修钟楼一座。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县署内东侧空地又修建侯庙，包括正殿、前殿各三间，戏台一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维修县署内东侧的关帝、观音、火神祠，将原址的三问正殿扩修至五间，祠西侧增修壮班正班房三间。清嘉庆六年(1801年)，在壮班房前增修影壁一座，在关帝、观音、火神祠前重修乐楼三间。清道光七年(1827年)，重修关帝、观音、火神祠内院东西配房，外院增修壮班西班房三问，厨房一间。清光绪五年(1879年)，知县恩端整修县衙东花厅。清光绪七年(1881年)，知县锡良整修二堂、耳房及东西门子房，同时整修宅门东西耳房及花厅院南房、东房，其余各处有毁坏者都予以修葺。有清一代的县衙修缮建制至此结束。民国元年(1912年)，平遥县衙改称县公署，知县改称县知事，至民国37年(1948年)下属组织机构多次更迭，古建筑长期失修。1949年，平遥县衙成为平遥县人民*所在地，之后多数旧建筑被拆除，改建。1996年修复衙门、大堂，以及申明亭。1998年底，在县衙办公的13个单位全部搬迁，由县文物局牵头对县衙实施全面修复规划。2000年上半年衙署中线和东线建筑群基本复原平遥县衙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

3、景区格局

平遥县衙

按照封建社会多年形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北京的紫禁城就位于老北京城的正中子午线上，山西巡抚衙门（现省人民*址）也位于旧太原城的正中线上。大约因为皇帝贵为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理当居中。各地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位居正中，当仁不让。再者衙门居中庸之位置，乃公平断事之所也。然而自唐宋以来，由民间俗神“八蜡”之第七神——“水庸”演化出的城隍爷，随着城池重要性的增强而越来越受到推崇。被道教奉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并兼领阴曹地府之狱讼。官府亦尊其为城池隍壕的守护神。这样，县城里有了“阴、阳”两所衙门，按照“天人合一，尊天为上”的礼制，县衙只有屈居下首了。元朝末年，红巾军等农民义军四起，统治者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乞求于神灵的心情更为虔诚，所以元至正六年（1346）把县衙署建在城中线的西侧。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为巩固政权，从宗教信仰上强化军民将士的王者心理，大行封赏天下城隍，诰封京都、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之城隍为“王”，全国各地府衙所在地之城隍为“公”，州衙所在地之城隍为“侯”，县衙所在地之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明史·礼三·城隍》）。不久又令各地供奉城隍时，以所在地的地名冠于城隍之前为神名。并要求府、州、县官上任时，须先祭拜当地城隍，并设司拨银定期祭祀。自此以后城隍庙居于县衙之左，也就成定规了。县衙大门外隔道相对原有一照壁，本系循民俗所建，所以照壁以南称为“照壁南街”。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原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州、县修申明亭，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由各里长调解，调解无效者方可具状击鼓。实际上申明亭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申明亭的设立也是明朝初年对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解决了千百年来县太爷被民事纠纷所困，无法脱身去整治、发展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业的陋习。大门廊下架设登闻鼓，立于洪武初年，百姓可击鼓上闻，申诉冤屈。大门外东原有“彰瘅亭”一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现已恢复。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县衙署大门以里，仪门以外，两厢为赋役房。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载，原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何其智在东侧修“寅宾馆”3间。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杨廷谟在仪门外两旁修赋役房七间，应共计10间。光绪八年（1882）版《平遥县志》的“县治图”上，也绘着赋役房，每侧为5间。近年来县有关部门复修时竟错修为12间，东西两侧各6间。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使游人一踏入衙署大门内，就心生疑问。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内涵而单纯加速古迹景点复建的商业意识，只能遗患后世，贻笑大方。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办事处。明清时期国家财政来源于向农民收取的田赋和丁银，田赋按农户拥有的土地以亩计收，丁银按人口计收。明清时期平遥城内分10个坊，农村分30个里、224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清康熙年间全县共有土地1016427亩，共有人口104822人，田赋折白银64177两，丁银7882两。多数农民只能交纳粮食，无法折交银两。国家征收赋役钱粮集中在秋收以后，当时收交数额大，运输工具落后，只能肩挑、马驮、车推，为了尽快完成，县衙事先排定各坊里上交赋役的日期，集中在此办理。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仪门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1619）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有等，不可乱礼逾制。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中门平时关闭，只在县太爷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平时走两侧便门，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一般人两门皆可出入，惟提审、押解犯人，必须走鬼门。

宅门

大堂院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东西两庑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部房之名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省六部”制。即隋唐以来，在皇帝专制下的*政权机构内，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立法，尚书省负责行政，门下省负责监察。明清时期更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各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为皇帝执掌不同方面的统治职权。使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井井有条。为适应这种完善而严格的行政程序，各省巡抚衙门、府、州、县衙，都按六部形式设置对应的办事机构，即“六部房”，也称“六房”。这种制度使封建统治明细化，提高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了皇帝对统治机构的驾驭效率，使封建制度及形式发展至顶峰。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明镜高悬”之典故，首见于《西京杂记》（汉刘歆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痛之所在。又有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后人则以“明镜高悬”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开会时所设的主席台，似也有此内涵。座谈会则不设主席台，以示人人平等，可畅听欲言。类似习俗，盖出于此。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观者对古人之设计构思，不禁油然而生钦佩之情。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清史稿·舆服志四》）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丁日昌《牧令辑要》第七卷）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结盟之所。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清顺治九年（1652）诏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区区县衙，何来銮驾？查明洪武年间“迎接诏赦仪”规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明史·卷五十六》）因此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而这种仪仗即仿制皇宫之銮驾。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

“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称做“丁忧”。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汉民族之儒礼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

平遥县衙

二堂内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掌稽检狱囚。无丞、簿，兼领其事”。（《清史稿·职官三》）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之“闻人”充任。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清代已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有一首《十字令》，专门描写典史之虎威：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招房”现今向人们展示、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当今的“职务补贴”。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2000两。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官居边塞或不开化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者从优，也算一种激励机制吧。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杨廷谟。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中，载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其实布展者当时若能稍微注意一下历史考证，就不会出此笑话了。据《清稗类钞》云，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不得携带家眷。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诏令此规可破。因此以往知县五百里外易地为官，知府以上需到千里之外，就连教谕、训导也不得在本“府”境内任职。家眷也一般不得到任所探视，加之社会观念封闭，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做文、吟诗、抚琴，生活单调枯燥，难享天伦之乐。不像当今之易地为官，每周五回府，周一上任，甚至每日驱车回家，早出晚归，充分发挥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体会不到封建时代易地为官者的苦衷。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清代改称大仙楼。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尽管复建时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历史的错误，但基本上都重建起来了，重建历史遗址是很难不出错误的。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尚未重修。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重修完毕，并向游人开放。“花厅”、“粮厅”均系县署内务设施。“壮班房”以及大堂月台下原有的“差役房”（东西对称，现暂未复建），是县衙里“三班衙役”之住所。所谓“三班”即皂班、快班、壮班。虽然都是衙署之差役，但其分工不同。皂班即皂隶，主司站堂、报事、行杖等内职。清代平遥县衙皂隶编制为知县用皂隶16名，县丞用皂隶四名，典史属下皂隶4名，洪善驿皂隶2名，接递甲皂20名。每名皂隶年工食银一律6两。快班即捕快，也分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人犯。清代平遥县署设捕快8名，年工食银及草料银共134．4两。壮班即民壮，每年由当地百姓中轮派青壮年担任，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及衙署内劳务。每人年工食银6两。“三班衙役”和杂役，其地位比胥吏更低，除壮班为良民百姓派子弟轮流服役外，一律被社会视为*役，投充者多为当地市井无赖。清代规定差役不得与良民结婚，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得做官。所以许多家族规定子孙不准充当差役，否则要削其族籍，不准入祠入谱。在平遥古城的古县衙大堂前，游客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表演，一位“县令”操着抑扬顿挫的北方音腔升堂断案，“和谐社会”、“双规”等现代热词不时“穿越”到表演现场，引得围观群众哄然大笑。那干练睿智的断案技巧、抽丝剥茧式的缜密推理，令人为之击节叹服。尽管这样的情景时常变换，但清政为民、惩恶扬善却是每场表演不变的主题。县太爷升堂表演已成为当地弘扬廉政文化、开展廉政教育的有效形式。

4、现存意义

平遥县衙

“一座古县衙，半部官文化”，平遥县衙作为国内现有保存完整的四大古衙之一，同样称奇的是，据考证，清代在晋商昌达兴盛的百余年间没有出现过一任贪官，当地繁盛的商业文明孕育了特有的官场文化。迈入这座沧桑古衙，从大堂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到二堂匾额“天理国法人情”，再到粮厅联“万事莫苛求只要大家共守此法；一心惟清白期与斯民相见以天”，随处可见的楹联匾额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了当时执政者对官吏的道德操守要求和为官者的自勉，蕴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贯穿着清官情结。作为古代基层政权的活标本，县衙中的一些建筑饰物上的廉政典故，譬如“公生明、廉生威”官箴，“异地任职”回避制度，“申明亭”、“瘅彰厅”调解民讼和教化民风的功能，清代雍正时期的“养廉银”制度等无不折射出一个时期廉政文化的特有魅力，极具积极的镜鉴价值。在任期间以“五不”（不题词，不受礼，不吃请，不剪彩，不批条子）著称的*总理2002年4月驻足古县衙“破例”题词，对平遥县衙所蕴含厚重的廉政文化大加褒奖。立足县衙年接待游客逾百万人次的现状，平遥县2009年将其辟为全县党员领导*廉政教育基地和廉政古文化传播基地，组织整理编写了解说词和《解读平遥古县衙的廉政文化》宣传手册，锤炼提升了升堂表演节目廉政文化品位；在全县导游中举办了解说员评比活动，使每名导游都熟知县衙廉政文化，宣讲县衙廉政文化，让每位游客在驻足领略古县衙浓厚的吏治文化的同时，感受一次廉政古文化之旅。基地建成以来，除新提拔的党员领导*要到县衙接受一次生动的廉政教育外，还组织近千名公职人员利用“七一”等节假日到县衙参加廉政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身临其境听取解说员讲廉，亲民堂前进行集体宣廉，事后撰写心得体会表廉等，有效培养了机关*爱岗敬业，勤政廉政的品行操守，有力推动了廉政平遥建设。

5、旅游信息

平遥县衙县太爷升堂、断案：表演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10：00　11：30　15：30星期六、日10：00　11:30　15:00　16:30,预约每场收费230元。门票：20元适宜季节：春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