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
黄远生，字远庸，1885年1月15日（光绪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县（今江西省九江县）的一个书香世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唐绍仪、赵秉钧、熊希龄等均是他笔下点评的对象，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
1、人生轨迹
少年时期的叛逆者
黄远生，原名黄为基，字远庸，1885年1月15日（光绪十年阴历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瑞昌市），远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时的笔名。出身于书香之家的黄远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黄远生十四岁（1899年）时曾考秀才未中。次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黄远生的家庭突遭变故，父母相继离世，自此沦为孤儿。同年，仕途不顺又痛失双亲的黄远生只得变卖祖上田产，作为生活费和进入浙江南浔公学读书的学费，开始求学生涯。假期则寄居在亲戚家。
十八岁（1903年）时，他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次年高中进士。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而文名大噪，获“知县即用”资格。但他不愿按照清廷惯例接受官职就此进入官场，而是以进士身份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学成归国后，以进士兼留学生身份投身新闻业。
在浙江南浔读书期间，黄远生就积极参加学生活动，由于其好与人交友和对社会愤愤不平的叛逆性格，黄远生成为学生社团集会活动最活跃的组织者。在日本留学期间，黄远生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对社会时政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以至于他通宵达旦地撰写或翻译文章，送到日本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记者生涯
1912年创办和主编了《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之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报》的撰述，同时还经常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他的文章犀利泼辣，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能从常事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深度，因此时人赞誉他的文章为“洞朗轩辟，幽隐毕达”。他以自创的“远生通讯”对当时几乎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陆征祥、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案、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总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他的报道“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邹韬奋也后来回忆说：“每逢有重要事故，他总能千方百计从最重要的来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闻材料，写成有声有色亦庄亦谐的通讯供给读者，当时他在探采新闻的活动力方面，是最足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远生遗著》
民国黑幕下的屈死者
1915年，袁世凯欲筹备称帝，极力收买知名人士为其鼓吹。袁世凯想将黄远生这位名震海内外的记者揽在他的旗下，便设法强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上海《亚细亚报》的总撰述，威逼利诱他写拥袁称帝的文章。黄远生耻于同流合污，为反抗袁世凯的胁迫与纠缠，9月3日与好友林志钧见面后便离开北京，前往上海。9月5日黄远生到达上海，后陆续刊登多篇启事，“余于民国二年，会登报自绝于党会曰：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为了躲避袁党的追逼，10月24日乘日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12月25日在旧金山遇刺身亡，时年不满31岁。
2、新闻思想
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体现在自觉意识和客观公正两个方面。
首先，针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方面，黄远生提出了著名的“四能说”（即脑能想、耳能听、手能写、腿脚能奔走），首创新闻工作者的自律规范，并在所做《忏悔录》中坦言：“余无一于此，何能为新闻记者？”“四能说”充分表现了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的自省意识和敬业精神。
其次，黄远生坚持客观公正地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黄远生陈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它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它之所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
3、历史地位
中国首位职业记者
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时政消息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人们都想通过报纸了解更多关于社会变化的动态，职业新闻记者应运而生。新闻记者职业化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不断建构和完善自己的从业规范、准入机制，建立起相应的新闻团体和新闻教育体系等，我国的新闻记者职业化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
当时我国的新闻职业化面临着报业发展和新闻学教育滞后、报馆经济难以为继、政治干预严重等诸多问题，然而黄远生率先放弃仕途，投身新闻界，希望建构起独立*的报界观念。过去报端所发表的文章多以政论为主，都是政治家在宣扬自身的观点，而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让借题发挥的政论家再也不能取信于民，于是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单纯的只是陈述新闻事实的报道。而黄远生在新闻报道中保持客观中立，此举得到同乡前辈李盛铎的赞誉：“吾见欧士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
新闻通讯的首创者
在黄远生之前，新闻工作者通常拥有双重身份，有封建士大夫阶层，如王韬、郑观应等；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还有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他们都有政治活动家和报人的双重身份，他们的新闻活动都有强烈的政治诉求，都有“舆论救国”的雄心壮志，但他们的新闻作品并不都是“不偏不倚”的。黄远生作为首位职业记者，将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在摆脱政论文章过分张扬的同时，创造性地书写“北京通信”。远生通讯是黄远生创造的一种新闻通讯文体，始于1912年初以“远生”署名的“北京通信”，一经面世就令人耳目一新，后来逐步为新闻工作者们广泛效仿。黄远生首创日记体通讯体裁，善于用素描手法刻画事件和人物，把政论手法和描述手法融为一体，夹叙夹议，客观中立，庄谐并进，情景交融，生动活泼，黄远生“确实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新闻通讯的奠基人”。
远生通讯的面世与黄远生个人的创新精神也有莫大的关系，黄远生从饱读诗书的“士人”成长为新闻界的革新者，他的文人思维方式在新闻写作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在新闻写作规范尚未兴起的阶段，政治家写出的新闻政治性强，故谓之政论；而文人写出的新闻则文艺色彩强，故谓之通讯。通讯相较之前的“通信”和“专电”，突出特点就是报道事实更加详细，少了些空泛的说理。
4、人物评价
可以说，黄远生是一位勇敢坚决地同专制集权*斗争的旧知识分子，是一位极力倡导民生主义的进步记者。在那样一个新旧思潮激荡，观念形态日新，而封建主义余孽尚未革除的时代，他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从拥袁到反袁，从反对共和到提倡民生主义，其政治地位的变换使他难以摆脱某些旧思想、旧意识的束缚，难以彻底接受新的社会变革思潮，在徘徊中难以把握其中的平衡，自然也就难以看清那个时代背景下社会动荡、政治变革的真相，最终只能为求独立*之报人宗旨而玉碎。
另外，正如黄远生所从事的新闻斗争一样，他的社会角色也让他时常感到矛盾与纠结。他时常在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这两个角色中徘徊，难以准确定位自身，并且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离开了政治生活而谈新闻的记者。他的纠结也是当时所有新闻从业人员的纠结，新闻记者职业规范尚未建立，记者队伍鱼龙混杂，新闻工作者即使保持客观中立，也未必能在党派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安身立命。“远庸的才具和性情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亦不是政治学者，只为他做了新闻记者，所以难非政客、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可见，新闻记者职业化的初期，记者自身角色的建构很难把握，身份的纠结正是黄远生惨遭迫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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